尽管社会和自然有差异，但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存在，其目的也许并不是为了那种自由与主观性。人类要在世界上生存、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幸福，要获得种族的繁衍，民族的成长和文明的进步，是绝不会以这种不可预测的自由作为自己的目标的。个人必须如弗洛姆所说的去逃避自由，去建立或依附现实的秩序，或者努力去预测、控制周围的世界，人只有在秩序中才能获得生存，秩序的解体即死亡。

大自然不会浪费任何东西，形而上学、伦理学绝不仅是卡尔纳普所说的仅仅是审美的意义，也不仅仅是像一些人所说的仅仅是主观的价值，而是也包含着对世界的预测和控制的要求，即使它们只是在精神中的一种想象中的控制。那些把知识与价值、必然和自由分离开来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二元论的结果，是不真实的。在那些文学和宗教的想象中，也同样表达了我们对一个合理、正义和平等的有序世界的希望，也是要使我们从混沌和自由中到达永恒，以使自己免于变化和死亡。

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尽管忽视了真理的普遍的方面，但他也从一个角度表明了真理的美好名称中包含着有用的成分。一个农民在森林里迷路，他可以顺着牛蹄的脚印找到正确的道路，这样就在预测中发现了通往新世界的道路，得到更多的生存资源。

康德认为人类“不断向着其生存的道德目标前进，尽管这一进步有时也会暂时被干扰，但它将永远不会完全中断或中止”

费希特预言，人类的使命是要把自己联结成一个唯一的整体，“如今这一目标大部分路程已经过去，我们将有把握的预计，这个目标，这个社会不断进步的条件，届时将会达到。”

孔德宣称用科学的实证精神来改造传统的哲学，使哲学成为精密、相对和有用的知识。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思想发展的普遍的三阶段规律，可以应用于一切领域。一切人类的思想和社会都依次经历这三个阶段，即从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到实证阶段，在社会变迁中依次表现为古代军事民主制、法治到工业家的统治。孔德坚信:“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进步能够被改变的只是其速度，而不是任何发展次序的颠倒或跃过任何重要的阶段。”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则认为民主乃是历史不可阻挡的趋势，“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斯宾赛在他的进化论中，认为一切自然和社会事物都经历从不确定的同质状态到确定的异质状态的演变。

罗素在描述古代罗马世界的衰落时说:“当你的积蓄明天就会一干二净的时候，勤勉就似乎是无用的了；当你对别人诚实而别人却必然欺骗你的时候，诚实就似乎是无益的了；当没有一种原则是重要的或者能有稳固的胜利机会时，就不需要坚持一种原则了。”

当人们只关注周围最切近的世界、心灵的光只能照亮很小的范围时，那更广大的世界便隐没倒黑暗中去了。

黑格尔哲学中，自然界是循环的、惰性的，没有创新和被动的，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但人因为具有理性，因此能够在自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更高的世界，并表现为一个走向进步和完善的过程。

强调人不同于自然，既会增加人预测和改造世界的信心，同时也会走向对理性和预测的否定。在这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并没有那么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那不同于自然的人本身究竟是理性?还是不理性?

当人完全等同于自然时，也会隐含着一种消极无为的宿命论成分。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说:“人类的命运和每个人的命运，任何时候都依赖于那些感觉不到的、直到它们的活动自行表现出来时一直隐藏在自然之内的种种原因。我们每个人和整个国家的幸福或不幸，兴盛与困苦，都是与某些力量相连接着的，对于这些力量，我们既不能预见也不能鉴定或中止它们的活动。人在外部自然环境的作用下，一切皆是偶然。”

在马克思主义中，则包含着双重成分，人的精神和社会均是自然演变的产物，与自然一样具有普遍的规律，“理性不是违反自然的”，“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认识，必然是相互一致的”，“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的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规律的。”但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不等同于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人的精神来自自然又高于自然，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在这点上，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认为他忽视了人的思维的主观能动的方面，“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人的思维依赖于人的大脑，但它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具有“改造世界”和“实践批判的”活动意义。在社会历史中，个人的活动和目标是难以预测的，但是社会作为一种合力又是具有方向的。自然的历史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而在社会历史中，“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对人类来说有一种更完善、更完美的境界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