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提到，现代社会的警察职能，当时由清军来承担。看守监狱、协收粮款、巡查地面、捕押罪犯、缉拿走私……在他们的操作下，皆成了来钱的营生。久而久之，又形成了监盗两便的陋规，一面是交钱，一面是放行。

关于此类劣迹，史料记载太多，无法也不必一一引证。好在许多论著对此多有论述。在这里，我只想引证一条与本书主旨较密切的材料：
1841年，两广总督林则徐革职后奉旨前往浙江军营。路过湖南时，这位已亲历战败的大吏向当时的名士包世臣透露：
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者。

“土规”即鸦片走私的陋规。这里提到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自然应视作文学的语言而不能当作量化的分析。但不管夸张的色彩有多浓，林则徐、包世臣用此等数字对照，可见问题之严重程度。

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世界上可以有一万种罪恶而安然无事，唯有一种足以致命：执法犯法。曾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向以“整顿”出名的林则徐讨教，如何改变福建水师兵匪一家的局面，林对曰：
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而后来督练湘军的曾国藩，更是一针见血：
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以上的描写，颇有专门暴露黑暗之嫌。其实，我为了研究结论的公允，曾千百度地寻找光明，但光明始终远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我的这一结论会否失之偏颇呢？只消看看当时人的言论即可释然。当时的人们因体会更真切，而评论更痛切，甚至呈递皇上的奏章中亦直言不讳。黄爵滋说：
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则有额无兵，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老弱充数，则兵即非兵，训练不勤，则又兵不习兵，约束不严，则更兵不安兵……顾何致积弊如此，臣思其故，皆由于营弁之侵饷自肥，扣饷自润……

（京城旗营）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声，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

耆英说：
营员兵丁，亦无不以民为可欺，藉巡查则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值，窝留娼赌，引诱良家子弟，包庇汤锅，代贼潜销牲畜。牧放营马于田间，名曰放青，阻夺货物于道路，指为偷漏。盗劫案件，则怂恿地方官，扶同讳饰；兵民涉讼，则鼓胁众丁，群起而攻。

在这些描写之下所能得出的清军总体印象，不正是一片黑暗吗？

至于由此而产生的训练废弛、军纪荡然，当时人的言论就更多了，我们已无必要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因此，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在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大量逃亡，坚持抵抗者殊少。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人的因素可以改变客观上的不利条件，又似毫无基础可言。

今天就更新到这，后面有时间会继续更新。

因此，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清军已经腐败。

可是，眼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又使用了既模糊又明确的说法，“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上层人士对此应负责任，而下层官兵毫无责任可言。他们的例证，正是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且不论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在逻辑上的错误，就此一说法的倡导者的心态而言，多多少少又有一些阿Q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