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兵力要小得多，正规军约14万，加上担负内卫任务的国民军6万，总兵力仅20万。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4。

中英两国远隔万里，英军自然不能全数派往中国。鸦片战争初期，英国远征军的总兵力，以海陆军合并计算，大约是7000人。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110。后英国远征军的兵力不断增加，至战争结束时，大约有2万人。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40。

人们从这些数字中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兵器上处于劣势的清朝，可以通过其在兵力上的优势来弥补缺陷，再加上本土作战，清军以众击寡，以逸待劳，具有某些明显的有利因素。

然而，上述结论仅仅是理论上的正确，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从此后各章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总兵力占优势的清军，在各次战斗中并不具有很大的优势，有时反处于劣势；在本土作战的清军，并不是总能以逸待劳，有时反疲于奔命。

这是为什么呢？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清军的编制。

清朝的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其中八旗又可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共约10万人，驻扎于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防亦约10万人，分四类而散布全国：一、保卫龙兴之地，驻于黑龙江、吉林、盛京（约今辽宁）三将军辖地；二、监视北方的蒙古族，保卫京师，辖于察哈尔、热河两都统，密云、山海关两副都统；三、戍卫西北边疆地区，守于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朗特）、科布多（今蒙古国吉尔格朗图）、绥远城（今呼和浩特）、伊犁（今新疆霍城县境内）、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今喀什）等地；四、也是最重要的，监视内地各行省，领有广州、福州、杭州、江宁（今南京）、荆州、成都、西安、宁夏六将军及京口（今镇江）、乍浦、青州（今山东益都）、凉州（今甘肃武威）四副都统。

清军的主体是绿营。除京师巡捕5营共1万人外，大多部署于各行省。一省的绿营体制为：

由此可见，除总督、巡抚自率的各标外，一省军事体制分提、镇、协、营四级，以营为基本单位。

清军在编制上的弊陋，主要表现在营以下。绿营中的营，没有固定的编制，而是根据驻守地区是否冲要、执行任务繁简程度而决定，人数从200至1000余名不等，长官亦分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四级，官秩从正三品降至正五品不等。例如，守卫海防重地吴淞口的吴淞营，因地位十分重要，共有兵弁1100余名，长官为参将，直隶于苏淞镇总兵。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营以下的建制及其分散驻防。据《宝山县志》，吴淞营营以下分哨，哨以下分汛。吴淞营除200名兵弁驻守吴淞西炮台外，其余800余名分布在县城及35处汛地。[注释]防守范围包括宝山县大部及嘉定县的一部分。[注释]每一汛地，驻兵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

是不是吴淞营的情况特殊而驻守特别分散呢？恰恰相反，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吴淞营的汛地不是特别多的。例如，号称精锐的湖南镇筸镇，额设兵丁4107人，“分布汛塘六十七处，驻守碉卡关门一哨台七百六十有九”。[注释]其驻防分散，不难想见。

从绿营的编制来看，在督、抚、提、镇各标中，由提督直辖的提标，是兵力最强、驻防最集中、机动性最强的部队。但是，它的情况并不优于前述吴淞营。

福建水师提标是清军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之一，驻守厦门。它共有中、左、右、前、后5营，额设官兵4300余名。其中一半是海岸防卫部队，另一半是舰船部队。就海岸防卫部队而言，它在厦门岛、鼓浪屿岛共有兵丁517名，但分在10处汛地、24个堆拨以及厦门城四门、水操台等40余处地方；又在厦门岛外围的大陆，沿马巷厅（今属同安县）、同安县、龙溪县、（今分属漳州市、龙海县）、海澄县（今属龙海）一圈海岸，驻兵1390名，分在41处汛地，每处3至201名不等。就舰船部队而言，共有大小船只67艘，其中48艘为战船（大横洋船、同安梭船），另有19艘为海岸巡哨之桨船；而在战船之中，又有13艘有固定的海上汛地，只有35艘可机动出洋作战。

我们不能用今日之军队整师、整团、整营地集中驻扎某一营房的概念，去想象当时的清军。就我见到的材料，绿营中没有一个营不分汛塘哨卡的，也就是说，营以下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的，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我仅见到200余名）分散在当时的市镇要冲等地。

就近代的军事原则而言，兵力分散意味着战斗力的削弱。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旦发生战争，要将这些分散的小部队集中起来，又是何等不易。在实际操作中，全部集中是完全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