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840年7月15日，两江总督伊里布获悉定海失守，从江苏、安徽等处调兵3550名增援宝山、上海，共涉及徐州镇、寿春镇、扬州营、狼山镇、福山营、京口左右奇兵营、镇江营、常州营、太湖营、高资营。每处300至500名不等。

二、1841年1月16日，湖广总督裕泰等遵旨从湖南调兵1000名增援广东，结果从提标抽兵300名、镇筸镇标抽兵200名、永州镇标抽兵200名、绥靖镇标抽兵100名、抚标抽兵100名、辰永沅道标练勇抽勇100名。

正是如此，道光帝从各省抽调，各省督抚从各标营抽调，各标营长官又从各汛塘堆拨哨卡抽调。此处数名、十数名，彼处数名、十数名，积少成多，临时任命将弁督率出征。鸦片战争中，广东曾得外省援军共1.7万人，来自湘、桂、赣、鄂、云、贵、川七省，浙江先后共得外省援兵共约2万人，来自闽、皖、苏、赣、湘、鄂、豫、普、川、陕、甘、桂十二省。这些临时拼凑的部队，兵与兵不熟，兵与将不习，必然会使整体战斗力水准下降。

那么，这种抽调的方法究竟能集结多少兵力呢？

鸦片战争中，清廷共三次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海防：第一次是1841年7月获悉定海失陷后（是年9月英军南下时下令撤减）；第二次是1841年1月获悉虎门开战之后（是年7月因奕山谎报军情而下令撤减）；第三次是1841年9月获悉厦门失守之后。沿海各将军督抚皆从本省的内地抽调兵丁增援海口，其数量为：

从上表可见，除海口原设防兵外，抽调内地的兵力至多不过占其额兵的四分之一。此一数字可视为其最大抽调兵力之数，因为各省督抚们此后纷纷奏称“实无一兵可调”，又极为担心当地的“盐枭”、“烂匪”又会乘此兵力抽调之机生事。其中绿营兵抽调比例最低者为山东，而1842年1月28日山东巡抚托浑布奏称：“各口岸调防弁兵仅止于三千余名，在沿海尚形单薄，在腹地已涉空虚……”[注释]尽管山东抽调的防兵仅占其额兵的六分之一，统治者就已感到难以维持地方上的正常秩序，只能抽回一些。

由于沿海各省的清军不敷调用，清廷从内地各省区抽调兵丁增援沿海，其数字为：

由上表可见，为了支撑战争，关内各行省及东北地区，都有调兵行动。只有新疆和蒙古地区未抽兵参战。

以上清廷从内地各省区抽调的兵力，共达5.1万人，分别增援广东（1.7万）、浙江（最高时为1.8万）、江苏（最高时为1.3万，其中大部分为原增援浙江的军队）、直隶（1万）、锦州（1000）、芜湖（1000）；若加上沿海各该省增援部队及海口原设防兵，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实际动员的部队共约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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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说清王朝无法再集结更多的部队，但若要有很大的增加，则是不可能的。

尽管清军的编制非常不适应近代战争，但是，总兵力80万毕竟是一庞大的数字，鸦片战争中也毕竟集结了10万军队，与英国远征军最高兵力时的2万人相比，仍为绝对优势。

然而，有一项因素致使上述态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这就是上节提到的英军舰船。

英军“船坚炮利”，是当时清朝上下已经达成的共识，而在此共识之下，放弃海上交锋又成为清军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清军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只能在陆地被动地等待对方的进攻。

英军的舰船不仅是凶猛的进攻手段，而且是高效的运输手段，英军由此可重复使用其数量有限的军力。一艘战舰使用两次等于两艘。一名士兵参战两次等于两名。清军因其陆上调兵速度比不上英军的海上调兵，且不知英军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指导方针，只得处处设防。也就是说，全国几千里海岸线，都是其防御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