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空谷幽兰》至第四章，一惭愧于自身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缺知，二有感于即便是所谓汉学家，仍难以中立直叙，不免留存偏见。

《空谷幽兰》至第七章
作者仍然偶尔有些带偏见的叙述，但我也有自带偏见去读，从而读出一些偏见。很大一部分是写实，写一段不愿意正视的事情，大概就是我的不是我可以说，但却容不得别人说半句不是的私心。
对佛教的隐士或者说比丘与比丘尼们的修行产生一些疑问，既为寻一清净处而甘愿远遁深山，却又在面对缺衣少食不能生存时出山补给；一面追求自身的开悟，一面却又要依靠信众的供养；一边躲避尘世俗人，一边广建修行场弘法。
不是很懂，既是追求自身的信仰，只管修一己之身便可，为何还要号召普罗大众，是另一层次的度众吗？可度己的这份“信仰”，就一定能够确定是可以度众的信仰吗？又怎么能确定自己所坚信的就真正的是人间大道
大概一如春秋诸子一样，信自己所信，修自己所修，同时也要将所信所修弘扬于外，至于哪个才是真理正理，无从辨清，信哪个，哪个就是自己的真理正理

实体书太沉，没带在身边，有缘再看

《最后的熊猫》乔治·夏勒

《3096天》娜塔莎·坎普许
用了一些散碎的时间读完，初读来没有许多人说的那种震撼，可能是因为与视听比起来，阅读的感觉终究有限，再加上翻译过的文字，很难达到作者原本想表达的意思。但一但重新仔细的再次品读，许多情节就由白纸黑字在脑海中形成一副现实的景象，越是想，越是压抑。
对绑架者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没什么可剖析的，我也说不出来。换位思考，如果娜塔莎3096天的遭遇变到我身上，可能我坚持不下来，也许在396天，亦或者是36天时就已经放弃或是屈服，我们总是对自己自视甚高，对自己的意志力和信仰有过高的预估，支撑娜塔莎挺过来的是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也许是所谓的自由，也许是对自我的坚持。
书中有一段说“其一，人们不一定会信任暴力犯罪下的受害人。其二，通常人们对受害人的同情和产生的同理心十分有限，而且可能很快就转变为攻击与拒绝”。这段话让我想起前不久的江歌案，似乎也是这样，当案情的进展和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之后，曾经报以所谓同情心的人们，很快站到了攻击的一方，不遗余力的谴责谩骂，可以说是叹为观止，甚至是为加害方寻找可以洗白的说辞。做人嘛，即便不能真正的产生同理心，哪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不要做最令人作呕的那一类，用他人的痛苦彰显自身。
每一阶段总有不同的烦恼，不同的让我们以为一定过不去的坎，就像我的高中校长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现在认为的一切苦难，当你度过在回头看时，再大的坎也不过是经历”。时间是向前走的，所有的一切最后都会变成经历，不管坚持的是什么，不放弃多少都会得到回报。
娜塔莎出逃成功在2006年的8月23日，正巧那天是我的生日，她在书中说不喜欢别人把她定义为斯德哥尔摩症，但对她的资料中都在确定这一论断，我无法判断她到底有没有斯德哥尔摩症，但我觉着她所说的，她对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产生的不仅是痛恨、憎恶，还产生了依赖等情绪，这是合理合情的，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对加害者自然除了厌恶、痛恨再无其他，但那八年多的时间里，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是娜塔莎唯一接触的人，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可交流的“人”，“人”和“物”的最大区别在于语言表现的生命，简而话之，两个人的荒岛求生比一个人的生还率更大，即便其中一人会带来更无尽的苦痛。如果是将一个人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中，3096天不曾与外界接触交流，我想“自我”会更快的迷失。
所以说还是觉着不要轻易的对娜塔莎下定论，毕竟我们谁也没有真正经历过她经历的，又凭什么去评价她。

《起风了》崛辰雄，林少华注译版
至154页
快餐小说看多了，再看点正经东西发现自己文盲buff加倍加持

悔不当初装×买原文版，不知道哪辈子能啃完

上星期看完了，一直没落笔，因为不知道怎么落笔，林少华说这就是所谓诗意的爱情，一定程度上对“我”和节子都是最好的过程和结局，但我觉着在节子最后的一刹那还是会有遗憾，会想如果她一直好着，这样的生活一直下去该有多好。而“我”的话，短暂的幸福之后，一个人带着两个人最幸福时的记忆生活下去，一点一滴都能勾起曾经的回忆，这是幸福的也是最残酷的。
也在想，如果换我来做，虽然知道最后的最后未必是最好的结果，但也会这么去做吧。
林少华的译本不敢挑剔，只是他的修饰的定语真的太长太长了，虽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语句最大化的连续，但阅读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会有很累的感觉，有些地方觉着还是适当的断句比较好。

《杀死一只知更鸟》哈珀·李，高红梅译

读名著最麻烦的是看不懂、看不通、看不透，作者创作时的特定的背景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也就造成了那三个看bu×，在从前读外国小说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感觉，读这本书时感触格外深，是真的看不×。但也算磕磕绊绊读下来了，回味一下的话，在读的时候有些不理解的地方，慢慢的也能大概的理解一些。
人物来看的话，积极向上的就不说了，各种书评把我所能想到的词汇都用尽了，说点觉着不一样的地方，就个人的观点，有时候觉的主人公这个小姑娘确实是个麻烦，脑袋常蹦出三个字——有病吗？很多行径似乎不能符合我的判断，比如说她对姑妈的相处，我觉着可以有更温和的方式，或者说用口是心非的方法也好，没必要非要硬碰硬的顶撞，总感觉作者在有意识的向读者灌输一种观点，虽然每个作者都会通过作品向读者灌输什么观点，但真的非常不喜欢这种强硬的填鸭方式。
也许有译本的问题，通篇都透着浓浓的翻译腔，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阅读体验。也许是社会阅历不足，也许是对作者的创作背景不熟悉，总而言之读下来并没有带给我豆瓣书评中的那些纵深的感触。
读这本书的最大收获，就是让我再次明白了一个道理，名著虽然应该看，但也应该有选择的去读，许多名著的创作时代离我们已经很远，一些对时代背景不是很依赖的书还好，像这种基于时代背景而创作的作品，如果没有对当时的背景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读起来会非常的艰难，会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因此名著虽好，不要贪读，选择适合的最重要。

《两个故宫的离合》野岛刚，张惠君译

主要是说北京、台北两个故宫的前世今生吧，讲了两座故宫的由来，现在的合作，以及未来发展的观点，两座故宫其实就是两岸的缩影，文化是基于政治的，文化也是反映政治的，同样文化也是政治的工具。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作者是十分不赞同把文化作为政治的工具，但我觉着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能为政治所用的文化，压根就得不到传承和发展，两者不可能完全的分割开，即便是为了文化的延续，为政治服务是在所难免的。
书中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两岸故宫在日本合展的曲折过程，至作者截稿为止，台北故宫南院仍未竣工，台北故宫日本展仍未成行，我查了一下资料，台北故宫南院在2015年12月28日正式试运行，台北故宫赴日展览也在2014年6月24日举行，作者所述的这两个疑问都有了答案。
通篇所讲无非就是在两岸故宫的合作过程中，政治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好的不好的，积极的消极的，其实我觉着与其说是在讲两个故宫的离合，作者一定程度上是在通过两个故宫，在讲两岸的政治，以文化映射政治。
我的观点在于，文化的合作很重要，但一味只求文化而忽略其他就要不得了，毕竟文化虽然是纯粹的，但利用文化的人一定不是纯粹的，非要扯什么纯粹性的文化，不是装大尾巴狼，想挂羊头卖狗肉，就是太过于书生意气了。

我不是药神
本来没想去看的，看到朋友的评价还不错，正好有时间就去看了看，怎么说呢，或许是经历过一些事心境不同了，感触也变的很不一样，全片第一次让我红眼眶的地方竟然是程勇第一次成功卖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屏幕上每个人拿到药时欢乐的气氛，突然眼泪就出来了，可能是想到家里人了吧，第一次看到亲人在死亡线挣扎，进出ICU，一时找不到有效可控的药物，那种在生命面前的无力、渺小，这辈子不想再感受第二次，也是最切实的认识到什么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
鲁迅先生说治病救不了中国人，那是在动荡的年代，那么在现在的和平年代，除了把更现今的医疗技术普及到普罗大众之外，还有什么能救生死线上的人们呢。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私心在，程勇最开始的动机是为了私心，后来被推上不得不做时是被病人的私心，私心利己无可厚非，损人就实在要不得，其实都是普罗大众而已，所谓“英雄”不过是比普罗大众少了几分利己的私心。设身处地来想，现在的我有能力应对自己或者亲人那些突如其来的病症吗，显然不止是没有，等死都找不到个好地，那么在我仍健康的时候，在我还不需要去应对的时候，我又能做什么呢。在最底层挣扎的也好，还是站在中上层俯瞰的也罢，在哪里都不能忘了善良，站的越高越是如此，不能保证自己做个好人，但争取不做个坏人。
电影所展示的不单是光鲜亮丽一面，更要把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毫不保留的表现出来，一部好的电影不单是艺术影响，更应该引起对某一问题的深思，甚至能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这部电影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改编，一些情节经过艺术加工使人更容易接受，虽然展现了原本的社会问题，但总感觉仍有不足，依旧是对过去问题的整理总结，而非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很佩服一部分韩日电影，就在于真的是什么都敢拍，不过想想也是，如果电影所表达的是一件尚未得到解决、并且足以引起社会大规模讨论的问题，后续效应将无法得到控制，在现阶段来看，这种电影应该是不会上映的。

《公主之死》李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