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6日凌晨，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睡梦中安详羽化，享年（积闰）105岁。
国失典型，学术界纷纷撰文悼念，缅怀饶先生在国学各领域所做出的卓著贡献。
2月28日，饶先生出殡。香港各界人士送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学术机构致送花圈，香港特首致悼词。法国汉学界，在巴黎举行致哀仪式。饶先生的故乡潮州，更是暗灯哀悼。
作为一位学者，饶先生所享受的身后之“誉”可谓臻于极致。媒体和民间，大多称饶先生为“最后一位大师”“一代通儒”。类似于“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表述，在钱锺书先生去世后提过，季羡林先生去世后提过，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去世之后也有人提。饶先生自然当得起“大师”的名号。饶先生与钱锺书并称“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季先生仙逝之后，他痛悼老友，一向孤独的饶先生更加孤独了。
但与钱锺书、杨绛等先生不同，饶先生的仙逝虽然也引发朋友圈刷屏，但基本限于学术界，公众对他的认识还很不够。实际上，由于饶先生长期居住于香港，虽然很早便享有国际盛誉，但大陆学界很长时期内与香港及海外学术界缺乏联系，也便难以及时认识到饶先生的一些学术贡献。
饶先生所治之学贯通先秦到明清的各个时代、文史哲各个领域乃至旁及南亚、中亚、西亚文化，其渊博的程度在整部二十世纪学术史中都是很罕见的。他继承王国维、罗振玉等学术大家所开创的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诸领域，均卓有建树，乃至于日本著名汉学家池田温说：“二十世纪前半之代表汉学者可屈指王观堂（笔者按：王国维号观堂），而后半者应当举饶选堂先生（笔者按：饶宗颐别署选堂）。”季羡林先生甚至说过：“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单从学问的覆盖面而言，可以说没有人比饶先生更担得起“国学大师”的称号。
坊间有人不相信一个学者身上能有如此大的能量，称饶先生泛滥无归，各项本领只能屈居第二，无一能为第一。为中国敦煌学挣回脸面的著名文献学家项楚先生则回应道：“诸公无一项本领能居第三，乃大言不惭，讥固庵（笔者按：饶宗颐号固庵）各项本领只能居第二。蚍蜉撼树，多见其不自量也。”这并非简单的“you can you up”的逻辑，而是质疑饶先生学问之人大多只懂皮毛，乃至于张冠李戴、自作高明，在饶先生仙逝之后，此类人我见过不少。甚至有人说饶先生是“温州师范学院名誉教授的水平”，那又为何不提饶先生还是香港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耶鲁大学等国外高校客座教授、北京大学等国内高校名誉教授、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呢？
有些人对饶先生的书法颇有微词。饶先生晚年的书法自成一体，融汇其古文字造诣，个性鲜明，被称为“饶体”。一些人不大能欣赏这种朴拙的风格，实际上，饶先生擅长多种书体，有人评价他的书法“无所不能”。我看过饶先生的早期书法，既有飘逸的行书，也有端正的楷书——这些大家心目中的“好字”。正如书法大家启功先生，不少人认为他只会写“启体”，但看了他的书法展之后，才惊呼原来启先生擅长这么多书体。
至少在严肃的学术圈内，饶先生的学问和品行都为大家所推崇，无所谓异议，也便无所谓“毁”。
但有心人也会发现，网上随处可见“饶宗颐另一阴恶面孔”之类的帖子，给饶先生的声誉造成恶劣的影响。这些帖子，都出自陈端度之手。
陈端度何许人也？其目前的身份是旅日归侨，山西省侨联副主席。他还有个身份，便是陈梅湖之孙。
陈梅湖（陈光烈）是潮汕地区三大汉奸之一，曾担任汕头市日伪政权的秘书长、警察局长等职，抗战胜利后曾潜逃日本等地，国、共两党均将其定性为汉奸。
陈端度以归侨的身份回国之后，不遗余力做两件事：不遗余力为先人“平反”，不遗余力抹黑饶宗颐先生。
他为陈梅湖建诗文网，宣传先人的诗文；撰写《一位辛亥革命老人的传奇人生》之类的先人传记，称陈梅湖是“民族英雄”“抗日卧底”“史学大家”，在网络上广泛散播，并分发到全国各图书馆和学术机构。遗憾的是，陈梅湖的功过史有定评，陈端度“杜撰”的材料漏洞百出且过于夸张，令人啼笑皆非，自然也难入近代史研究专家的法眼。这也启示我们，所谓的后人回忆录，在很多时候的确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用作史料时应慎之又慎。
与此同时，他在网上各大论坛、贴吧发布一系列称饶先生“剽窃盗书、欺师灭祖、造假欺世”的文章，并将其广泛散发到全国各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在诋毁饶先生的同时，他还对饶先生的家人、学生以及其他说公道话者进行人身攻击，言辞之恶毒令人发指。
本来清者自清，此类谣言不值一驳，但陈端度十余年如一日在网上疯狂发帖，令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信以为真。在饶先生去世之后，还有人以此质疑饶先生，不免令人遗憾。其影响过于恶劣，有辱饶先生清誉，如我辈旁观者亦不能坐视不理。
陈端度的污蔑之词虽然编得有板有眼，但却丝毫经不起推敲，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曾发表《驳陈端度对饶宗颐教授的诬蔑之词》一文，以翔实的证据一一驳斥陈端度的言论，读者自可参看，以下简单陈述一下事情原委。
陈端度一再宣称饶先生“盗书”，霸占陈家藏书所谓的十二万卷藏书。首先，当时粤东藏书，以饶家天啸楼最为兴盛，陈梅湖的藏书并不知名，未被相关文献著录，更何况十二万卷的数目远甚天啸楼、天一阁等著名藏书楼，绝无可能。其次，据陈端度曾经发表的言论，陈家旧藏大部分在解放初被销毁，只是后来出尔反尔，怪罪到饶先生头上。最后，在移居香港之际，饶先生自家珍贵的藏书（包括其父饶锷的手稿）也在社会动荡中散佚殆尽，又怎么会将所谓的陈家十二万卷藏书偷到香港呢？饶先生虽是“富二代”，但移居香港之初，家中的藏书、家财散尽，蜗居阁楼，更无可能如陈端度所言在家中放置陈家十二万卷藏书了。饶先生生前拥有的书籍现在尽归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整理编目，既无天啸楼藏书，亦无所谓的陈家藏书。
陈端度还称饶先生是陈梅湖的弟子，指控饶先生欺师灭祖。陈梅湖本人编纂的《饶平县志补订》一书中，便有两封信的手抄原件，是饶先生写给长辈陈梅湖的，开头作“顽叟世伯大人尊鉴”“梅伯大人侍右”。陈端度则将其改为“梅师尊鉴”“梅师侍右”，以此说明陈梅湖是饶先生的老师。白纸黑字俱在，陈端度却试图偷天换日，篡改史料，其居心昭然若揭。
再看“剽窃”“造假欺世”的罪名。陈端度称饶先生剽窃他人著作，但他所举的例证，只要稍作对照，剽窃一说便无从谈起。更匪夷所思的是，陈端度称饶先生20世纪80年代去敦煌区区数日，却写出那么多敦煌学著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并称饶先生剽窃了敦煌一位“不知名中学老师”的未刊著作。殊不知饶先生很早便有机会接触藏于英国、法国等地的珍贵敦煌文献，其条件之优越远甚同时期的大陆学人，从50年代开始便在国际上确立了其敦煌学大家的地位，那时饶先生还没有机会去敦煌。如果说非要待在敦煌才能研究敦煌学，这让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敦煌学家情何以堪？从陈端度的种种“举证”看，甚至都缺乏基本的学术常识。
只要稍作细究，陈端度的指控完全不能成立。那么，陈端度为何如此执着地去“黑”饶先生呢？不难看出，这一切仍是为其先人“平反”服务的。由于饶先生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又曾与陈梅湖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短期共事，陈端度趁此机会将祖父塑造为国学大师的老师，并编织饶先生霸占陈家图书、剽窃老师著作等罪名，进一步提高祖父的知名度。
其实，一旦针对陈端度的污蔑加以辩驳，已正中其下怀。只不过陈端度的行径过于恶劣，不但伤害到饶先生及其家人，还涉及篡改历史，伤害真正的革命先烈，不能任由“病毒”扩散。有不光彩的过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断用不光彩去粉饰不光彩。
2018年3月1日
国失典型，学术界纷纷撰文悼念，缅怀饶先生在国学各领域所做出的卓著贡献。
2月28日，饶先生出殡。香港各界人士送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学术机构致送花圈，香港特首致悼词。法国汉学界，在巴黎举行致哀仪式。饶先生的故乡潮州，更是暗灯哀悼。
作为一位学者，饶先生所享受的身后之“誉”可谓臻于极致。媒体和民间，大多称饶先生为“最后一位大师”“一代通儒”。类似于“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表述，在钱锺书先生去世后提过，季羡林先生去世后提过，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去世之后也有人提。饶先生自然当得起“大师”的名号。饶先生与钱锺书并称“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季先生仙逝之后，他痛悼老友，一向孤独的饶先生更加孤独了。
但与钱锺书、杨绛等先生不同，饶先生的仙逝虽然也引发朋友圈刷屏，但基本限于学术界，公众对他的认识还很不够。实际上，由于饶先生长期居住于香港，虽然很早便享有国际盛誉，但大陆学界很长时期内与香港及海外学术界缺乏联系，也便难以及时认识到饶先生的一些学术贡献。
饶先生所治之学贯通先秦到明清的各个时代、文史哲各个领域乃至旁及南亚、中亚、西亚文化，其渊博的程度在整部二十世纪学术史中都是很罕见的。他继承王国维、罗振玉等学术大家所开创的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诸领域，均卓有建树，乃至于日本著名汉学家池田温说：“二十世纪前半之代表汉学者可屈指王观堂（笔者按：王国维号观堂），而后半者应当举饶选堂先生（笔者按：饶宗颐别署选堂）。”季羡林先生甚至说过：“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单从学问的覆盖面而言，可以说没有人比饶先生更担得起“国学大师”的称号。
坊间有人不相信一个学者身上能有如此大的能量，称饶先生泛滥无归，各项本领只能屈居第二，无一能为第一。为中国敦煌学挣回脸面的著名文献学家项楚先生则回应道：“诸公无一项本领能居第三，乃大言不惭，讥固庵（笔者按：饶宗颐号固庵）各项本领只能居第二。蚍蜉撼树，多见其不自量也。”这并非简单的“you can you up”的逻辑，而是质疑饶先生学问之人大多只懂皮毛，乃至于张冠李戴、自作高明，在饶先生仙逝之后，此类人我见过不少。甚至有人说饶先生是“温州师范学院名誉教授的水平”，那又为何不提饶先生还是香港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耶鲁大学等国外高校客座教授、北京大学等国内高校名誉教授、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呢？
有些人对饶先生的书法颇有微词。饶先生晚年的书法自成一体，融汇其古文字造诣，个性鲜明，被称为“饶体”。一些人不大能欣赏这种朴拙的风格，实际上，饶先生擅长多种书体，有人评价他的书法“无所不能”。我看过饶先生的早期书法，既有飘逸的行书，也有端正的楷书——这些大家心目中的“好字”。正如书法大家启功先生，不少人认为他只会写“启体”，但看了他的书法展之后，才惊呼原来启先生擅长这么多书体。
至少在严肃的学术圈内，饶先生的学问和品行都为大家所推崇，无所谓异议，也便无所谓“毁”。
但有心人也会发现，网上随处可见“饶宗颐另一阴恶面孔”之类的帖子，给饶先生的声誉造成恶劣的影响。这些帖子，都出自陈端度之手。
陈端度何许人也？其目前的身份是旅日归侨，山西省侨联副主席。他还有个身份，便是陈梅湖之孙。
陈梅湖（陈光烈）是潮汕地区三大汉奸之一，曾担任汕头市日伪政权的秘书长、警察局长等职，抗战胜利后曾潜逃日本等地，国、共两党均将其定性为汉奸。
陈端度以归侨的身份回国之后，不遗余力做两件事：不遗余力为先人“平反”，不遗余力抹黑饶宗颐先生。
他为陈梅湖建诗文网，宣传先人的诗文；撰写《一位辛亥革命老人的传奇人生》之类的先人传记，称陈梅湖是“民族英雄”“抗日卧底”“史学大家”，在网络上广泛散播，并分发到全国各图书馆和学术机构。遗憾的是，陈梅湖的功过史有定评，陈端度“杜撰”的材料漏洞百出且过于夸张，令人啼笑皆非，自然也难入近代史研究专家的法眼。这也启示我们，所谓的后人回忆录，在很多时候的确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用作史料时应慎之又慎。
与此同时，他在网上各大论坛、贴吧发布一系列称饶先生“剽窃盗书、欺师灭祖、造假欺世”的文章，并将其广泛散发到全国各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在诋毁饶先生的同时，他还对饶先生的家人、学生以及其他说公道话者进行人身攻击，言辞之恶毒令人发指。
本来清者自清，此类谣言不值一驳，但陈端度十余年如一日在网上疯狂发帖，令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信以为真。在饶先生去世之后，还有人以此质疑饶先生，不免令人遗憾。其影响过于恶劣，有辱饶先生清誉，如我辈旁观者亦不能坐视不理。
陈端度的污蔑之词虽然编得有板有眼，但却丝毫经不起推敲，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曾发表《驳陈端度对饶宗颐教授的诬蔑之词》一文，以翔实的证据一一驳斥陈端度的言论，读者自可参看，以下简单陈述一下事情原委。
陈端度一再宣称饶先生“盗书”，霸占陈家藏书所谓的十二万卷藏书。首先，当时粤东藏书，以饶家天啸楼最为兴盛，陈梅湖的藏书并不知名，未被相关文献著录，更何况十二万卷的数目远甚天啸楼、天一阁等著名藏书楼，绝无可能。其次，据陈端度曾经发表的言论，陈家旧藏大部分在解放初被销毁，只是后来出尔反尔，怪罪到饶先生头上。最后，在移居香港之际，饶先生自家珍贵的藏书（包括其父饶锷的手稿）也在社会动荡中散佚殆尽，又怎么会将所谓的陈家十二万卷藏书偷到香港呢？饶先生虽是“富二代”，但移居香港之初，家中的藏书、家财散尽，蜗居阁楼，更无可能如陈端度所言在家中放置陈家十二万卷藏书了。饶先生生前拥有的书籍现在尽归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整理编目，既无天啸楼藏书，亦无所谓的陈家藏书。
陈端度还称饶先生是陈梅湖的弟子，指控饶先生欺师灭祖。陈梅湖本人编纂的《饶平县志补订》一书中，便有两封信的手抄原件，是饶先生写给长辈陈梅湖的，开头作“顽叟世伯大人尊鉴”“梅伯大人侍右”。陈端度则将其改为“梅师尊鉴”“梅师侍右”，以此说明陈梅湖是饶先生的老师。白纸黑字俱在，陈端度却试图偷天换日，篡改史料，其居心昭然若揭。
再看“剽窃”“造假欺世”的罪名。陈端度称饶先生剽窃他人著作，但他所举的例证，只要稍作对照，剽窃一说便无从谈起。更匪夷所思的是，陈端度称饶先生20世纪80年代去敦煌区区数日，却写出那么多敦煌学著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并称饶先生剽窃了敦煌一位“不知名中学老师”的未刊著作。殊不知饶先生很早便有机会接触藏于英国、法国等地的珍贵敦煌文献，其条件之优越远甚同时期的大陆学人，从50年代开始便在国际上确立了其敦煌学大家的地位，那时饶先生还没有机会去敦煌。如果说非要待在敦煌才能研究敦煌学，这让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敦煌学家情何以堪？从陈端度的种种“举证”看，甚至都缺乏基本的学术常识。
只要稍作细究，陈端度的指控完全不能成立。那么，陈端度为何如此执着地去“黑”饶先生呢？不难看出，这一切仍是为其先人“平反”服务的。由于饶先生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又曾与陈梅湖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短期共事，陈端度趁此机会将祖父塑造为国学大师的老师，并编织饶先生霸占陈家图书、剽窃老师著作等罪名，进一步提高祖父的知名度。
其实，一旦针对陈端度的污蔑加以辩驳，已正中其下怀。只不过陈端度的行径过于恶劣，不但伤害到饶先生及其家人，还涉及篡改历史，伤害真正的革命先烈，不能任由“病毒”扩散。有不光彩的过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断用不光彩去粉饰不光彩。
2018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