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反映，登瀛桥周围垃圾满地，臭气熏人；桥身、石柱及其雕刻损毁严重，岌岌可危
被垃圾围困的沧县古桥
受访专家：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本报记者 谭卓曌
本报近日收到山东读者张新玲的来信。信中反映，他到河北省沧县游玩时发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代的登瀛桥周围全是垃圾，臭气熏人;桥身、石柱及其雕刻损毁严重……整个古桥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着实让人心痛。为此，《生命时报》记者第一时间赶赴该地进行了调查采访。
古桥成了垃圾堆
3月23日中午12点左右，记者到达古桥所在地——河北省沧县杜林乡。登瀛桥是一座三孔敞肩拱形石桥。它横跨滹(hū)沱河故道，连接杜林东街与西街，是沧县的交通要道。桥上残留的精美石雕和花纹，述说着它昔日的风采。桥的东北侧立有一石碑，上面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不远处有个蓝底牌子，写着“保护文物，禁倒垃圾”八个大字。但放眼望去，桥向南、向北200多米的河岸，是两条令人震撼的垃圾带。河边的槐树，树干已被垃圾埋住，红色、黑色的塑料袋挂在枝头。桥头不远处有刚倒的垃圾，剩菜里的汤蜿蜒一地，混杂着快要腐烂的香蕉皮、胡萝卜皮、动物内脏等，散发着一股恶臭。此时，从桥西南侧的小马包子铺里走出一名服务员，拎着一桶垃圾，走到桥边就往下倒，顿时尘土飞扬。
记者从岸边走到桥底，河道2/3的宽度已被垃圾侵占，这座三孔的石拱桥有两孔已没了水流。因为富营养化，河水已经发绿、发黑、发臭，上面飘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泡沫板、饮料瓶、零食袋等。整条河毫无生机，不见鱼的踪迹。旁边土层发黑的地方，还能见到垃圾袋焚烧的痕迹。
问起登瀛桥的过往，一位老人娓娓道来。登瀛桥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杜林原名登瀛镇，桥因此得名。之所以建此桥，是为了方便盐运。该桥于光绪年间重修，公元1957年加固，文革期间，桥上精美图案和石猴遭到损毁。
杜林东街一家烧烤店的大姐说，她小的时候，桥下河道的水挺多，小孩会在里面摸鱼捉虾、游泳戏水。那时，大家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剩下的用来喂鸡，垃圾不多。“大概是十几年前开始，村里的垃圾多起来了。尤其是杜林东街和西街上，有很多商铺卖吃的、喝的，垃圾都往桥下倒。”
“过去，红白喜事摆酒席，用的都是从家中带来的碗筷。现在，都买一次性的塑料碗筷，吃完就扔。”桥头一家蛋糕店的老板说，塑料袋、电池、农药瓶、农膜等各种化工产品进入村里后，垃圾越来越多了。
沿着杜林东街东行，整条街道上满是废弃物。一家叫康达药房的店铺右边，就是一个露天垃圾堆。当问及村民为何不将垃圾交由统一的环卫车辆处理时，村民说，乡里的环卫每隔三天清理一次垃圾桶，但这些垃圾桶基本一天就满了。记者再问登瀛桥下的垃圾有没有人管，村民只是笑笑。
垃圾到底有没有人管
沧县环保局环境监察队长孟峻峰也向记者证实，每个乡镇都有垃圾中转处理站。但问及登瀛桥下的垃圾，他表示不清楚，应向当地住建局和乡政府咨询。
3月26日，记者拨通了杜林乡政府的热线。对方回应，现在村里有志愿者不定期到登瀛桥底下清理垃圾，街道上有垃圾桶，比如北街这边就有50~60个绿色垃圾桶。
沧县杜林乡杜林东街村主任胡金秀告诉笔者，垃圾问题至少有一二十年了。这个桥距离市集不远，乡亲们赶完集，垃圾就随手乱扔。杜林东街放了垃圾桶，配备两位保洁人员，每天清理、回收垃圾，转运到离乡政府不远的垃圾处理站。但街上乱扔的现象仍屡禁不止。
胡金秀表示，她也不知道登瀛桥的垃圾具体归谁管，在她看来，仅靠杜林东街的两位保洁人员是移不了这座垃圾山的。“垃圾回收已重视起来了，村里组织了一批志愿者，每家每户定点清理垃圾，教村民垃圾分类。不过，志愿者的力量仍旧有些薄弱。今年是27个人负责200多户人的垃圾清运。”
农村垃圾如何破局
登瀛桥的环境问题只是中国农村垃圾现状的一个缩影。调查显示，67.5%的农村受访者表示自己家乡垃圾无序堆放问题严重。根据住建部数据，我国农村垃圾每年产生量是1.5亿吨，其处理率只有50%左右。这些垃圾对土壤、水源存在二次污染。
“农村的垃圾治理有其特殊性。”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城市有专门的队伍、充足的资金、健全的设施去处理垃圾，但农村地域广、人口密度低、污染分散，垃圾的收集和转运难度大。再加上基层环卫人员数量有限、村民垃圾分类意识淡薄，环境监管与保护工作不尽如人意。
刘建国认为，登瀛桥的垃圾堆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方能解决。如果乡镇解决不好，可以由区县去统筹规划，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改变垃圾围村现状，最关键的是完善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明确管理部门和惩罚条款，避免部门推诿、职责不清。“归根到底，农村垃圾治理还是没有得到跟城市垃圾同等的重视和支持。城乡二元体制不打破，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陈立雯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工作已有10年。她认为，要从源头分类来解决农村垃圾问题。浙江金华曾在三个乡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在每户农民家里放两只垃圾桶，分别标上“可腐烂”和“不可腐烂”。实施后，垃圾外运量明显减少。
读者张新玲在来信中，呼吁当地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抢救性地修复、加固登瀛桥。他建议，在附近修建一座新桥，疏导机动车辆通行，杜绝各类机动车上桥;拆除桥头两端保护范围内乱搭乱建的厕所、铁棚等;禁止倾倒垃圾;对两株百年古树实施特殊保护，重新竖立石碑，安排专人看管，让这座历经400多年风雨的古桥焕发新颜。▲
记者手记：
采访后，在网上看到一段文字很受感动：垃圾围村，并不仅仅只是农村的“伤疤”，更是整个社会的“伤痛”。提升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能力，化解垃圾堆积如山的困局，不仅是为了实现文明社会的体面生活，更是为了维护一种底线性的“安全生活”。
我去了杜林回族乡，为这个乡的垃圾问题而痛心，更为村民的不以为意而痛心。我不愿看到的一个的局面是，村民认为垃圾问题是政府的事，政府则认为这是村民的素质问题。绿水青山在这种相互指责和漠然中就消失了。
没有谁愿意生活在垃圾围城的世界里。面对自然，我们应该谦卑点。
来源：生命时报
被垃圾围困的沧县古桥
受访专家：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
本报记者 谭卓曌
本报近日收到山东读者张新玲的来信。信中反映，他到河北省沧县游玩时发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代的登瀛桥周围全是垃圾，臭气熏人;桥身、石柱及其雕刻损毁严重……整个古桥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着实让人心痛。为此，《生命时报》记者第一时间赶赴该地进行了调查采访。
古桥成了垃圾堆
3月23日中午12点左右，记者到达古桥所在地——河北省沧县杜林乡。登瀛桥是一座三孔敞肩拱形石桥。它横跨滹(hū)沱河故道，连接杜林东街与西街，是沧县的交通要道。桥上残留的精美石雕和花纹，述说着它昔日的风采。桥的东北侧立有一石碑，上面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不远处有个蓝底牌子，写着“保护文物，禁倒垃圾”八个大字。但放眼望去，桥向南、向北200多米的河岸，是两条令人震撼的垃圾带。河边的槐树，树干已被垃圾埋住，红色、黑色的塑料袋挂在枝头。桥头不远处有刚倒的垃圾，剩菜里的汤蜿蜒一地，混杂着快要腐烂的香蕉皮、胡萝卜皮、动物内脏等，散发着一股恶臭。此时，从桥西南侧的小马包子铺里走出一名服务员，拎着一桶垃圾，走到桥边就往下倒，顿时尘土飞扬。
记者从岸边走到桥底，河道2/3的宽度已被垃圾侵占，这座三孔的石拱桥有两孔已没了水流。因为富营养化，河水已经发绿、发黑、发臭，上面飘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泡沫板、饮料瓶、零食袋等。整条河毫无生机，不见鱼的踪迹。旁边土层发黑的地方，还能见到垃圾袋焚烧的痕迹。
问起登瀛桥的过往，一位老人娓娓道来。登瀛桥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杜林原名登瀛镇，桥因此得名。之所以建此桥，是为了方便盐运。该桥于光绪年间重修，公元1957年加固，文革期间，桥上精美图案和石猴遭到损毁。
杜林东街一家烧烤店的大姐说，她小的时候，桥下河道的水挺多，小孩会在里面摸鱼捉虾、游泳戏水。那时，大家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剩下的用来喂鸡，垃圾不多。“大概是十几年前开始，村里的垃圾多起来了。尤其是杜林东街和西街上，有很多商铺卖吃的、喝的，垃圾都往桥下倒。”
“过去，红白喜事摆酒席，用的都是从家中带来的碗筷。现在，都买一次性的塑料碗筷，吃完就扔。”桥头一家蛋糕店的老板说，塑料袋、电池、农药瓶、农膜等各种化工产品进入村里后，垃圾越来越多了。
沿着杜林东街东行，整条街道上满是废弃物。一家叫康达药房的店铺右边，就是一个露天垃圾堆。当问及村民为何不将垃圾交由统一的环卫车辆处理时，村民说，乡里的环卫每隔三天清理一次垃圾桶，但这些垃圾桶基本一天就满了。记者再问登瀛桥下的垃圾有没有人管，村民只是笑笑。
垃圾到底有没有人管
沧县环保局环境监察队长孟峻峰也向记者证实，每个乡镇都有垃圾中转处理站。但问及登瀛桥下的垃圾，他表示不清楚，应向当地住建局和乡政府咨询。
3月26日，记者拨通了杜林乡政府的热线。对方回应，现在村里有志愿者不定期到登瀛桥底下清理垃圾，街道上有垃圾桶，比如北街这边就有50~60个绿色垃圾桶。
沧县杜林乡杜林东街村主任胡金秀告诉笔者，垃圾问题至少有一二十年了。这个桥距离市集不远，乡亲们赶完集，垃圾就随手乱扔。杜林东街放了垃圾桶，配备两位保洁人员，每天清理、回收垃圾，转运到离乡政府不远的垃圾处理站。但街上乱扔的现象仍屡禁不止。
胡金秀表示，她也不知道登瀛桥的垃圾具体归谁管，在她看来，仅靠杜林东街的两位保洁人员是移不了这座垃圾山的。“垃圾回收已重视起来了，村里组织了一批志愿者，每家每户定点清理垃圾，教村民垃圾分类。不过，志愿者的力量仍旧有些薄弱。今年是27个人负责200多户人的垃圾清运。”
农村垃圾如何破局
登瀛桥的环境问题只是中国农村垃圾现状的一个缩影。调查显示，67.5%的农村受访者表示自己家乡垃圾无序堆放问题严重。根据住建部数据，我国农村垃圾每年产生量是1.5亿吨，其处理率只有50%左右。这些垃圾对土壤、水源存在二次污染。
“农村的垃圾治理有其特殊性。”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城市有专门的队伍、充足的资金、健全的设施去处理垃圾，但农村地域广、人口密度低、污染分散，垃圾的收集和转运难度大。再加上基层环卫人员数量有限、村民垃圾分类意识淡薄，环境监管与保护工作不尽如人意。
刘建国认为，登瀛桥的垃圾堆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方能解决。如果乡镇解决不好，可以由区县去统筹规划，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改变垃圾围村现状，最关键的是完善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明确管理部门和惩罚条款，避免部门推诿、职责不清。“归根到底，农村垃圾治理还是没有得到跟城市垃圾同等的重视和支持。城乡二元体制不打破，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陈立雯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工作已有10年。她认为，要从源头分类来解决农村垃圾问题。浙江金华曾在三个乡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在每户农民家里放两只垃圾桶，分别标上“可腐烂”和“不可腐烂”。实施后，垃圾外运量明显减少。
读者张新玲在来信中，呼吁当地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抢救性地修复、加固登瀛桥。他建议，在附近修建一座新桥，疏导机动车辆通行，杜绝各类机动车上桥;拆除桥头两端保护范围内乱搭乱建的厕所、铁棚等;禁止倾倒垃圾;对两株百年古树实施特殊保护，重新竖立石碑，安排专人看管，让这座历经400多年风雨的古桥焕发新颜。▲
记者手记：
采访后，在网上看到一段文字很受感动：垃圾围村，并不仅仅只是农村的“伤疤”，更是整个社会的“伤痛”。提升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能力，化解垃圾堆积如山的困局，不仅是为了实现文明社会的体面生活，更是为了维护一种底线性的“安全生活”。
我去了杜林回族乡，为这个乡的垃圾问题而痛心，更为村民的不以为意而痛心。我不愿看到的一个的局面是，村民认为垃圾问题是政府的事，政府则认为这是村民的素质问题。绿水青山在这种相互指责和漠然中就消失了。
没有谁愿意生活在垃圾围城的世界里。面对自然，我们应该谦卑点。
来源：生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