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那亚,在那儿下船后转乘火车到德国,整个行程大约要4周~6周。如果走西伯利
亚铁路大约只要10天~12天,尽管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愿意乘船,这要比火车舒服得
多。
1930年拉贝最后一次离开德国后,他的祖国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是很难想象
的。关于希特勒的掌权、罗姆叛乱和德国政治气候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全都只是
通过报纸了解到的。他阅读的报纸有英国人在上海发行的《字林西报》,这是当时
中国最像样最重要的英文报纸;他还订阅了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德文小报《远东新闻
报》,这家报纸基本上只转载官方的德国新闻社或远洋通讯社播发的消息,因此在
内容上紧跟帝国宣传部的精神。
《远东新闻报》对德国、德国元首和德国党的报道是一片赞扬。不过即使是
《字林西报》,除了有时态度有些傲慢外,总体上讲对德国及德国的政策还算是友
好的。德国本土来的报纸到了南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星期,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些报纸也只是报喜不报忧,例如经常报道的有“民族的崛起”,“从凡尔赛屈辱
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再偿付战争赔款”,“1918年战败后,德国要求和其他国家
平起平坐,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等等。犹太人经常受到袭击,但是为什么会这
样,云集在中国的各种民族、各种国籍的国际商业界对此并不明白。开始的时候德
国报刊很少报道实际上已经在德国进行的反犹运动,《字林西报》对这方面也从不
报道,国际新闻界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认为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只是德国国内
政策的一个令人不快的话题,外国不应对此指手划脚。
国际新闻界更感兴趣的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以及德国的扩军;1938
年后的忧虑所在主要是希特勒的政策会不会导致战争。3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犹
太人流亡上海,这个时候在中国才能了解到一些德国犹太人遭迫害的具体情况,人
们开始对实际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
约翰•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的家乡与其说是德国,不如说是中国。他
属于那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中国通,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但不会说中国话,和中国
人交谈却用洋泾浜英语,他们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理解中国人,而且
也欣赏和热爱中国人。这些中国通的商人们对中国有说不尽的奇闻轶事,道不完的
经验感受,言不了的亲身经历。他们能形象地说出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独特之处具体
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人如果回到对他们来讲已经变得十分陌生的家乡,他们反而
会很难适应故土的生活。约翰•拉贝也是这样。
在南京的时候,他的一家人都十分好客。1936年秋,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学成归
国,途经日本和中国,囊中羞涩,却又想什么都看看,什么都了解了解。在山东省
我看望了一位出色的德国人克里克尔先生,他久居此地。当时这个地区被逃兵盗匪
闹得鸡犬不宁,强盗们还抢劫了上海快车,这个事件后来被拍成一部轰动一时的电
影。克里克尔在这里负责经营一家中国公司的矿山,他在这家大型企业里给工人们
开办了许多社会性机构,企业在他的领导下,变成了在德国都可以堪称模范的企业。
他帮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约翰•拉贝,告诉我,我可以住在拉贝家,拉贝会向我介
绍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
11月底的一天,一大清早,天刚蒙蒙亮,我乘坐的火车就到达了浦口火车站。
我坐渡船过了扬子江,要了一辆人力车,经过南京市雄伟的城门,来到了拉贝的家。
这是一座简陋的别墅,副楼是办公室。里面的人还都在睡觉。我在街上来来回回走
了好几圈,到了早饭的时间,我按响了拉贝家的门铃。
约翰•拉贝和他的夫人立即让人为我摆上了一套餐具,并且在客人的房间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