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胡乱发点资料，虽然和张士诚没有直接关联。
一、非市场化
朱元璋认为富户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富户又多产生于商业贸易之中，为了消除富户成长的土壤，其推行了“非市场化”的政策制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赋役征收本色化，消除财政市场；二是禁止金银甚至铜钱交易，进而试图用官营塌房等形式来控制一切商品流通，以便限制民间商业；三是用变态的市舶司形式来控制海外贸易，推行极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完全排除私人海外贸易的可能。
二、让富户承担粮长、里长等繁重的役务。
《海盐县志》言：“海盐白粮四千，分为十篷，充是役者率破家。”
又言：“（白粮粮长）惟东南五郡有之，吾邑（海盐县）粮仅四千，船止十蓬，而大家巨室立破，於是役者不知凡几矣。”
再言：“二十年前，粮解一名费银不过二百两，近年每费至一千五百两”
“里长逃绝，令粮长，粮长负累之久，亦归于逃且绝而已。此弊惟江西为甚，江西惟吉安为甚，故遇佥当粮长者，大小对泣，亲戚相吊，至有宁充军毋充粮长之谣”
三、直接打击富户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曾将一大批苏州富民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在凤阳兴建中都皇城后,又于洪武七年(1374年)再次下令,将14万江南富户迁到凤阳,以填实帝国的中都。这些富户被强制迁徙时,要求只能带走金银细软,其原有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则被收归官有。还规定,这些富户迁徙后,不准随便离开凤阳。从此,这些人为了回江南探亲扫墓,只好化装成乞丐,以逃荒要饭的名义,偷偷溜回江南各地,从而形成一支奇特的乞丐大军。朱元璋还数次下旨,迁移全国各地的富户填充帝国的首都南京。朱元璋的强制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累计涉及人口一百万。
《明史》载：“(朱元璋）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宣德间定制，逃者发边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
四、通过打击官员来消灭富户
明初四大案，即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怀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吞盗官粮，于是下旨查办。查办结果，侵吞田赋两千四百万担，“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94），史称「郭桓案」。
摘自《商鞅治国理念ppt》，网上可搜到。
事实上，朱元璋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网络，将臣民纳入到里甲户籍当中，实行画地为牢，限制迁徙的统治政策。同时，他继承前代的诸色户计制度，实行配户当差，将所有人固定在现有的行业中，分成民户、军户、灶户、匠户、渔户等等。这套体制最终在15-16世纪的100年间瓦解，随着赋役货币化的大趋势，明王朝的整个运作模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然而，朱元璋的统治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里甲户籍早已名存实亡，它作为纳税户头和地方文化正统资源依然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族谱中的靠谱记录往往只能追溯到明初。明初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成为了后来的居民表达自己身份合法性和在地方入住权的重要象征符号。又如卫所制，虽然最后完全失去原来设想的作用，但依然深深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直到今天，它在各地的地名中仍有大量残留，更别说老百姓的军户祖先记忆了。
这个元末混战的胜利者实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太深远的影响，不管你怎么看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