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雍斋藏珍”
在陕西三个府级厘金分局中，只有兴安府厘金局显得默默无闻，虽然当时各地厘局同为省厘税总局的分局，但其下辖的任河、蜀河、白河厘金局无论在厘金征收数额上，还是在晚清汉江商道的战略地位上，都要远大于地处府城的兴安府厘金局。
目前存世的兴安府厘金局银锭实物只有两种5两槽锭，铭文分别为“兴安府厘金局”“兴安厘局”，另有一种“兴安厘局”只是“兴”字的书写变化。据宣统元年官方统计，兴安局当年征收厘金13534两，仅比石泉局和蜀河局多，远小于白河局的55686两。
兴安府，即今陕西安康市。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为在此地安置巴山一带流民，取“万年丰乐，安宁康泰”之意，改为安康县，“安康”之称始于此。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设金州，因月河川道出麸金得金州名。元至元年间(1279～1294)金州改为散州，撤销附郭西城及平利、旬阳、汉阴、石泉诸县。金州辖区相当于今安康、平利、镇坪、白河、旬阳、紫阳、岚皋、汉阴、石泉和镇安十县地境。明万历十一年(1583)大水冲毁州城，于赵台山下筑新城，改名兴安州，属汉中府，辖今安康、岚皋县地。万历二十三年(1595)，兴安州直属陕西布政司。
相比陕西其他府州，兴安府是设置最晚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兴安州升为府，称兴安府，并汉阴县地设安康县为府治。自此，陕西布政使司领七府五直隶州延续至清末。兴安府领安康、平利、旬阳、白河、紫阳、石泉等6县、汉阴、砖坪共2散厅，1913年废。兴安称府共131年。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参与和交通的便利，地处秦巴山区的兴安府也不例外。清代是陕西历史上人口迁移极其频繁的时期。曾经出现过四次人口大迁移，其中有两次是由外省或地区迁入陕西的。第一次是从康熙二十年(1681) 到咸丰末年(1861) ，第二次是从光绪六年(1880)到清末。通过这两次移民的迁陕过程填补了陕西人口不足的劣势，改变了当地人口的结构，刺激了清代陕西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当地风俗文化向多元化的发展。
元明时，兴安地区为封禁区，地广人稀。据嘉庆《汉阴厅志》载，“荒榛茂草遍城下，虎狼夜食鸡犬，居民不能息也。”明末张献忠、李自成运动、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屡遭兵燹，自然灾害等亦颇频繁，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或逃亡他乡，导致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而《嘉庆汉阴县志》载：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
到了清初，陕南极其残破荒凉，人口稀少。1694年，康熙帝下《湖广填川诏》诏曰：”……独痛西南一隅，自献赋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广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清政府并颁发《垦荒令》、《垦荒劝惩则例》鼓励、强制湖广(湖南、湖北、广西）等省移民入川（陕），迁移过程中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血泪剧。
据史料记载，仅乾隆三十七、八年,由川、豫、赣、皖及两湖、两广迁入深山老林“插草认标”者数万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陕西巡抚毕沅《兴安升府疏》称：兴安州（今安康地区）“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雍正五年(1727)，兴安府已垦地5100亩。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至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兴安府人口由24100人增为129583人，174年间增加约10万人。到嘉庆九年(1804)，增为203579人，其中客籍4.9万人，占四分之一，23年增加73996人。随着各省移民的迁入，兴安府各地建起了各地的会馆。例如，自乾隆末期起，平利县城陆续建起“湖南、江西、陕西、武昌、黄州”等五大会馆和百家湾“景福寺”商务会馆，会馆成为各地先期移民同乡每年集会相聚共议大事的公共场所。
此后百余年间，从两湖、福建、关中、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山西、河南、两广等10多个省移民大量向西部川陕地区迁徙垦荒，史称“湖广填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