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牌如繁星般闪过后，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到底该怎么办？举国体制下的体育发展，又该何去何从？以全民健身为终极目的的体育运动，又该如何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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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也确实如此。
　　在邱琦的办公室采访时，不时有下了课的小男孩小女孩推门进来，邱琦不得不中断谈话，“出去出去，有事呢。”然后又把门关上。其中一个小女孩在出去时很“不满”地嘟着嘴：“又有事……”
　　“他们经常跑进来找我玩，”邱琦说，“下课了，只要不出大门，就让他们玩。”
　　在体操馆里，教练们和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除了训练时必要的严肃，甚至有时候的大声提醒，教练们总愿意逗一些年纪更小的孩子玩。
　　4岁的王思杨(音)是她所在的那个组里年龄和个头最小的，来得也晚一些。带她们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女教练。她在向全队交待训练内容之后，总要走向王思杨的跟前特别交待一下：“你就做150次行了”、“你用双脚一起来吧”。有时还会走过去，轻轻地搂住她，用手帮她纠正姿势。
　　王思杨圆圆的脸，配上娃娃头，很可爱。
　　在练习助跑后从跳板上起跳的动作时，王思杨跳完一次之后没有像队友们那样重新回去排队再来，而是“开了小差”：她笔直往前走到前面正在带蹦床的女教练面前，那位教练很自然地把她抱在怀里亲了亲，然后放在自己腿上坐着。王思杨就瞪着大眼睛看着队友们继续跳。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邱琦说，“不能只强调苦练，要让他们保持兴趣，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更注重一些。”
　　但体操运动本身的辛苦，决定了兴趣往往是有限的。快10岁的小刘同学已经练了6年，问他喜不喜欢体操时，他说，“自己一个人练(动作)，没人管时就很无聊；要是大家一起练，教练也在旁边教，就觉得有意思了。”
　　这个小刘很有表现欲，他一直对摄影记者的镜头感兴趣，不时摆POSE要求照相，甚至还专门为此在双杠上表演了一套动作，“照我！叔叔你照我！”可是他还是承认：“我刚来的时候，还以为体操很好玩。”
　　“经常有受不了苦的孩子，练到一半就不练了，”邱琦说，“有些好苗子，我们就得做工作，做孩子的，也做家长的。”
　　在体操训练馆采访时，恰好一位教练正在大声对着电话讲话：“我什么时候过去合适？”放下电话，他对邱琦说：“有个8岁的小孩子，不愿意练了，他妈妈请了假，等会一起去做工作。”邱琦又补了一句：“这种(训练)状态起伏的时候，最容易在心理上出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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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汉体育学院毕业分到长沙后，邱琦已经做了20多年的体操教练。在他的眼里，体操是所有运动的基础，而且是很好的一项运动。
　　“练体操的人，在柔韧性、力量、平衡能力、对身体控制能力上都要好于常人，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至于外界认为的练体操长不高，邱琦认为那其实是一种误解：“作为专业选材来说，身高过高的确实不适合竞技体操。这一点我们在选材时就注意了，尽量选身材不算高的，而且父母等遗传因素我们考虑进去了。所以说，顶尖的体操运动员都不会太高，而不是说练体操把身体练矮了，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了解过很多体操运动开展比较好的国家，很多家长都选择让小孩子从小练体操，在学校里练，到俱乐部去练。他们的小孩子喜欢这个项目。”

　　采访手记 更高更快更强，还要更多
　　其实，对于最后一个问题，邱琦并不是不知道，而只是没有想过而已。
　　业余体操学校，即便是称为业余，也像很多其他的竞技体育项目一样，存在的理由，或者说承担的责任，理所当然是为了给专业运动队输送人才。那么一旦失去了这个理由，似乎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而业余体校不再存在，各省专业队又有多少理由继续保持？事实上，在很多体育圈内人士里，探讨这些关于举国体制问题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外界。
　　在表面上，举国体制带来的只是金牌。但金牌和成绩的效应一度被人忽视：它对于一项运动发展的带动作用，在显出效果的初期极为明显。比如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乒乓热、羽毛球热、体操热。
　　只是，竞技体育的偶然性和竞争激烈程度，必然带来成绩的起伏，同时也带来了“热”们的短暂性和不可持续性。在这个方面，体育运动项目本身的乐趣和普遍性的功用才是持久的动力。也就是说，只有体育运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并从中受益，这项运动才会更持续地发展。
　　因此，“更高、更快、更强”，并不只是指尖子运动员，而是指全人类的“更高、更快、更强”。举国体制可以造就很多尖子，但不一定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
　　北京奥运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运动员在羡慕我们的举国体制。相反，很多中国人则在试图真正从提高全民体质上思考问题。而如何让更多的人从体育运动中受益，这才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完了,哈哈,SF

要灭了再说,哈哈

哦啦啦啦..也啦啦啦

呼啦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