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有时候会想，人生真是一场奇妙而有趣的行走，未知沿途会经过怎样的遇见和告别。29年前，与张国荣先生一场不经意的“相遇”，竟然伴随着自己从年少一路走来，直到如今进入中年。有幸几次探班见到张国荣先生，虽交谈不多，但那些感觉已唠在内心深处。无数次的被人问起见到张国荣先生的印象，我都是回答，长得精致，气场很大，即使他近在眼前，仍能感觉到一种距离感。被问得多了，连我自己都开始问自己几次见到张国荣先生留给我的印象，后来发现，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不是漂亮的外貌和强大的气场，不是无数人谈到过他的待人处事态度和敬业精神，而是好玩。它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有趣而温暖。这个男人就像醇酒，越藏越香，如今一起那些往事，仍觉得意犹未尽。那些生命中美好的记忆。在张国荣先生因抑郁症病发离世后，不知为何，我时常会在心中无端地去想起骆一禾先生的一句诗：“当青草又生海滩，你潮湿的双眼平静，我的心不免痛惜。”
2013年4月前的某个深夜，突然想起一些跟张国荣先生有关的梦，有些梦清晰而明亮，仿佛不是一个国王的梦境，就像是随着岁月逐渐沉淀下来的一些人生的历程。那些曾在梦中有过的欢笑和流过的眼泪，如从镜子里反射出来在遥远的时光里的某些光点，照亮着自己，逐想起这些年来的一些往事。最初从一本粗制滥造的杂志中读到张国荣先生“默默向上游”的人生经历，杂志中发配的几张本就模糊不可辨的黑白照片，已然毫无印象，但却自此开启了对他的热爱。张爱玲女士曾在文中写道：“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是的，就这么刚巧赶上了。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或许这就是命运。只是我没能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张国荣先生在一次日本媒体的访谈中谈到电影《星月神话》深处想表达的意思：“虽然爱会失去，但命运终究会将你带到你所向往的地方。”或许，是命运将我带往了我内心深处所向往的地方。
2013年3月底，我再次踏上了香港这片他曾生活过的土地，没有悲伤，内心微笑，像赴一场不见不散的约定，感受他留在这座城市的气息。很多年前，第一次前往香港，记得之前看过一份报纸曾写道，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有着众多的“明星”，你随时可能会在某个街角遇上他们，我便想着会否在香港的街头与张国荣先生相遇呢，即使只有一句“Hi，Leslie，这么巧啊！”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是否还记得曾打过招呼的我呢？但最终并未能遇到他。去他投资的“为你钟情”咖啡店用晚餐，背景音乐没有他自己的歌曲，在与经理再三说明我自内地远到而来的情况后，经理终于应我所请在店内播放了一首《未来之歌》，我很喜欢的一首张国荣先生的歌曲。未来应该很长，很长。离开的时候，我带走了印着店名的糖包。
2003年4月1日深夜，我在广州的房间里，面向正南偏东无言而泣，无法言语又无能为力的悲伤，不是一场幻觉。想起艾略特说的“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还记得第二天，我站在天河城外数着楼层落下眼泪，身边经过的人远远逃开我而行，在这非典型肺炎病毒肆虐的日子，我就像是一个随时会感染他人的病毒。有些感情，没人能懂。一年零八个月后，我终于学会了面对往事笑着前行。想起这些年来的许多过往，我应该庆幸而满足，至少，曾经遇见。如今闲来时，会回想起你一年自己的经历，随之忆起那一年张国荣先生又经历了怎样的路程，一如重温过去那一程兼一程的旅途，随着他的悲喜而悲喜。张国荣先生曾在《愿你决定》这首歌中唱道：“当你重温我，在茫然中思忆里，所有冰冷的暖了。”是的，当我重温您，在茫然中思忆里，所有冰冷的暖了。往事随风，凭风而至，随风不逝。
这不是一本张国荣先生的传记，这是一次重温张国荣先生的旅程。我们听见的，我们看见的，我们认识的，都是他的每一个侧面，我们在每一次侧面里寻找他，重温那些已然逝去的岁月中他留下的往事。文字的苍白无法承载情感的厚重，这也是我最初答应撰写此书的顾虑，所以书中没有华丽的文字，只有絮絮道来，愿与热爱张国荣先生的朋友一起重温那些往事。物会磨灭，是不可改变。
爱，向来义无反顾。29年，不长以不短。在这自己即将踏入热爱张国荣先生的“而立之年”之际，是以为记。

part-01 童话像一首古老的歌
chapter01 从没有生命中生有 挪亚有方舟
1956年9月12日，张国荣在香港出生，祖籍广东梅州，客家人。张国荣的父亲张活海是当时香港很有名的裁缝兼洋服商人，还身兼着香港龙岗总会副主席、张氏宗亲会理事长、洋服商联会常务理事、钟声冬泳团团长、中区街坊会常务理事、惠州商会、惠州十属同乡会监事长等多个社会团体的职务。1963年，张活海和记者弗雷德里克·卡普勒（Frederic Kaplan）在码头送别一位共同的朋友离港，在弗雷德里克·卡普勒的印象里，当时年届50的张活海是一个非常健康、开朗、英俊的绅士，话不多，但在谈论自己的时候总是面带着微笑微微点头，张活海曾对他说：“我记得父亲第一次把我带到广州的一个裁缝那里，我立刻就迷上了那个人为别人试衣服的方式，我想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决定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裁缝。
张活海在广州长大，中学毕业后去了厦门做裁缝学徒，回来又到上海工作，在他18岁的时候，独立缝制了职业生涯里的第一套西装。20世纪30年代，张活海从内地到香港，靠自己的打拼白手起家，在中环德己笠街18号（后改名为德己立街）皇后戏院大厦设有以自己的姓名命名的洋服店铺“西服家张活海”（TALOR CHEUNG），后因皇后戏院大厦定期改建，于1958年1月24日迁至中环德己笠街6号地下，1961年8月29日迁回皇后大道中皇后戏院侧边的陆海通大厦，1967年2月14日又迁回德己笠街业丰大厦18号。“西服家张活海”一周经营七天，每天差不多生产十套西服，虽然张活海当时已是非常有名的洋服商人，但他仍然自己亲手缝制西服，每天通常有十个小时在店里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自己仍然在做西服，也满足于把绝大部分时间投入在工作上。”当时的德己笠街洋服店林立，但张活海的洋服店名声在外，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张活海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尝试让西服来美化穿着它的身体。”“我从时装书籍和杂志了解最流行的风格，但款式永远不会真正改变—由新到旧，有旧到新。他们穿的是1933年的'内地裁剪'。”张活海做生意以诚信为本，他曾经帮加利·格兰特（Cary Grant）、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威廉·霍尔顿（William Holden）、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奥迪·梅菲（Audie Murphy）、尤尔根斯·库尔特（Curd J v rgens）等好莱坞名人制作过服装，美国的钻石大王、香港本地的跟多政府高官、绅士名流等也都曾在他那儿制定服装，在香港他曾被称誉为“Tailor king”（洋服大王）。虽然被誉为“洋服大王”，但张国荣在后来采访中说：“说来也好笑，我们兄弟姐妹不是经常有新衣服穿，要穿新衬衫吗？在大时节如新年才有配给，就是上乘衣料布头布尾拼合缝制的，洋服老板的儿女，过年总不可以穿得太寒酸。”20世纪70年代，张活海因饮酒导致中风半身瘫痪，在1989年张国荣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期间去世，张国荣未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张国荣的母亲潘玉瑶，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中国传统女性，平时帮着张国荣的父亲一起打理洋服店的生意，也帮着兼做一些文书工作。她一共育有十个子女（张国荣的三哥、四姐、九哥）早逝，张国荣和因脑膜炎去世的九哥是同一天生日，所以在家里一直被说是九哥的转世再生，对此张国荣曾开玩笑地说：“九哥一定是没能拿到通行证强行来到这个世上的，所以要回去申请一张通行证才可以回来。”张国荣的母亲于1998年10月18日因癌病去世。
据夏山先生回忆，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与张活海先生有过一叙之缘，他好奇地问张活海是用什么方法吸引到好莱坞的大明星光顾他的生意，张活海也快人快语，告知其个中缘由。原来最初光顾张活海生意的是加利·格兰特，当时他向张活海定制了两件名贵上衣，其中有一件需要顶级羊毛缝制，连工带料一共2400元，付清款项后需要48小时内送到加利·格兰特居住的酒店。两天后，张活海亲自将两件缝制完成的名贵上衣送至酒店，待加利·格兰特试穿后张活海问他是否满意，加利·格兰特表示满意，张活海又问他，对料子和手工是否满意，加利·格兰特对张活海说真的满意。然后张活海取出了400元还给加利·格兰特，并说明由于顶级羊毛缺货，又因时间太短促。来不及征求他的同意便选择了次级羊毛缝制，如果他不满意的话，愿意将2400元全数奉还。听到张活海这么说，加利·格兰特接过400元，大赞他是诚实的商人，并表示回去后介绍自己的朋友来香港光顾他的生意。加利·格兰特也很讲诚信，后来介绍了很多好莱坞的名人朋友成为张活海的客户。加利·格兰特在电影《金玉盟》（An Affair to Remember）中被被女演员爱抚和弄皱的西服，大部分都出自张活海之手，对此，张活海说：“我总是去看我客户的电影。”

张国荣曾公开称赞他的父亲很有生意头脑，其实，张活海除了对工作的执着与投入和诚信为本的生意之道外,在识人及待人上也有其特别之处。20世纪50年代曾两度在“西服家张活海”洋服店工作的洋服裁缝冯荣欣，2015年回忆往事时说：“那个年代，谁不认识西服家张活海？”他认为张活海就是他的伯乐，当年才20出头的冯荣欣在张活海的洋服店跑腿，后被邀请到张活海的工厂做裤子，但他想趁着年轻外出学做上衣，她没有亲口向张活海道别，只留下了一封信以感谢张活海的知遇之恩：“期之以日，再效犬马之劳。”三年后，当冯荣欣学会了做上衣，便向张活海自荐去张活海的工厂制作上衣，后来成为张活海的左右手，知道十多年后张活海的西服店结业。当年冯荣欣结婚，亦有邀请张活海参加婚宴，他回忆说：“那时候老板（张活海）已经很有名了，他的子女都很少去工厂，过年过节才见一两面，我结婚他肯去参加婚宴已经很开心了。”在婚宴上他和张活海拍了一张他俩唯一的合照，如今冯荣欣把照片贴在记事本上，带着它到处走。
张国荣在家中排行第十，为幼子，家中也加他“阿十”“十仔”。张国荣后来在采访中笑称，他那个年代出生的同学的家庭基本上都是生是几个孩子，所以他们家的“出产量”只是“中产”而已。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社会没有节育计划，一个家庭有十几个孩子属于普遍现象，特别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而且在中国传统的旧观念中，一个家庭子孙满堂也是福气。张活海出生于宗族观念很重的客家人家庭，重男轻女的观念极深，张国荣的大姐虽然是家中的第一孩子，但因为是一个女儿，出生后都没有给她取名，只叫做“阿女”连出生证上填的都是“张阿女”，直到两年多后第二个孩子出生，在张国荣外婆家请求下，张活海才给两个孩子一起取了名字。张绿萍曾在访谈中说：“我们客家人是一定要有儿子的，否则要娶妾侍。妈妈起初生的都是女儿，唯有不停生育，以防止父亲真的纳妾，幸而后来接连生了五个儿子。”
很多年之后，张家大姐在采访中谈起童年，仍觉得童年是非常不快乐的，父母不常在身边，作为长女的她既要负起照顾妹妹和弟弟的责任，还要以身作则为他们树立榜样。那时候的她盼着早点长大、独立，有一天可以离开这个家庭，她觉得读书是让她独立、让她离开这个家庭的最好途径，所以她刻苦学习，凭着自己的努力从圣保罗中学毕业后考入香港大学，但是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的张活海不允许她继续就读大学，这次包括她的妈妈和外婆也站到了他父亲的那一边，一致觉得女孩子没必要读大学。不过幸运的是，那个年代的香港会把考上大学的学生名单刊登在报纸上。正巧，张活海生意场上的一个朋友看到报纸上的名单，在张活海面前称赞了他的女儿一番，这让张活海觉得原来孩子考上大学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于是回家后便勉强同意了女儿继续就读大学。还未等张绿萍将感谢父亲的话说出口，张活海边提出了附带条件—张绿萍需要自己承担读大学期间的一切费用。但张绿萍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她向亲戚借学费，自己在外当老师赚钱……凭自己的努力和拼劲，独自承担了读完大学的所有费用。
或许张绿萍和张国荣都遗传了父亲坚韧的基因，面对困难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最终都走上了成功的道路，他们姐弟俩的奋斗历程也成了他人津津乐道之余鼓励别人努力向上的范例。张绿萍在访谈中也谈到，她与张国荣这个么弟际遇相近，成功之前都曾吃过一段时间的苦，张绿萍说：“我跟Leslie（张国荣）性格最合得来，我们都喜欢勤奋工作的人，最不屑那些怨天尤人、自怨自艾的。遇上不愉快的，吞下去便算。”张国荣刚出道的时候，人家会说他是张绿萍的弟弟，后来人家见到张绿萍，就称呼她是张国荣的姐姐。张绿萍对这种称呼的改变非但没有感到不开心，反而引以为傲，在她眼里，张国荣始终是那个她最疼爱的乖巧、听话、可爱像个小公仔一样漂亮的弟弟。而张国荣在接受访谈时亦公开表示，大姐张绿萍是他们的光荣，他以她为荣。

张绿萍于1969年加入香港的政务主任职务，当时她一心想成为香港新界离岛理民官，在申请未果后调任香港港岛中区民政主任兼湾仔民政主任，之后在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的游说下，1974年4月张绿萍以公务员的身份借调到新成立的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担任总干事。1978年张绿萍评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4年，张绿萍离开消费者委员会，加入国际会计公司安达信会计事务所。1987年张绿萍创建了自己的公关顾问公司—张绿萍有限公司（Cheung -Macpherson & Co.Ltd）。2001年，张绿萍被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任命为香港妇女事务委员会的非官方成员，同年始，担任妇女事务委员会旗下的“公众教育专责小组”的召集人和“国际妇女论坛”的全球副主席，亦参与香港知识产权会和皇家英联邦协会等组织的工作，2003年5月退休。他在访谈中谈到退休时说：“（张国荣去世）我受很大的影响，那之后我就没心情工作了，所以他4月1日走了，我5月就退休了。”“我是越想越后悔，我没有早点退休。因为我退休前一年，他（张国荣）跟我说'家姐，你和我去澳洲，我们去旅行吧。'可是我当时很多工作安排在身，我不可以去，我就说'不去'。我到现在都很后悔,我应该早点退休，早点陪他到处去，早点陪伴他一起……”
张绿萍在申请香港新界离岛理民官职务时遭到了她当时的上司—时任香港新界民政署副署长麦法诚的否决。张绿萍说：“我向上司提出希望担任（香港新界）离岛理民官的职位，但他（麦法诚）二话不说，便斩钉截铁地拒绝所请，说这并非女性可以胜任，离岛向来是男士的天下。”张绿萍随向人事编制科投诉受到性别歧视。所谓“不打不相识”，后来麦法诚成了张国荣的姐夫，张绿萍的第二任丈夫。麦法诚曾担任香港运输署署长、新界政务署署长、立法局官守议员、香港科技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兼首任行政及总务副校长等职务，是筹办香港科技大学的幕后功臣之一，1995年退休后帮助妻子的公关顾问公司处理事务和担任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副会长，2016年4月14日，在香港去世。
张国荣出生的那个年代，按照社会学的角度去来说刚好属于“婴儿潮”（babyboom）时期。“婴儿潮”这个词最初源于美国，指的是二战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出现的生育高峰期，现在也泛指在某一时期及特定地区出生率大幅度提升的现象。在英文中形容“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为“babyboomer
”，香港的那一代“babyboomer”受到二战后西方教育思想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接受了大量新鲜事物，有着独立自主的本土意识，持有与香港为暂时的避风港并有着过客心态的父辈所不同的“香港本土价值观”。这一代人在香港的逆境中出生、成长，在香港的黄金发展年代起飞，相信“狮子山下”的努力进取精神，为香港的建设与腾飞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很多人后来都成为香港社会的精英。
张国荣出生后便与外婆、哥哥姐姐们和佣人一起住在湾仔道81号的唐楼。唐楼是中国华南地区、香港及澳门一带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混合了中式及西式的建筑风格。存在的唐楼一般为三至四层高，分为前座、后座，前座有有柱和无柱之分，部分唐楼则设有露台，楼底比现代住宅建筑高。多数唐楼没有电梯，只有楼梯连接各层。据张国荣的回忆描述，他们居住的唐楼靠山而建，天花板很高，地方很大，他最初跟外婆住在一间很大的房间，外婆去世后，他就和两个哥哥住在一个房间，睡的是有上中下铺三层的床，小张国荣睡在最下面一层。有一次，小张国荣的七哥跟他玩“风浪”游戏，叫他爬到最高的第三层，然后他的七哥躺在第二层用脚顶着第三层的床板，一边晃动一边喊，一不小心便把小张国荣摔到了地上。1999年，张国荣应接受《君子》（Esquire）杂志的访谈和拍摄，地址恰好在湾仔修顿球场对面的影楼，记者在文中写道：“张国荣到了影楼后，对着露台可望到的修顿球场说'这一区，这个球场留给我很多memories（回忆）。'”修顿球场是昔日湾仔的主要地标，那个年代的修顿球场，早上是众多体力劳动者等待工作的地方，他们蹲在地上，轮流抽着水烟等待着他人的雇佣；而到了傍晚，则则有很多售卖食物的摊贩和街头表演者，附近的普通家庭会来此消遣，时间一长这里便成了平民休闲娱乐的聚集地。

小张国荣的父母住在中环皇后大街121号一套二层楼的房子里，一层用来居住，二层是服装厂，他们可能因为工作忙又要照看工厂里工人的缘故，所以很少回家。小张国荣兄弟姐妹七人从小就由佣人照顾长大，父母基本上没跟他们在一起住过，要见父母和母亲就要去店铺里。那时候的小张国荣觉得很失落，他甚至觉得小时候能被父母打骂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连这样的经历都没有。在张国荣的记忆中，父亲只有过一次农历春节回家住过五天，其中有三天还是醉了在睡觉，张国荣后来表示，这也是他跟父亲在一起住过的唯一记忆。在小张国荣6岁那年，有一次和姐姐一起去父亲的店里玩，刚好遇到父亲的一些朋友，这些世叔伯看到大眼睛、小鼻子、嘴唇红红的像个公仔一样漂亮的小张国荣便问道：“怎么样啊，仔仔，好可爱啊，你爸爸有没有带你去喝茶啊？”小张国荣回答：“我跟他都不熟的。”小张国荣还试过在父亲的店铺里“偷”零钱，他觉得这像是一种报复心理，他偷走了父亲的钱，就可以让他父亲没钱可花。
那时候香港的公共泳池很少，张国荣的父亲很喜欢游泳,而且还是“钟声泳棚”冬泳团的团长，与张活海有过交谈的弗雷德里克·卡普勒曾在文中这样写道：“他（张活海）生活中唯一奢侈的事情是每天早上的晨泳以及和他的妻子偶尔看看电影。暑假的时候，小张国荣也经常和佣人六姐（下文六姐均指佣人六姐）一起坐两毛钱的电车去西环的“钟声泳棚”游泳。有一天，小张国荣遇到父亲和朋友也在那里，父亲看到他就像看到好朋友的孩子一样，摸摸他的头，从口袋拿了一堆硬币给他。据张国荣自述，那时候维他奶才两毛钱一瓶，他不知怎么去处理这一堆硬币，就全数交给了六姐。很多年后，张国荣回忆与父母的关系，觉得“与其说是父母亲情，不如说仅仅是像朋友一般的关系”。在父亲去世后，这个也感慨与父亲的缘分实在是太浅。1988年，张国荣曾接母亲去他的公寓住了半年多，他一直想努力缩短跟母亲之间的感情距离，试图尽可能地从精神上去交流，但最终他能给予母亲的只能是物质上的东西。直到母亲去世前几年，他才感觉到相互之间存在的必要性，但当他们互相明白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他觉得这是他和他母亲之间的宿命，无法改变。在他的母亲去世以后，他回忆起很多过去的事情，意识到母亲本身存在的重要。
张绿萍在采访中曾说：“Leslie是最小的，他是意外，妈妈意外受孕。本来已经说不生了。她（之前）不断地生小孩，是因为要生男孩。”张国荣在家中与其他兄弟姐妹的年龄相差很大，他跟他的大姐年龄相差了18岁，跟他年龄最相近的八哥也比他打了8岁，因为年龄相差太大的关系，他跟他的兄弟姐***不到一起。他曾说，大姐和二姐可以成为一对，有很多话讲；五姐和六姐年龄相差不多，是一对玩伴；七哥和八哥也是一对，就剩下他一个跟他们都玩不到一起。所以那时候的小张国荣即使是和兄弟姐妹们住在一起，虽然人多热闹，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很孤独，没有可以倾诉感受的对象。他觉得小时候的自己是个不太像孩子的孩子，不太爱说话，张国荣说：“小时候，我很乖，乖得叫人吃惊。我可以静静地坐着，没人看管也不吵闹或四处走动。”“我是特别安静、特别乖的那种小朋友，所以颇受别人喜欢，尤其是（我的）姐姐哥哥们，但是他们都那么大了，他们最多买一些玩具给你玩，不会真的去了解（小朋友的心思）。而且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怎么去照顾小朋友。”张绿萍也曾说：“我想起他（张国荣）小的时候就很靓仔，像个小公仔，我大他十几岁，我们这些姐姐就把他当个公仔玩。他好听话、好乖、好纯的。我大他这么多，他成长的时候我已经进入大学了。”
张国荣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孤寂的，并没有像别人以为的那样受溺爱。那个年代很多贫穷家庭的小孩由于学额不足、家庭条件等各种原因连书都读不了，所以一般的小孩子根本没有什么可供挑选的玩具和游戏，当时的小朋友都是自己“研究”出一些既不需要花钱但又能从中获得快乐的玩具或者游戏，而从孩子玩什么玩具或游戏，而从孩子玩什么玩具或游戏也可猜想出这个孩子家庭的层次，可能是因为张国荣的父母不愿意让别人把他们看作是层次不高的家庭的孩子，所以像放风筝、拍公仔卡片之类其他孩子爱玩的游戏，父母都不允许他们玩。张国荣曾说他小时候玩具很少，最宝贵的一件玩具是一辆有个“叮叮”的三轮玩具单车。读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小张国荣考试考了第二名，学校奖励给他一支会闪火花的玩具机关枪，他非常高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他的父亲也很高兴，又奖赏了几块钱给他。

小张国荣始终希望被家人关注爱护，他后来在自述里说，他的八哥也曾努力地去爱护过他，但始终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无法成为可以一起玩的小伙伴。有一次他和家人一起去逛百货商店，他看中了一个可以播放卡通片的放映机，但售价是38港元，在当时来说38港元并不一个便宜的价格，因此父母没有买给他，他觉得很失落，但八哥把这件事一直记在了心里，并用工作后第一笔工资给小张国荣买了这台放映机。为了他，八哥还曾跟姐姐和七哥打过架。这些事情，很多年后张国荣都始终记得，他一直觉得八哥是非常疼爱他的。曾在张活海洋服店工作了十几年的冯荣欣在2015年回忆当初张活海的子女时印象最深的除了小张国荣外，还有就是张国荣的八哥，冯荣欣说：“他俩兄弟感情很好，都生的眉清目秀，曾经让他们帮忙去送衣服给客人。”
其实，家里的人都是疼爱小张国荣的，可能是因为受家庭成长环境影响的关系，每个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如张国荣的第一任大姐夫，他也觉得孩提时的张国荣很孤独，所以他会买些小礼物逗小张国荣开心，但这可能不是小张国荣在那个时候所想要的那种疼爱，他想要父母在身边一起住，他想要跟兄弟姐妹们一起聊天一起玩。张国荣曾说：“我有种inferiority complex（自卑感），自卑感，就是每逢到别人家里去，他们都有爸爸妈妈在家里，为什么自己会没有呢？”对小张国荣来说，在没有跟自己的父母同住这件事上，始终不能释怀。不过很多年后他们的父母也意识到在这件事上的不对，日后采访张绿萍的记者引用张绿萍的话在文中写道：“爸妈今天已明白自己不对，但想补救他们失去的童年已不可能。现在，兄弟姐妹大家对爸妈很好，一有空便相聚，Leslie虽然很忙，但凡能抽空时，他也必赶来与爸妈共聚。对天伦之情，大家都十分珍视。”“我们兄弟姐妹都非常爱惜下一代，因为太了解没有父母之爱的痛苦。”
虽然父母平时因忙于生意而无暇照顾他们的生活，但给他们请了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佣人。从小到大给予张国荣无微不至照顾的佣人叫六姐，对于六姐，张国荣后来说：“在我生命里，有几位女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心目中占最重要地方的，就似我唱的那首《莫妮卡》（Monica）这样地位的一位女人，就是六姐。”“她就是一个对我嘘寒问暖、从小照顾我到大、健康又愉快的一个佣人。但是这位佣人，在我心目中已经不是佣人了，她的地位已经超越了我妈妈。”“她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伟大的女性。是从不求回报，却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出来的人。对谁她都是这样，特别是对我格外疼爱。像六姐这样的女性，非常遗憾至今在没有遇到过。”六姐是来自广州顺德的“妈祖”。20世纪30年代，顺德丝绸业式微，当地一些本来以缫丝为业的自梳女为了维持生计，就到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香港、澳门等地当地女佣，她们扎着大松辫，着白衣黑裤，被称为“妈祖”。但并非所有的“妈祖”都是顺德自梳女，只是顺德女性占了非常大的比例。顺德人以刻苦耐劳著称，加上厨艺了得，在劳工市场上极受欢迎，人称“顺德妈祖”，她们是那个年代女佣行业里的翘楚。在张国荣心里，六姐是一个执着又顽固，但心地善良的人。虽然六姐没有读过书对小张国荣的功课帮不上忙，但是她教他为人处事的道理，她教小张国荣要怎么样去对人好、对事好，即使有时候她的观点可能有点“落伍”，但她的初衷是为了小张国荣好。她是小张国荣成长的道路上最好的言传身教之人，是张国荣日后在为人、品德上的启蒙者。小张国荣从小的家庭教育也很严厉，他们兄弟姐妹几个谁做错了事就会受罚，张绿萍在访谈中说：“（如果做错了事）我妈妈，我外婆，（会）打的。这样你就会不敢行差踏错。就是，她不是说你不读书调皮才打你，你没有规矩什么的，（也）马上就会挨骂的。”
张国荣最失意的时候，六姐始终毫无怨言地在他身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所以张国荣说：“我想，她（六姐）是我一生之中，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六姐在上了年纪之后，就住在张国荣买给她的房子里，直到1990年八十几岁时去世。

Chapter02 你的眼睛看到什么不一样的风景
1962年，6岁的小张国荣从幼儿园低级直接跳级到小学一年级，当时张国荣的大姐张绿萍和丈夫亚巴斯（张绿萍第一任丈夫，后来担任过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系主任）都在香港圣璐琦书院（St.Luke's College）高年级任教，为了能更好地督促小张国荣的学业，小张国荣在家人的安排下入读圣璐琦书院小学部（以下简称“圣璐琦小学”）。圣璐琦书院位于湾仔大道东船街山边台（也有称山坡台）一号A，是一所私立男女学校。因小张国荣从幼儿园低级班跳级入读小学，不其他同学少读了一年的幼儿园课程，所以跟不上当时一年级的课程，不得不留级重读了一年，不过之后在他五姐的帮助和他自己的努力下，每年考试成绩都保持在前十名，直到小学毕业，中学课程还曾在全年级一次排名第二、一次排名第三。
在圣璐琦小学高年级任教的大姐张绿萍，可能是受到家庭的影响，觉得一个人要自立自强，不能失败，她读书的时候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一路成绩优异，做事又能干有魄力，所以在学习上对小张国荣非常严厉，经常教育小张国荣要自立自强、勤奋读书，这样才能出人头地。虽然小张国荣也明白大姐是因为疼爱她才会这样严厉管教他，他和大姐的感情也一直非常好，但那时的小张国荣感觉压力很大，开始对读书产生了抗拒感。
在圣璐琦小学读书的时候，小张国荣有三个很要好的同学，一个姓刘，另一个姓关，加上他自己姓张，他们觉得很好玩，三个人在一起就像“刘关张桃园结义”一样。还有一个胖乎乎的很要好的同学姓许，张国荣跟姓许的同学从小学就中学都在一起读书，直到张国荣去了英国读书，而许同学去了加拿大读书才分开。那个时候的小张国荣有时候会羡慕许同学，一方面是因为许同学的爸爸妈妈对许同学很好，最主要还是许同学的外公、爸爸、妈妈、阿姨、姨夫等都是一大家子住在一起的，至少从表面看是一个很开心的家庭。
那时候的学校里会分成好几派，读书成绩好的是一派，运动好的也是一派，还有一派是追女孩子特别厉害的，小张国荣属于读书成绩好的那一派。那时的他并不十分喜欢体育，当时很多一般的学校都没有自己的体育场，圣璐琦小学也没有，所以要走到坚尼地道前面两条马路的一个公园里去上体育课，从学校走到公园要15分钟，走回来又是15分钟，而体育课一共只有45分钟，扣除来回时间，实际上课时间也只有15分钟。虽然小学时候的他不是很喜欢体育，但他却很喜欢穿体育课的衣服，因为他觉得穿着小短裤很舒服。他的衬衫、短裤、长袜都是白色的，因为凳子比较脏，所以每次回家屁股那里都磨的黑黑的，以致家人都喊他“邋遢帮”。小张国荣喜欢穿舒服的小短裤，但却很不喜欢那双长袜，因为长袜洗过几次穿旧了就会松，容易滑下来，而为了不让长袜滑下来，六姐就用缝裤头的那种粗的橡皮筋缝在袜子箍住，然后橡皮筋就会箍得小张国荣的腿痒痒痛痛的，让他非常不舒服。

游泳一直以来是香港人比较热衷的一项运动，既能休闲娱乐，又能锻炼身体，在二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大部分的泳棚收费便宜，每逢假日及业余时间都会吸引不少市民前去泳棚游泳。小张国荣听他家人讲，自己4岁的时候就会游泳了小时候去游泳，小张国荣就特别喜欢穿在美美童装公司买的泳裤—白底上配有红、绿、蓝等好多种颜色的小鱼图案，好像很多小鱼儿在那里游来游去，他觉得是不是这条泳裤风水不好，童年在游泳的时候就遇险过三次。第一次溺水大概是在他六七岁的时候，那次小张国荣坐在发泡胶做的救生圈里玩划艇，屁股就套在救生圈里，突然一个浪打过来，打翻了救生圈，使小张国荣头扎在水里屁股朝天，而身体卡在救生圈里怎么也挣脱不出来，再喝了很多口水后，终于拼着最后一点力气挣扎了出来。第二次遇险算是有惊无险，当时钟声泳棚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沙滩区，另一个是练习棚，练习棚就是在海边用一些木桩围起来一个区域，有救生员看着。那次因为刮台风，关闭了沙滩区，游泳的人就只能去练习棚游，小张国荣跟往常一样拿着他的救生圈，跟八哥去练习棚。可能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海面上浮起来很多水母（香港称为白鲊），小张国荣游得正欢的时候，突然发现旁边有一只很大很大的水母，把他吓得赶紧往竖在练习棚围栏的木桩上爬，但木桩很高，当时6岁左右的小张国荣根本爬不上去，几次想爬上去又跌到海里，用他后来回忆时的话说，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有个人到他身边一边游一边用手一揪，就把那只大水母抛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他才得以脱险。第三次，小张国荣的大姐跟男朋友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几个一起去丁九宿营。在游泳的时候，小张国荣套了个救生圈和姐姐坐在浮床上玩，而他不会游泳的七哥原本坐在浮台那里，突然跳到浮床上，把浮床整个给弄翻了，这个时候七哥还抢了他的救生圈自己游走了，让他在水里拼命扑腾。虽然那时候他知道边上的未来姐夫和未来姐夫的表哥肯定会救他，但在那一瞬间他觉得七哥真的很自私。张国荣的七哥出生的时候身体就很差，从小到大都在生病。2016年3月20日，张国荣的七哥在香港去世。
张国荣觉得童年就这么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留恋，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外婆的去世，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死亡。他们兄弟姐妹从小就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就瘫痪了，除了佣人服侍她吃饭、睡觉等正常的生活需求外，近10年的时间都是在藤椅上，直到去世。他们小时候居住在唐楼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小张国荣和外婆就住在那个房间，外婆一直很疼爱他，每天放学都会给他两毛钱去买维他奶。那天六姐照常来接小张国荣放学的时候对他说：“等会二不要害怕，外婆睡着了。”虽然小张国荣觉得六姐的话莫名其妙，但他觉得自己比其他小朋友懂事多了，平时因为八卦也看些粤语长片，已经感觉到这可能是不好的事情。他跟六姐回到家后，就看到一些亲戚在哭，表哥就让他去看看外婆，他看到外婆就在自己的房间里，依旧坐在藤椅上。30多年后，张国荣在访谈中谈到童年印象最深刻的事表示，他一直清楚地记得那一幕。

张国荣觉得童年就这么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留恋，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外婆的去世，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死亡。他们兄弟姐妹从小就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就瘫痪了，除了佣人服侍她吃饭、睡觉等正常的生活需求外，近10年的时间都是在藤椅上，直到去世。他们小时候居住在唐楼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小张国荣和外婆就住在那个房间，外婆一直很疼爱他，每天放学都会给他两毛钱去买维他奶。那天六姐照常来接小张国荣放学的时候对他说：“等会二不要害怕，外婆睡着了。”虽然小张国荣觉得六姐的话莫名其妙，但他觉得自己比其他小朋友懂事多了，平时因为八卦也看些粤语长片，已经感觉到这可能是不好的事情。他跟六姐回到家后，就看到一些亲戚在哭，表哥就让他去看看外婆，他看到外婆就在自己的房间里，依旧坐在藤椅上。30多年后，张国荣在访谈中谈到童年印象最深刻的事表示，他一直清楚地记得那一幕。
小张国荣小学毕业后升入玫瑰岗学校（Rosaryhill School）入读中学。玫瑰岗学校也是一所私立学校，1959年由天主教教会道明会创办，设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商科部，校址位于湾仔跑马地司徒拔道41号B，校训是Veritas（信守真理）。翁美玲、梁家辉、陈慧琳、蔡卓妍、林奕华等都曾就读于该校。玫瑰岗学校是香港第一家有校车的学校，也是香港校车最多的学校，校车上半部分米白色，下半部分深咖啡色，林奕华曾说，因为玫瑰岗学校的校车漂亮所以自己选择就读该校。
小张国荣从此也不需要六姐接送上学放学了，开始了搭校车的生活，因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小张国荣觉得在学校里的一切都很陌生。因玫瑰岗学校是天主教学校，每天要念祷告文，而小张国荣因为英语好，有几位老师就特别喜欢他，就选他在临放学的时候带领全班同学念一轮祷告文，因此事他还曾被其他同学嫉妒。可能因为小学的时候大姐在他的学习上过于严厉，让他在学习上产生了压力和抵抗心理以致他到了中学对读书提不起什么兴趣。而且最令他头痛的是“新数”课程，他在小学的时候读的是“旧数”，所以在“新数”和“旧数”之间始终搞不清楚，而他姐姐图的也是“旧数”，不懂“新数”，所以也没有办法教他，后来家里只好去请了一个补习老师来给他补习，而补习老师也没怎么用心教他，他自己又没用心去学，最后除了英文外他对其他科目都没有了兴趣，成绩自然也就一落千丈，但在他心里学习成绩只要能及格就行。因为“新数”的拖累，张国荣中一便留了级，后来他在自述中说：“（中学）那段时间，我没什么厉害的，就剩下了口才。”香港的中一相当于内地的初一，以前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中学教育一直沿袭英式教育制度，中学五年没有初中、高中之分，但课程大纲分为中一至中三、中四至中五两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起了中学数学教育改革，开始了“新数学”教学。美国于1958年开始编写整套“新数学”课程的教材以改革中学数学教育，随后一些欧美及亚洲国家，如日本等国家紧随其后加入了数学教育改革。英国于1961年实行“新数学”课程。香港大学在1962年的暑假，同数百位中学教师举办了“新数学”的讲座，介绍“新数学”运动，但当时并未在全港所有中学推行，只在部分学校试点。1964年，“新数学”首先在伊利沙伯中学试行，随后几年推广至约十所中学，接着“新数学”在香港广泛推行，原来的中学数学课程被称为“旧数”，而将“新数学”课程称为“新数”。20世纪70年代初，有的中学开始放弃“新数”，重新教回“旧数”课程，一些较好的中学则“新数”和“旧数”兼教。香港的教育司署也不断修改“新数”和“旧数”的会考课程，直到最后两者之间的课程都改得差不多了，1977年，香港教育部门宣布将“新数”和“旧数”合并为一个会考课程，称为“合并数”，并于1983年推行。小张国荣也算是这次“新数学”教育改革的牺牲品了。

虽然张国荣在中学时期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但他在英文朗诵、运动等方面却表现出了特别的最好，还曾作为代表参加班际、校际比赛，并取得了名次。玫瑰岗学校现任中学部的校长关治邦正好是与张国荣同届的同学，在他的记忆里“张国荣就常常代表学生来做演讲”。据旧报纸记录，1970年2月28日小张国荣代表玫瑰岗学校参加了“第22届香港校际音乐及朗诵节”中一华籍及东方籍男女混合组英语散文视读比赛，以84分的成绩在参赛的42人中获得季军，玫瑰岗学校的廖凤娟以86分获得冠军。
在运动方面，中学时代的张国荣喜欢打球，特别是羽毛球，打得非常好。张国荣自己也曾说：“对于球类活动，我有特别浓厚的兴趣，足球、排球、羽毛球等，全部都有玩，技术也不错，凡有班际比赛，我都入选为代表，羽毛球及足球方面，我更是校队成员之一。”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编剧张志成后来说:“我们通过电影圈的公益活动相识，后来每周都约好打羽毛球。他（张国荣）对人很亲和，事发前没有一点迹象……外界可能不知道，张国荣球打的非常好，小时候还曾经是香港羽毛球青少年队的代表选手。不过，不过，香港媒体只关心人的是是非非，从来不关心这些正面的东西。”在中学时候，小张国荣有时也会和当时的校长谢天仁神父（Fr.Xavier）打羽毛球，这让小张国荣既有点害怕，又有点荣幸。
玫瑰岗学校的现任校监范士豪神父（Fe.Francisco），当年刚到玫瑰岗学校任职几个月，张国荣就转去英国留学了，所以他对那时的张国荣没有什么印象。但他表示张国荣一直以来都和当时的校长谢天仁神父关系亲近，因此在张国荣进入演艺界后，有时也会受邀回到学校参加学生们为了筹款而组织的活动。范士豪神父说：“我记得是在1983年，他来学习参加这种类型的活动。结果有个人说话把他惹生气了，那次谢天仁神父正好去加拿大，我便和他在后台谈了许久的话，这也许能说明他有敏感的性格吧。”
谢天仁神父后来在玫瑰岗学校的旧生会访谈中谈到张国荣时说：“我记得Leslie在本校就读直至中三时他的英文名还是叫Bobby（鲍比），那时我常常跟他打羽毛球的。直至离世前，他都是一位十分支持玫瑰岗的旧生，每当我们有活动希望他来支持我们时，他总会尽量抽空出席。他在百忙中仍继续支持他的母校，大家均感到非常感动。另外，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到浅水湾喝下午茶时，他身边总是包围着他的歌迷和影迷，使我们难以好好静静地享受一顿下午茶，他向我慨叹再也不能跟一般人一样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了。其实在他离世前大约一个月左右，我在山顶碰见他的，当时我们还闲聊了一阵子。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患上抑郁症，不然我会好好跟他谈一谈，看一下我可以做什么帮到他的。他那么年轻便离世真是十分可惜。”在2002年的11月，谢天仁神父和朋友在路上偶遇张国荣，分别后他跟朋友说起希望在下一年的玫瑰岗旧生聚会时邀请张国荣为嘉宾。2011年10月19日，谢天仁神父于澳门安息主怀，享年81岁。
张国荣的学弟林奕华回忆起中学时代的张国荣时说：“第一次看见张国荣，距离'Leslie时代'的来临上有一段日子，但他早已是那习惯被看见的'张国荣'。我是说那大约只有15岁的，上学时会把手臂搭在女同学肩膀上的，一打篮球便会吸引大家走到走廊上的，凭着围栏，目不转睛的看着和幻想着的'张国荣'。”那时的林奕华，为了让张国荣知道他的存在，他曾跟踪张国荣和那被张国荣搭住肩膀的女同学走近一家餐厅吃学生特价午餐，并且在吃完之后，大胆地走到少年张国荣的面前对他说：“我已经替你付账了。”据林奕华文中所写，张国荣接受香港商业电台《笑早口》节目黄韵诗访问时，对黄韵诗说：“我记得林奕华，他是走上来跟我说过这句话的小子—如果世界上真有罗密欧，我认为他便是你这样的。”

那时候玫瑰岗中学里还时兴talent quest（才艺竞赛），少年张国荣印象最深的talent quest便是几个男同学扮当时在香港非常出名的台湾歌手姚苏蓉唱歌，令围观的同学捧腹大笑去。虽然少年张国荣当时只是围观者之一，但姚苏蓉却成了他唱歌的启蒙，在他进入演艺圈后，也曾有过几次与姚苏蓉同场演出。姚苏蓉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著名歌手，1966年参加正声电台主办的歌唱比赛获得冠军，然后签约山海唱片凭借一首《负心的人》一炮而红。1967年姚苏蓉翻唱龚秋霞的《秋水伊人》而赢得“盈泪歌后”的誉称。1969年山海唱片发行姚苏蓉的唱片《今天不回家》，唱片内收录了电影《今天不回家》的主题曲和插曲，电影同名主题曲《今天不回家》更是唱得街知巷闻，风靡华人世界，也使姚苏蓉在香港红透半边天。但好玩的是，不久后，这首炙手可热的歌曲在台湾被列为禁歌，同名电影亦被禁映，以致后来唱片再发行的时候不得不把歌名改为《今天要回家》。在姚苏蓉唱过200多首歌里，据不完全统计曾有80至90首歌以各种原因在台湾被禁唱，这也使得姚苏蓉称为“禁唱歌后”，以致有一段时间姚苏蓉不得不去台湾以外的地方演出。姚苏蓉在香港歌剧院演出的时候，少年张国荣还曾与家人一起去看她的演唱会，然后他的哥哥就去买了姚苏蓉的唱片回来听，他也会一起听。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唱姚苏蓉的歌了，张国荣在自述中说起姚苏蓉的歌曲时，启发了他最初唱歌的想法。
再大一点之后，张国荣就开始听英文歌，看国外电影。在中学时代张国荣印象最深刻的有两部电影，一部是《殉情记》（Romeo and Juliet），他觉得男女主角都非常漂亮，虽然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莎士比亚，但因为喜欢这部电影，以致电影原声大碟中的对白都能念出来，巧的是，后来他也在1982年的电影《柠檬可乐》和1995年的电影《半夜歌声》中两次饰演舞台上的罗密欧；另一部是《玉女含苞》（Jeremy），因为电影里面的英文歌非常好听，他就开始英文歌曲。Jeremy在内地亦译作《初恋的故事》，电影的主题曲是由男主角罗比·本森（Robbie Benson）演唱的《沙漏之歌》（The Hourglass Song），这首歌另有一个名字叫《蓝色气球》（Blue Balloon），电影同名插曲是由女主角葛琳妮·奥康纳（Glynnis O'Connor）演唱的《杰里米》（Jeremy）。
那时香港流行留稍微长一点的头发，少年张国荣也留起了长发，他觉得长发很有型。但学校不允许留长发，为了不被教导主任捉到，他就在上课铃响之前一瞬间跑进教室去，后来管得紧了，就从教室后门偷偷跑出去。那时少年张国荣除了英文外其他科目的成绩都很差，特别是“新数”，为了这个科目他还被叫过家长。除了学习被叫过家长以外，调皮的少年张国荣还因为叫老师的绰号而被叫过家长。玫瑰岗学校当时有一个叫古誉荣的体育老师，跟他们很谈得来又很好玩，因为张国荣喜欢体育运动，所以体育老师平时对他也很好。有一次放学，古誉荣老师在上校车的时候，少年张国荣就在背后大声喊他“古惑荣”，当时古誉荣老师没理他，而到了第二天课间休息的时候，训导主任便把少年张国荣叫去了教务处，因“对师长无礼”，少年张国荣被学校处罚停学两星期，并叫家长前来学习。张活海见到训导主任后，先递上名片，让训导主任多多提携他儿子，然后两个人竟然像谈生意一样聊了起来，而且还很谈得来。而这次停学也让张国荣知道被停学的滋味很不好玩，他觉得就算没课上，见见同学也好，他后来说，那时候他心里想着，以后再也不要被停学了。
张国荣觉得在香港的中学阶段就这样傻乎乎地过去了。少年张国荣在香港就读的中学阶段除了英文以外，其他成绩都不理想，“新数”成绩更是一塌糊涂，被“新数”拖累，他在中一就留了级，中二又差点留级，而他的父亲一直都很注重面子，少年张国荣的学习成绩让他觉得很没面子，非常生气。那时候香港流行送子女去国外念书，觉得这是一种光荣，在少年张国荣去他父亲公司的时候，父亲黑着脸对他说：“看你在香港是读不好书的了，有没有想过去其他地方念书？”少年张国荣就说当然好。他父亲说：“不如你去外国读书吧。”其实那时候的少年张国荣自己也觉得挺丢人，就有多少逃避的心态，而且他觉得，反正在其他国家即使出糗了，也没人知道。那时候的他觉得父亲对自己是有亲情在的，但长大一点后又会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成绩不好让父亲丢了脸才送他去国外念书。但不管怎样，支持他去英国留学的总是他的父亲。直到母亲去世后，他才从叔叔那儿得知，那时候他的母亲曾多次要求他的父亲允许他去国外留学。很多年后，张国荣说：“尽管我的教育并不算是完美无瑕，但给我打下现在这个基础的，应该说还是我的母亲。”

Chapter 03 世界这样奇 带你看远地
少年张国荣有一个同学申请去了英国留学，告诉他英国那边学校的入学考试非常简单。他就寄了申请过去，对方学校寄回来一份入学考试的题目，包括书信往来的时间都不到两个月就办理好了去英国留学的手续。香港的学校7月中旬放假，少年张国荣8月末就奔向英国留学去了。家里人一起去机场送行，少年张国荣没有一点伤感，可能是因为觉得在香港的童年生活缺少他所需要的关爱，他只想快点离开香港，在机场跟家人挥手道别后，便在他妈妈“要用心读书呀”的叮嘱中转身就走了，没有一点留恋。那时候很多父母都觉得学生不用太奢侈，便会安排子女乘坐价格便宜的包机，少年张国荣乘坐的便是当时很流行的叫“Laker”（湖鱼）的包机专门给学生乘坐的，到英国单程只需要几百港元，中途在印度的一个城市停留后就直飞英国了。少年张国荣坐在中间的座位，坐在他隔壁的是去念“新法”的学生，可能是隔壁的那位同学坐惯了飞机，一副很时髦、很安全的神态，而少年张国荣是第一次坐飞机，不知道怎么样，又要飞到那么高去，紧张得手心都微微沁出汗来。
一个人到达英国后，张国荣父亲朋友的儿子去接他，小张国荣不认识接他的人，像旧时相亲般拿了张照片，在机场找。在他父亲朋友的儿子那里睡了一晚，因为累，这“一晚”睡就睡了28个小时，直到他父亲儿子推他醒，然后把他送去了学校。少年张国荣入读的学校是在英国诺维奇（Norwich）的埃克尔斯霍尔学校（Eccles Hall School），诺维奇位于英格兰的东部，属于诺福克郡（Norfolk），是一座历史古城，在11世纪时诺维奇曾是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东边是乡村广袤而宽阔的自然景观，河流蜿蜒，穿插湖泊，紧邻海岸线。埃克尔斯霍尔学校坐落在诺维奇一个偏僻、安静而风景美丽的郊区，远离市镇和人家，学校四周都是宽阔的大草地。后来埃克尔斯霍尔学校与新巴肯纳姆学校（New Buckenham School）合并，现已改名为新埃克尔斯霍尔学校（New Eccles Hall School），少年张国荣就读埃克尔斯霍尔学校的时候只是男校，现在合并后已男女生兼收。少年张国荣在埃克尔斯霍尔学校就读了六个月左右，然后转学去了英国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的另一所中学。切姆斯福德在伦敦的东北，是埃塞克斯郡（Essex）的郡府，也是埃塞克斯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少年张国荣第一天到埃克尔斯霍尔学校时，学校只有一位老师和他的太太，那位老师请他吃了一个三明治。少年张国荣被安排住在一间16人的宿舍里，直到第二天早上，其他同学才陆续来到学校。少年张国荣在香港读打中二结束，到了英国的学校直接跳级到了中四，在整个学校里就只有他和他那位香港的同学两个人是中国人。少年张国荣觉得自己可能从小就比较容易适应环境，到新的地方也没有任何不适应，很快就习惯了。他觉得那边的生活节奏比香港慢，大家都懒洋洋的，读书也没有在香港那么紧迫，就算想发个脾气都找不到发脾气的对象。
在学校里的生活一切都非常规律，早上7点学校会响铃提醒他们起床，洗漱收完毕走10分钟的路到饭堂，吃饭前先祷告，然后七点半开始吃早餐，早餐很丰盛，有炸鱼条、牛奶、面包……还有两个让少年张国荣经常会疑惑是怎么生出来的像鹌鹑蛋大小的鸡蛋。中午12点吃午餐，午餐都是些用牛肉、瘦肉等杂肉切碎了做的土豆肉馅饼（Shepherd's Pie）、肉饼（Meat Pie）等。午餐没有牛奶，只喝水，最后还有甜品。吃完午餐后上课直到下午3点运动时间—体育课，上体育课时，少年张国荣会被拉去踢足球或者打橄榄球，不过在打过一次橄榄球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去了，在那些身体高高大大得都像座山一样的老外同学面前，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少年张国荣根本不是对手，被他们一撞就“散架”了，所以只好去踢足球了，因为短跑爆发力好，他就踢左边锋或者右边锋的位置。体育课到下午5点结束，然后到图书馆温习功课，虽然会有两个老师在那里监督，但没人管你读不读书，你就算在那里画公仔都没人会来管你。直到晚上8点打铃回宿舍，然后便派发晚餐，老师就行电影《雾都孤儿》里一样那个勺，舀一些阿华田或者奶茶到学生的杯子里，在发两块饼干，这便是晚餐。所以张国荣觉得在那时的英国留学是减肥的好方法，随随便便就能减掉几十磅（1磅等于0.454千克）。但少年张国荣却长胖了，因为他的那个香港同学比较挑剔，对那边的一切都不习惯，还经常不吃学校里的东西，少年张国荣就经常近水楼台的把那位香港同学的那份也顺带一起吃了。

学校宿舍的床边上有个柜子用来放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有一些学生因为在学校里吃不惯像鱼手指（将裹了面粉的条状鱼柳油炸，食用的时候蘸点酱或者汁）、杂肉派等食物，但又没有其他东西可吃，就会让家人寄一些钱或者方便面之类的物品到学校，但如果把方便面放在床头的柜子里，那么就有可能会突然失踪，少年张国荣和他朋友的宿舍都曾出现过几次方便面被偷走的情况。直到几个月后，他们认识了一位地理老师，遂向地理老师诉苦，地理老师同情他们，就把自己的厨房借给他们用。那时候在国外留学，像历史课、英国文学课等都没有实践课程，而地理课则经常会有叫做“Field Trip”（实地考察旅行）的旅行实践课程，这对远离市镇居住在郊区寄宿学校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兴奋的事情。少年张国荣他们从学校出发，坐大巴到诺维奇火车站，然后再转一趟火车到达与苏格兰（Scotland）相近的利兹（Leeds），因为在接近苏格兰的那边有很多山脉、瀑布等风景。再从利兹去到边上的约克郡（Yorkshire），在那里有一家基督教青年会（YMCA），白天他们就在基督教青年会那边做一些地理课程相关的活动，像爬山与观察瀑布、钟乳石山洞之类的，有一次他们走到悬崖下面的时候，突然有样东西掉下来，把他们都吓了一跳，走近一看原来是只山羊。
虽然离开香港的时候，少年张国荣没有一点伤感，刚到英国的时候他更是觉得自由自在了好多，但两个星期后他开始想念香港和在香港的家人。有一次他和同学坐火车去附近的乡镇玩，他们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火车的煤烟不停地飘啊飘，他突然觉得，原来真的是离开家很远了，亦开始想念起自己的亲人。一个人孤身在外留学，虽然有时候也会被高年级的学生欺负，但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学坏，反而在外面增长了很多见识，也锻炼了自理能力，因为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
学校规定放长假期的时候，学生必须离开学校，而少年张国荣回香港路途遥远，不可能每次长假都回香港，因父亲张活海在张氏宗亲会兼任职务，和会长张人龙一家很熟，少年张国荣在英国的监护人便是张人龙的女儿，也就是香港著名演员傅声的姐姐，所以不回香港的长假期他就暂住在监护人傅声的姐姐在英国的家里。张人龙是香港商人，太平绅士，曾任香港前立法局议员、香港前北区区议会议员、全国政协前委员、香港前区域市政局主席、香港新界总商会创办人等职。傅声是张人龙的第九个儿子，也是歌手甄妮的丈夫，后于1983年7月7日因车祸去世。在张国荣刚进入演艺圈的时候，傅声已经很红了，那时候张国荣不想让他人以为自己利用傅声的名声，所以一直对外说在英国的监护人是一位亲戚，假期就住在亲戚家里。傅声的姐姐在英国开了一家餐馆，少年张国荣放假闲来无事，便在餐馆里学学调酒做酒保，有时候还会在餐馆里献唱一些欧美流行的英文歌曲。有时候，少年张国荣也会独立去欧洲其他国家旅行，英国的多弗尔港口（Dover）最靠近法国的加来港（Calais），也是英国最繁忙的港口，跨越多弗尔海峡到达法国加来港，然后从法国一路去意大利、德国、荷兰等国家游玩，而旅行也让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偶尔长假期的时候少年张国荣也会回香港，第一次回香港过长假期的时候便发生了一件糗事。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老师告诉少年张国荣他们，睡觉的时候不应该穿衣服，裸睡会让身体皮肤更加贴近被子，那样就会更暖和，张国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了裸睡的习惯。而回到香港的家里，因为住的是唐楼，跟哥哥们住在一间房，但少年张国荣已经习惯了裸睡，如果不裸睡会感到不舒服而睡不着，所以每天晚上少年张国荣只能钻进被窝后再偷偷地把自己脱光。有一天早上，哥哥们都出去了，少年张国荣因为放假没什么事做仍在睡懒觉，他自己不小心把被子给掀了起来，而佣人六姐那天正好去房间收拾到吃午饭的时候，六姐就跟他说：“阿十，你已经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