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界，钱理群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考察，对20世纪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他以鲁迅为自己的精神资源，持续进行着自己的社会批判，并表达着自己的现实关怀。
近日，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出版，对自己的学术历程和精神世界做了全面的回顾和反思。接受本报专访谈知识分子、启蒙、鲁迅精神、中学语文普及等问题。
写给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人看
1 关于本书
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像我在书里面提到的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
新京报：在《我的精神自传》中，你讲述了自己的精神成长与苦难的密切关系，几乎没有提及一些美好的事对您精神世界的影响，为什么？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人总体上是充满苦难的，所以我这个命题就是谈应该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当然，也有学者不赞成把苦难过分强化。
新京报：对你来说，精神资源如何变成一种共识，并在多大范围内产生影响？
钱理群：从思想、学术的发展角度来说，思想中断了。我们后人的思考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但是，前人的思考已经被抹杀了，我们一切得从头开始。在我看来，这是今天的思想界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掘、继承历史的优秀遗产这个使命，应当由知识分子来承担。特别是我们这样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更有责任记下来总结。
我们不能总停留在义愤、控诉和痛苦当中，而应该把它提炼出来，升华成我所说的精神资源。我要讲的这段历史，现在的年轻人未必有兴趣。但是，人们总有一天会回到这个历史上来。不要等到后人需要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要找材料都找不到，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来。那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后人，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像我在书里面提到的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等，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每个问题我都没有给出一个完整、完美的答案。而是把自己思考遇到的困惑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如实的说出来，希望年轻一代一起来讨论、思考。我估计这个书的读者不会太多，但总有一部分人对这些问题有兴趣。2 介入现实要以学理为基础
我个人更喜欢书斋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因为我从学术中得到了一种非常大的快乐。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从内心来说更愿意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
2 关于自己
新京报：在你所说的“精神界战士”和学者之间，应该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钱理群：就我自己来说，我个人更喜欢书斋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因为我从学术中得到了一种非常大的快乐。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从内心来说更愿意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但是，我的选择和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贵州待过18年。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这使我有了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底层情怀，以及民间立场。这决定了我不能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面，就要破门而出，关注社会问题。
我的学术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关注学术问题背后的思想问题，我的学术是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出发，来做学理的探讨。而“精神界战士”更强调行动和实践，两者之间是相通的。“精神界战士”所能发挥的作用，取决于你的精神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你的学问正好为你的精神提供学理的支持。同样是对社会问题发言，你的批判有学理基础和没有学理基础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很多发言，都是从鲁迅出发的，也就是说，我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介入，是以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为专业基础的，只有有了学理的基础，发言才有自己的特点。作为“精神界战士”的发言是以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的，研究越深，他的发言就越有力量。
新京报：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文化界有多次论争，但是你一直没有参与，为什么？
钱理群：除了与几个同学如黄子平有过少数合作之外，我基本上是独来独往。我常常处在场外观察的状态，很少参与各种讨论。但是，不参加不等于不关心，我自己讨论的问题，与大家讨论的问题其实是有关系的，但不是直接针对那些问题的。
比如，我没有参加人文精神讨论，但是，我更关注这场讨论背后的问题。我这本书前面讲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都是80年代以来的热点问题。像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我没有参与。但是，我把他们的争辩的问题化解成了具体的思想问题，做自己的讨论。我逃避论争的原因在于，问题的论争最后常常变成人事关系，人事纠缠，产生意气用事。我对此有一个概括：在边缘的位置上讨论中心的问题。
近日，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出版，对自己的学术历程和精神世界做了全面的回顾和反思。接受本报专访谈知识分子、启蒙、鲁迅精神、中学语文普及等问题。
写给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人看
1 关于本书
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像我在书里面提到的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
新京报：在《我的精神自传》中，你讲述了自己的精神成长与苦难的密切关系，几乎没有提及一些美好的事对您精神世界的影响，为什么？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人总体上是充满苦难的，所以我这个命题就是谈应该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当然，也有学者不赞成把苦难过分强化。
新京报：对你来说，精神资源如何变成一种共识，并在多大范围内产生影响？
钱理群：从思想、学术的发展角度来说，思想中断了。我们后人的思考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但是，前人的思考已经被抹杀了，我们一切得从头开始。在我看来，这是今天的思想界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掘、继承历史的优秀遗产这个使命，应当由知识分子来承担。特别是我们这样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更有责任记下来总结。
我们不能总停留在义愤、控诉和痛苦当中，而应该把它提炼出来，升华成我所说的精神资源。我要讲的这段历史，现在的年轻人未必有兴趣。但是，人们总有一天会回到这个历史上来。不要等到后人需要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要找材料都找不到，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来。那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后人，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这个书也是给现在愿意思考中国问题的年轻人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那一代所面对的问题，像我在书里面提到的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等，在今天仍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每个问题我都没有给出一个完整、完美的答案。而是把自己思考遇到的困惑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如实的说出来，希望年轻一代一起来讨论、思考。我估计这个书的读者不会太多，但总有一部分人对这些问题有兴趣。2 介入现实要以学理为基础
我个人更喜欢书斋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因为我从学术中得到了一种非常大的快乐。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从内心来说更愿意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
2 关于自己
新京报：在你所说的“精神界战士”和学者之间，应该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钱理群：就我自己来说，我个人更喜欢书斋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因为我从学术中得到了一种非常大的快乐。我非常迷恋从容、安详的学者状态，从内心来说更愿意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但是，我的选择和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贵州待过18年。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这使我有了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底层情怀，以及民间立场。这决定了我不能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面，就要破门而出，关注社会问题。
我的学术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关注学术问题背后的思想问题，我的学术是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出发，来做学理的探讨。而“精神界战士”更强调行动和实践，两者之间是相通的。“精神界战士”所能发挥的作用，取决于你的精神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你的学问正好为你的精神提供学理的支持。同样是对社会问题发言，你的批判有学理基础和没有学理基础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很多发言，都是从鲁迅出发的，也就是说，我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介入，是以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为专业基础的，只有有了学理的基础，发言才有自己的特点。作为“精神界战士”的发言是以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的，研究越深，他的发言就越有力量。
新京报：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文化界有多次论争，但是你一直没有参与，为什么？
钱理群：除了与几个同学如黄子平有过少数合作之外，我基本上是独来独往。我常常处在场外观察的状态，很少参与各种讨论。但是，不参加不等于不关心，我自己讨论的问题，与大家讨论的问题其实是有关系的，但不是直接针对那些问题的。
比如，我没有参加人文精神讨论，但是，我更关注这场讨论背后的问题。我这本书前面讲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都是80年代以来的热点问题。像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我没有参与。但是，我把他们的争辩的问题化解成了具体的思想问题，做自己的讨论。我逃避论争的原因在于，问题的论争最后常常变成人事关系，人事纠缠，产生意气用事。我对此有一个概括：在边缘的位置上讨论中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