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的抢救后，我捡回一条命。透析5年，换肾成功，又坏死取出。从ICU转回了移植后恢复的病房，兜兜转转却回到原点。
2012年，我大三，十一假期去平遥旅游返回学校后，总感觉身体异常疲乏，视力也变得有些模糊，去校医务室咨询了一下，医生只让我回去多休息，用热毛巾敷一敷眼睛。
几天过去了，也没见效，除了眼睑浮肿得更加厉害外，脚踝也粗大起来。
我有些担心，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挂了号，尿常规蛋白质“+++”，B超显示双肾长9CM、宽4CM，血清肌酐468，内科医生语气肯定地告诉我：“双肾已经开始萎缩，我估计慢性肾炎的可能性大，但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大夫，我这病严重吗？能治好不？”那时，我还不清楚这些指标的意思。
“严重不严重，这要看怎么说了，至于能不能治好，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医生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但我明白，表达如此委婉，这个病怕是很难缠了——上一次听到这样的表达，还是已经去世的大舅刚被诊断出膀胱癌的时候。
我擦了擦手心的汗，裤子也已被我捏出了褶皱。我努力地控制住自己，想跟医生说声“谢谢”，可怎么也说不出来，我撑着前面的桌子站起来，医生安慰我：“看开些，平时好好注意饮食，不要劳累，规律透析，跟正常人差别不大。”
我攥着检查单，弓着身子靠在医院的走廊上，闭着眼，眼泪就掉了下来。
1
这一年，我刚21岁，大学还没毕业，没有结婚、没有工作，太多的一切，我都没有经历，为什么忽然就成了这样？我不知道。
回学校的路上，我给我爸打电话，本不想让他担心，可说着说着，就像控制不住一样，哽咽了起来，我爸说：“你别哭，得病咱就治，我马上去你学校。”
到学校，除了给女朋友发短信告诉她“我要回家一段时间”以外，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我去教务处询问得这个病后，还能不能继续在学校读下去，值班老师也不确定，他咨询后很快回复我：“原则上可以，可同学你身体要紧，要不先休学一年？”——当然，后来休学还是被迫成了退学。
爸爸赶到学校，看着我的病例，死活也不肯相信，我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得这个病。他非要拉着我去确诊，做肾穿刺活检后，结果显示：“新月体肾炎，IGA5级，全球纤维化”。
我和我爸都不懂，可大致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结果。最终，还是医生的话无情地击碎了我们父子俩仅存的幻想：“基本上确定是尿毒症了，先做个篓养着。”
我当时拒绝了透析，不想像个怪物一样，一辈子被机器拴住。“透析”两个字之于我，就如“蹦跳”之于年轻的史铁生一样，我不想听到任何人提起。
回到家，我固执地相信起网上搜到的那些中药药方，奶奶也给我找了很多偏方：醋泡青蛙，生吃鱼鳔，再恶心、再难以下咽的东西，我都强迫自己吃下去。急病乱投医，也完全没有好转，身体的积水越来越多，压迫着心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三个月后，我的身体情况愈加恶化，已经到了不透析就要死的地步了。在家的最后几天，我甚至总是出现幻觉，后来才知道，就是肾脏没有工作、身体完全没有排毒的缘故。
父亲和小叔强拉着，才把我“扭送”进遵义市医院，接诊的是谭医生。爸爸问他：“能不能劝劝我家孩子，我们也不愿意让他透析，可命要紧啊。”
谭医生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把我拉到透析室，指着病床上正在透析的病人给我说：“这个，31岁，刚查出来肌酐就1200多，透析半年，老婆就带着孩子跟他离婚；这个，比你还小，还不到12，7岁时紫癜没注意，最后发展为尿毒症，已经在这里透析2年；那边那个，本来是急性肾炎，可以恢复，生生被中药耽误成尿毒症，你让他咋办……谁也不想得这个病，可就是得了，你说咋办？不活了啊？你还年轻，老老实实透析，以后说不定还能换肾。”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其他尿毒症患者。
从那一天起，我在这间透析室已度过了快5个年头，从刚开始的2天1次，到半年后稳定在每周3次，我才终于慢慢接受了自己得尿毒症这个现实。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近乎变态地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严格忌口，水控制得也不错，透析了几年只感冒住了一回院。
2
2017年2月17日上午10点多，我正在小公寓里跟师傅学装修，突然接到谭医生的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我很骄傲地回答谭医生：“我状态很好，没什么异常。”
“这边有个肾源，你要不要考虑移植，还有经济上怎么样，能不能跟得上，起码20万。”电话那头说。
这个电话真是让我又惊又喜，喜的是，这种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好事，竟然真能砸我身上，前段时间排肾源，也只是抱着重在参与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期待；惊的是，竟然要花这么多钱。
电话里，谭医生还特意跟我说，有个病人刚移植完，状态还不错，可后来感染了，重症监护了很久，前后花了40多万，家里经济实在跟不上，家属只能被迫放弃救治。最终，还是人财两空。
谭医生应是感受到了我的犹豫，宽慰我道：“如果钱不到位的话，就等下一次，也不是没有机会，中午12点之前给我回个话。”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平静了好久。谁不想做一个正常人？我决定，我要赌一把。
我打了3个电话，我爸、我弟，和小风——小风是我发小，我们初中高中一直在一起，生病后，他一直陪着我，帮了我不少忙——他们一致支持我换肾。
我家全部的积蓄算下来还不到20万，大家便开始四处凑，这个2万、那个3万的，等到了中午，勉强筹足了40万，我给谭医生回了电话，就准备收拾东西出发了。我甚至还带了睡衣——万一真就能手术了呢？
下午3点半，一行人走到汇川大道时接到谭医生的电话，我以为他催我到哪里了，忙说：“马上就到，进城了已经。”
没成想谭医生却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捐献者家属决定临时不捐了，所以手术做不成了。”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谭医生又说：“你都到市里了，要不要过来，我们两个交流交流？”
来都来了，去聊聊也好。在医院办公室，谭医生跟我讲了有关移植手术的各种问题以及费用，我还特意咨询了回家该怎么锻炼好身体，以便随时等待移植。
随后便打道回府，下午6点半，车行到了土坪，还有40分钟就到家了。就在车子爬坡的时候，谭医生的电话又来了：“你在哪儿？和家属沟通好了，还是决定捐献，马上来医院。”
我们都很意外，我告诉谭医生我们已经在回家的半路上，他有些遗憾，最后还是说：“尽量赶来试试吧，万一成了呢。”
于是我们再掉头往医院赶，到了已是晚上快9点了。
3
医院还是老样子，过道走廊上都塞满了病床，护士长正在电话联系她的手下，为今晚的移植手术配人手。
进去术前谈话室，我才看到和我一起作为备选的两个病友：一个满脸痘疤的小兄弟，十多位家属陪着他，听说开的是雷克萨斯，一个是走路蹒跚摇晃的老伯，快60岁了，只有一个女儿陪着。
从他们后面的交谈中才知，这两个病人的家属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说实话，这让我有点沮丧，可能我就没什么戏了——不过看两位病友的状态，我又自我安慰起来。
简单的介绍之后，谭医生的意思是做全部检查，谁最合适，就让谁上。
胸肺、肝胆、心电、肠胃、血管、彩超，一直做到凌晨3点多，倒数第二项胃镜，因为临时让胃镜室加班，没有麻醉师，所以做不了无痛。当我和“雷克萨斯”一起到胃镜室时，老伯正在哇哇吐。胃镜确实让人反胃，老伯低血压，恰好不会担心血压过高发生危险。
我的血压是140，可能是那天劳累的原因，过高了，“雷克萨斯”比我还厉害，胃镜师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高血压做胃镜的诸多风险，大家都沉默了。过了好久，“雷克萨斯”才沮丧地问：“这个检查能不能不做？”医生坚决地否定了他的要求，胃镜师则十分不耐烦：“给你们5分钟考虑，不做，我就回去休息了。”
就在这个时候，谭医生来了，了解情况后，他说：“这个肯定是有风险的，移植手术风险更大，再说你们这个病，哪个的血压是正常的？”
5年的透析生活让我与现实生活已经隔绝得太久了，我迫切地渴望做一个正常人。
“我来！”我先站了起来。
所幸检查都顺利，凌晨5点的时候，基本上结果都出来了。
针对术前谈话的结果，谭医生做了评估：“雷克萨斯”感冒加发烧，直接否决了，家属很失望，听说他吸烟也很厉害；老伯的检查结果还可以，但有些低血糖；谭医生最后确定我为手术对象。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手术，也是我心心念念这么多年的手术，我既紧张，又期待。
接下来就是备皮，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医生来问：“要做手术的是谁？来备皮。”我和他一起去了旁边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他指着床说：“平躺上去，把裤子脱下来。”见我长裤脱完，不再动作，又指挥道：“把内裤也脱了。”脱掉后，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剃须刀，我这才知道备皮是干什么的。
为了防止肛门括约肌松弛，我还做了灌肠，伴随着前胸贴后背的饥饿感，我焦急地等待着通知。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护士领着我们坐电梯下到手术室层，电梯异常地快，一路上也没人说话，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一会儿，一位穿手术服的护士打开门把我领了进去。
狭长的走廊里，两边都是一间接一间的手术室，像是没有尽头。走进手术室，护士让我躺在手术台上，问了我一些基本信息，然后就出去了，留我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上面。
四周一片寂静，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眼前跟放幻灯片似的，过往的人和事，一股脑向我涌来。想起病时的无助和透析这几年受过的委屈，泪腺就跟泡在醋里一样酸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4
我是被人叫醒的，一睁眼，身边已围了一大圈穿着绿色手术服戴着口罩的医生护士，我知道手术要开始了。
他们先是让我调整到睡姿体位，然后就把我的右手绑得死死的，接着往我脸上盖氧气罩，第一次吸氧，我只感觉自己要窒息了，护士应该是看出了我的紧张，非常平和地安慰我说：“放松，放松，自然地吸。”
2012年，我大三，十一假期去平遥旅游返回学校后，总感觉身体异常疲乏，视力也变得有些模糊，去校医务室咨询了一下，医生只让我回去多休息，用热毛巾敷一敷眼睛。
几天过去了，也没见效，除了眼睑浮肿得更加厉害外，脚踝也粗大起来。
我有些担心，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挂了号，尿常规蛋白质“+++”，B超显示双肾长9CM、宽4CM，血清肌酐468，内科医生语气肯定地告诉我：“双肾已经开始萎缩，我估计慢性肾炎的可能性大，但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大夫，我这病严重吗？能治好不？”那时，我还不清楚这些指标的意思。
“严重不严重，这要看怎么说了，至于能不能治好，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医生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但我明白，表达如此委婉，这个病怕是很难缠了——上一次听到这样的表达，还是已经去世的大舅刚被诊断出膀胱癌的时候。
我擦了擦手心的汗，裤子也已被我捏出了褶皱。我努力地控制住自己，想跟医生说声“谢谢”，可怎么也说不出来，我撑着前面的桌子站起来，医生安慰我：“看开些，平时好好注意饮食，不要劳累，规律透析，跟正常人差别不大。”
我攥着检查单，弓着身子靠在医院的走廊上，闭着眼，眼泪就掉了下来。
1
这一年，我刚21岁，大学还没毕业，没有结婚、没有工作，太多的一切，我都没有经历，为什么忽然就成了这样？我不知道。
回学校的路上，我给我爸打电话，本不想让他担心，可说着说着，就像控制不住一样，哽咽了起来，我爸说：“你别哭，得病咱就治，我马上去你学校。”
到学校，除了给女朋友发短信告诉她“我要回家一段时间”以外，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我去教务处询问得这个病后，还能不能继续在学校读下去，值班老师也不确定，他咨询后很快回复我：“原则上可以，可同学你身体要紧，要不先休学一年？”——当然，后来休学还是被迫成了退学。
爸爸赶到学校，看着我的病例，死活也不肯相信，我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得这个病。他非要拉着我去确诊，做肾穿刺活检后，结果显示：“新月体肾炎，IGA5级，全球纤维化”。
我和我爸都不懂，可大致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结果。最终，还是医生的话无情地击碎了我们父子俩仅存的幻想：“基本上确定是尿毒症了，先做个篓养着。”
我当时拒绝了透析，不想像个怪物一样，一辈子被机器拴住。“透析”两个字之于我，就如“蹦跳”之于年轻的史铁生一样，我不想听到任何人提起。
回到家，我固执地相信起网上搜到的那些中药药方，奶奶也给我找了很多偏方：醋泡青蛙，生吃鱼鳔，再恶心、再难以下咽的东西，我都强迫自己吃下去。急病乱投医，也完全没有好转，身体的积水越来越多，压迫着心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三个月后，我的身体情况愈加恶化，已经到了不透析就要死的地步了。在家的最后几天，我甚至总是出现幻觉，后来才知道，就是肾脏没有工作、身体完全没有排毒的缘故。
父亲和小叔强拉着，才把我“扭送”进遵义市医院，接诊的是谭医生。爸爸问他：“能不能劝劝我家孩子，我们也不愿意让他透析，可命要紧啊。”
谭医生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把我拉到透析室，指着病床上正在透析的病人给我说：“这个，31岁，刚查出来肌酐就1200多，透析半年，老婆就带着孩子跟他离婚；这个，比你还小，还不到12，7岁时紫癜没注意，最后发展为尿毒症，已经在这里透析2年；那边那个，本来是急性肾炎，可以恢复，生生被中药耽误成尿毒症，你让他咋办……谁也不想得这个病，可就是得了，你说咋办？不活了啊？你还年轻，老老实实透析，以后说不定还能换肾。”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其他尿毒症患者。
从那一天起，我在这间透析室已度过了快5个年头，从刚开始的2天1次，到半年后稳定在每周3次，我才终于慢慢接受了自己得尿毒症这个现实。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近乎变态地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严格忌口，水控制得也不错，透析了几年只感冒住了一回院。
2
2017年2月17日上午10点多，我正在小公寓里跟师傅学装修，突然接到谭医生的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我很骄傲地回答谭医生：“我状态很好，没什么异常。”
“这边有个肾源，你要不要考虑移植，还有经济上怎么样，能不能跟得上，起码20万。”电话那头说。
这个电话真是让我又惊又喜，喜的是，这种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好事，竟然真能砸我身上，前段时间排肾源，也只是抱着重在参与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期待；惊的是，竟然要花这么多钱。
电话里，谭医生还特意跟我说，有个病人刚移植完，状态还不错，可后来感染了，重症监护了很久，前后花了40多万，家里经济实在跟不上，家属只能被迫放弃救治。最终，还是人财两空。
谭医生应是感受到了我的犹豫，宽慰我道：“如果钱不到位的话，就等下一次，也不是没有机会，中午12点之前给我回个话。”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平静了好久。谁不想做一个正常人？我决定，我要赌一把。
我打了3个电话，我爸、我弟，和小风——小风是我发小，我们初中高中一直在一起，生病后，他一直陪着我，帮了我不少忙——他们一致支持我换肾。
我家全部的积蓄算下来还不到20万，大家便开始四处凑，这个2万、那个3万的，等到了中午，勉强筹足了40万，我给谭医生回了电话，就准备收拾东西出发了。我甚至还带了睡衣——万一真就能手术了呢？
下午3点半，一行人走到汇川大道时接到谭医生的电话，我以为他催我到哪里了，忙说：“马上就到，进城了已经。”
没成想谭医生却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捐献者家属决定临时不捐了，所以手术做不成了。”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谭医生又说：“你都到市里了，要不要过来，我们两个交流交流？”
来都来了，去聊聊也好。在医院办公室，谭医生跟我讲了有关移植手术的各种问题以及费用，我还特意咨询了回家该怎么锻炼好身体，以便随时等待移植。
随后便打道回府，下午6点半，车行到了土坪，还有40分钟就到家了。就在车子爬坡的时候，谭医生的电话又来了：“你在哪儿？和家属沟通好了，还是决定捐献，马上来医院。”
我们都很意外，我告诉谭医生我们已经在回家的半路上，他有些遗憾，最后还是说：“尽量赶来试试吧，万一成了呢。”
于是我们再掉头往医院赶，到了已是晚上快9点了。
3
医院还是老样子，过道走廊上都塞满了病床，护士长正在电话联系她的手下，为今晚的移植手术配人手。
进去术前谈话室，我才看到和我一起作为备选的两个病友：一个满脸痘疤的小兄弟，十多位家属陪着他，听说开的是雷克萨斯，一个是走路蹒跚摇晃的老伯，快60岁了，只有一个女儿陪着。
从他们后面的交谈中才知，这两个病人的家属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说实话，这让我有点沮丧，可能我就没什么戏了——不过看两位病友的状态，我又自我安慰起来。
简单的介绍之后，谭医生的意思是做全部检查，谁最合适，就让谁上。
胸肺、肝胆、心电、肠胃、血管、彩超，一直做到凌晨3点多，倒数第二项胃镜，因为临时让胃镜室加班，没有麻醉师，所以做不了无痛。当我和“雷克萨斯”一起到胃镜室时，老伯正在哇哇吐。胃镜确实让人反胃，老伯低血压，恰好不会担心血压过高发生危险。
我的血压是140，可能是那天劳累的原因，过高了，“雷克萨斯”比我还厉害，胃镜师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高血压做胃镜的诸多风险，大家都沉默了。过了好久，“雷克萨斯”才沮丧地问：“这个检查能不能不做？”医生坚决地否定了他的要求，胃镜师则十分不耐烦：“给你们5分钟考虑，不做，我就回去休息了。”
就在这个时候，谭医生来了，了解情况后，他说：“这个肯定是有风险的，移植手术风险更大，再说你们这个病，哪个的血压是正常的？”
5年的透析生活让我与现实生活已经隔绝得太久了，我迫切地渴望做一个正常人。
“我来！”我先站了起来。
所幸检查都顺利，凌晨5点的时候，基本上结果都出来了。
针对术前谈话的结果，谭医生做了评估：“雷克萨斯”感冒加发烧，直接否决了，家属很失望，听说他吸烟也很厉害；老伯的检查结果还可以，但有些低血糖；谭医生最后确定我为手术对象。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手术，也是我心心念念这么多年的手术，我既紧张，又期待。
接下来就是备皮，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医生来问：“要做手术的是谁？来备皮。”我和他一起去了旁边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他指着床说：“平躺上去，把裤子脱下来。”见我长裤脱完，不再动作，又指挥道：“把内裤也脱了。”脱掉后，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剃须刀，我这才知道备皮是干什么的。
为了防止肛门括约肌松弛，我还做了灌肠，伴随着前胸贴后背的饥饿感，我焦急地等待着通知。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护士领着我们坐电梯下到手术室层，电梯异常地快，一路上也没人说话，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一会儿，一位穿手术服的护士打开门把我领了进去。
狭长的走廊里，两边都是一间接一间的手术室，像是没有尽头。走进手术室，护士让我躺在手术台上，问了我一些基本信息，然后就出去了，留我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上面。
四周一片寂静，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眼前跟放幻灯片似的，过往的人和事，一股脑向我涌来。想起病时的无助和透析这几年受过的委屈，泪腺就跟泡在醋里一样酸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4
我是被人叫醒的，一睁眼，身边已围了一大圈穿着绿色手术服戴着口罩的医生护士，我知道手术要开始了。
他们先是让我调整到睡姿体位，然后就把我的右手绑得死死的，接着往我脸上盖氧气罩，第一次吸氧，我只感觉自己要窒息了，护士应该是看出了我的紧张，非常平和地安慰我说：“放松，放松，自然地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