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关于团长的专题

天按部就班，8点半到，5点半离开。用了7个月的时间查阅资料和准备才开机。拍《青衣》的时候，为了熟悉京剧演员的生活状态，康洪雷在中国京剧院住了一个星期，天天泡在后台跟演员们在一起。
　　《隋唐演义》缓慢推进之际，兰晓龙把一份新资料发给康红雷，那是几年前他准备的一个一万多字的电影策划案，写的是二战期间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故事。兰晓龙记得，那天晚上六点多钟他把策划案发过去，康洪雷看到晚上两点多钟。第二天在公司见面时，康洪雷两眼红肿。拍摄远征军的创意就在那天确定下来。
　　在准备阶段，康洪雷的案头堆满了书，看的最多的是那本《史迪威日记》。滇缅公路、驼峰航线、松山战役、腾冲战役，一段又一段硝烟弥漫的烽火往事摊开在眼前，康洪雷有些震惊：我活了40多年，居然这么无知。这样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我竟然一无所知。如果不把这个事情做出来，让大家觉得我们还有这样的中国人，我们还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历史响当当地在那个时候就放在那儿，我不就是罪人吗？
　　一个多月以后，康洪雷和兰晓龙等一行四人出现在了云南腾冲。这里是远征军当年奋战的浴血沙场，也是很多老兵现在的家乡。“当时去云南的时候，对要写什么、什么人物、什么故事，脑子里一概没有，全是空白。”兰晓龙后来这样回忆。而在康洪雷看来，腾冲行前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故事的方向。他很享受这种陪伴故事骨肉生长的等待，这种只有去向却不知终点的创作旅程令他莫名兴奋。

绝境
　　历时整整一年筹备，2008年2月24日，《我的团长我的团》在云南腾冲正式开机。
　　如外界所言，康洪雷果然是按照电影的标准来要求各部门。他告诉服装师高文晏：演员的衣服要半年不洗澡、汗加汗的那种效果，穿上还不能过敏，还要防脏。东西南北的兵都有，身上要带点家乡的标志，东北的穿件小坎肩，坎肩和坎肩之间要有差别，花的或者土的，领口是圆的或者尖的。每位主演四套衣服，每套衣服四个款式，一个人就十六套。两千套衣服都是好料，都得用砂纸打磨做旧，“开机前两个月，我的手全是抽巴的。”高文晏说。
　　康洪雷按照内心的方向，不断地去接近《团长》所要缔造的战争片新形态。
　　2008年4月8日，这一天要拍摄的是龙文章带领大家追歼怒江边日军斥侯的戏，烟火师郭岩拿着烟饼，站在康洪雷面前试验自己的一种烟火效果。就在转身之后，烟饼发生爆炸，连同郭岩在内，现场三人受伤。在送往医院的路上，郭岩永远地离开了一起奋战一个多月的诸位战友。
　　突然发生的变故打乱了剧组整个计划。“那个地方坟比较多，老乡的坟，还有抗战英灵的坟，人都是出了事以后就唯心了。事故以后，大家每天都带着一种影子在那儿工作。”美术师赵立新说。
　　剧组经过一天调整后恢复了拍摄。4月20日，当天的拍摄中有一场是军民溃退的大场面，拍摄用的廊桥制景正是由赵立新设计。原本这场戏的拍摄地定在环境和气氛都与剧情非常吻合的松山汇通桥，因为拍摄条件限制，后来选择在火山公园一个类似于松山的环境。当群众演员经过桥边的布景时，廊桥突然坍塌，造成48名群众演员受伤。这次事故距离剧组为郭岩举行的追悼会仅仅5天。距离上次事故只有12天。
　　执行制片人李义华后来说，“汽车过都没事，结果200人产生的共振却让它塌了。”当地人后来告诉他，“腾冲这个地方水土太硬。”言下之意，即是冤魂太多。
　　坍塌事故发生后，制片方迅速付给医院50万元医药费。在腾冲当地医院，伤员、陪护家属差不多占满了整个医院。得知血浆告急，200多人的剧组连夜排队献血。几天内，制片人吴毅筹集到500万支付每天发生的各项费用。康洪雷将自己关在屋子里，闭门不出。
　　“那段日子简直感觉人要崩溃。”制片人吴毅说。加上上一次事故，剧组前后整个赔偿费用将近900万，对于制片人来说，这意味着每集片子追加了20万的成本。连续两次重大事故，《团长》剧组立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时间这个昔日的明星团队，成了一个漏洞百出的问题团队，各种声音铺天盖地而来。
　　“我不希望这是我的最后一部戏。”演员段奕宏的这句话其实是当时剧组很多人内心的担忧。从前热闹的剧组顿时安静下来，一种绝望的情绪开始传染、蔓延开来。这样的气息后来毫无保留地进入了《团长》，炮灰们从头至尾难以摆脱周遭的垂死之气。这场恶仗才刚刚开头，大家就被逼上了绝境，还能打下去吗？是否炮灰的宿命不经意地在剧组附体，“明知道不可能，我们还在想胜利？”
　　兄弟
　　“导演，咱还拍吗？”扮演迷龙的张国强走到康洪雷面前，替自己，也替很多剧组同事提出了心底的疑问。
　　“拍！为什么不拍？！”
　　痛定思痛之后，康洪雷走出自己的房间，微笑一如从前，他知道那是大家期待的定心丸。他告诉剧组：如果有人想离开，提出来就行。留下来的，大家继续在一起，把这事做成了。段奕宏后来用这样一句话评价他的导演：他身上有很多地方就像龙文章。
　　拍摄不能停止，执行制片人李义华不得不调整了随后的拍摄计划：大场面改成中场面，上万人的改成十几个人。这是一位和康洪雷相伴多年的兄弟，当年他们曾是内蒙艺校的同班同学。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人称“四哥”的李义华站在了每一部康洪雷作品的重要岗位上。


　　在《士兵突击》中扮演许三多二哥的演员王大治在《团长》中戏份大幅增加，这一次他出演的是湖南兵不辣。在后期拍摄中，王大治发起了足球赛。腾冲海拔两千多米，因为高原反应，基本上上场五分钟就得换人。即便如此，王大治依然认真地做了个表，首发阵容、替补名单、领队、教练，一应俱全。他们的对手都是腾冲的半专业队，在正式的四次比赛中，球队两胜两负。在王大治的队员名单上，右前卫的位置写着一个名字：康洪雷。
　　从前的生气和笑声又回到了剧组，随着拍摄推进，远征军这场持久战日渐显现出它的煎熬来。片中一共出现了四次大战，演员们手持各自的枪械，在滇西高原的丛林里化作炮灰团的一员，穿透时光的尘烟，一次又一次奔跑在镜头之下。“经常收工之后，真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张国强回忆说，“每天鼻孔里都能擤出两团纯黑的鼻涕，绝对是纯黑的。更不要说身上、耳朵里的脏土了。”
　　在拍摄后期，剧本开始跟不上拍摄节奏。兰晓龙自从亲历两次事故后，一马平川的创作状态受到了影响。剧本完成的时候已经是7月底。如果按照剧本拍摄，最少还需一个月的时间，此时整个剧组经过半年多的拍摄，全体演职人员身心俱疲。“就这样结束！”拍完树堡战役后，康洪雷为剧组吹响了集结号。8月3日，《团长》长达172天的漫长远征结束。
　　分别的日子来临时，扮演张立宪的李晨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不辞而别。扮演不辣的王大治走到康洪雷跟前问他：导演，我没给你丢人吧？康洪雷拍拍他的肩膀说：没有！在人群里，康洪雷看到了扮演兽医的演员罗京民，他走上前握住罗京民的手，“老头儿，老爷子，这个戏不错，完了以后咱们下部再合作。” 罗京民握着他的手说：“康洪雷啊，雷子，三年之内，我不跟你合作了。累死我了，太累了。三年之内，你的戏我不拍了。”
　　争议
　　伴随云南、江苏等地不输电影首映的开播庆典，2009年3月5日，《我的团长我的团》播出。与《士兵突击》的一片叫好不同，《团长》迎来了康剧最强烈的争议之声：从孟烦了喋喋不休的旁白，到龙文章始终亢奋的表演状态，再到虞啸卿身后川军团的历史真相；从远征军的德式头盔，到空战场面与《珍珠港》的雷同；从拖沓的节奏到意识流式的心理节奏剪辑乃至创作诚意，质疑之声接踵而来。
　　“《我的团长我的团》引发的争议其实是一种精英追求和大众形式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的困难。”北大教授张颐武这样评论。在这部迥异于《士兵突击》的新剧中，《团长》延续了康洪雷作品一贯的独创表达和入世的灵魂诉求。“我想让事情是该有的样子”，信大局，还是信良心？我们当中谁不曾有亏欠？面对一场必败的人生，为什么还要想胜利？
　　如同一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团长》之前，包括《士兵突击》在内的所有康洪雷作品，尽管口碑不俗，但投资商基本赔了个底儿掉，理想状况不过是保本。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火遍全国，投资方依然没有挣钱。而这一次，100万，是制片方对外宣布的《团长》单集收购价，据业内人士透露，最后的成交价格甚至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团长》是康洪雷作品中营销做得最成功的作品”。制片人吴毅说。
　　对于观众中间产生的争议，康洪雷无暇顾及。《团长》的后期工作在开播之后依然没有结束，交片以后，他奔赴大庆，开始了新剧《奠基者》的紧张拍摄。这是一部将在今年亮相央视的建国60周年献礼剧，这一次，康洪雷的镜头重温的，是上世纪50年代石油大会战的火红岁月。
　　9年前，38岁的康洪雷壮志难酬。在千禧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给自己下了最后通牒：再拍不成，就改行去做制片。1999年11月，他站在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片场，坐在监视器前号令起了整个剧组。拍摄的时候，片场来了很多人。康洪雷非常兴奋，他以为这是各方领导来为自己鼓劲，后来才得知，人家是来看第一次做导演的他行不行，备用导演早就准备好了。帮助他实现导演梦的朋友和伯乐张纪中说：康洪雷的可爱就在于他还算是老实人，像一块多年被埋没的煤，见了天日自己发光发热一番，就很让他激动了。


远征军这段历史在我们的影视剧创作中并不多见，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偏门作为《士兵突击》之后的新剧题材？
　　我不是第一个拍远征军的人，之前也有人拍过，《血战台儿庄》、《昆仑关大捷》，包括台湾的《八百壮士》。我从《史迪威日记》开始接触远征军的往事，当我知道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做就过不去。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自己居然如此无知，怎么长这么大了，还这样无知？历史上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不知道，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人依然活着，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亏欠，我觉得我有力量，让更多像我这样无知的人看一看，曾经在我们的历史中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经历了什么。既然我已经遇见了，我就不能再让它从我这里过去了。
　　《团长》缘起
　　当初觉得未来做成什么样，才能平息内心的亏欠，才算是给了自己一个交代？
　　我不太会给自己规划片子未来的样子。我相信“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你有了一种表达欲望的时候，你就低着脑袋去做。有的时候你也说不清楚，你说得清楚就没意义了，拍着就没意思，但是我老觉得方向是对的。你比如说这么大块历史，你活了四十五六了，这么大一段历史还鲜为人知，你现在知道了，还有这些事，你是什么心情？你当然想让很多人去听去看，表达对他们的尊敬，表达这么晚才知道的愧疚之情，就这样支撑着你做下去。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片子的未来。
　　拍摄之前，你和编剧专门去云南做了大量采风，亲身接触老兵的经历一定更受触动。
　　你去一趟就知道，那些留在当地的老兵到现在还活着。福建、河南、湖南，哪儿的都有，好多都是外地的，为什么不回去？单单是为爱情吗？单单是因为贫穷吗？单单是因为伤残的身体走不动吗？不对，你说服不了你自己。你突然发现高黎贡山就在他们眼前，为争夺高丽贡山，宋希濂的部队死了多少人啊。这些老兵结果就留在那里，每当清明的时候他们相互搀扶着来到滇西烈士陵园，围着这些战友默默走一圈，其中一个人喊立正的时候，每个人就像一个年轻的哨兵似的，挺起自己残破的身体，举起了手，为那些往日的战友敬一个礼，敬一个少一个，突然这些年迈的老人显得那么高大，残破的身体显得那么坚强。什么是英雄？这就是英雄。所以我就把这种气质和这种带着丝丝伤感的东西放在大家面前，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当初有没有想过这部戏会遇到这么多困难，拍摄强度这么大？
　　想过，但是最大的困难不是这些，它最大的难点是来自于整个摄制组对它的无知。做红军的题材，做解放战争的题材，三大战役的题材，你不用操那么多的心，这段历史恰恰是最陌生的，服装、道具、美术，全都陌生，导演要不厌其烦地讲，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讲，你不是讲一天，你要讲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谢尔曼坦克什么样，炮塔在哪，机枪在哪，机枪多大的口径，你必须要具体化，你要知道，你要不知道，你让谁知道去？包括什么时候换的军装，在哪儿换，换的什么衣服，凭什么你换英军的，凭什么你穿美军的，它来自于哪儿，出处是哪儿。水壶、饼干、食品、账篷，所有的东西，这都要具体。
　　对我自己来说，你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不能跟《士兵突击》一样，就不延续，就不重复，话是可以这样说，但怎么才能“三不”呢？表演风格怎么树立？你的故事怎么叙述？现实意义放在什么地方？它今天的价值在哪？放在哪个地方怎么来表达？虽然这种事情在哪个戏里都有，但这次付出的精力最多。
　　作为这个戏的灵魂人物，你对最后完成的结果是否满意？
　　我们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完成这种言传身教，成就这个戏，我认为是非常的无愧。我觉得他们服装、化妆、包括美术都不错，包括阵地的距离感、阵地的排列，交通壕、隐蔽壕、前线一线战壕，二线战壕，包括它的纵深、它的宽度、战斗队形、行军队形，包括枪怎么拿，水壶怎么背，我们都做到了很具体地实现。概念的建立是最难的，模仿不行，你必须深入你的概念，你要熟而又熟。你看所有的这些小道具，就摆在我办公桌上了。在剧组里，我整个走廊里全部用复印机打出二战时候所有的照片，战场、人物，都是真实的，才有今天所谓的这种发烧友不太骂你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态度。


　　风格之辩
　　有观众质疑这个片子的表演有些过火，尤其龙文章这个角色。你觉得呢？
　　演员表演过火，很好，正中了我的圈套，我有意让他这么做。在剧里面你不是演员，你是一个绝境之中的军人。人往往有些外化和他的内心世界是不成正比的，龙文章正是用他极其拙劣的表演，来掩盖他内心世界的不自信和茫然。他出身不是正根儿，既不是黄埔又不是保定军校，也不是哪一个优秀的部队，我哪儿也不是，可是不代表我不想建立一个军队，不想拉一批人马，不想把你们送回家。那怎么办？他认为别人看不出来，其实连三岁的小孩儿都看出他那拙劣的表演方式。你应该看得出来，他其实真的很累，行军回国的路上突然倒下，人家都以为他死掉了。他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一件事：把大家拢起来。因为我们有一种亏欠的心理，欠着对面南天门一千多座坟，我们冲上去，把侵略者打出去。你能说他不伟大吗？一定是伟大的，只是这种伟大来得不像我们过去传统的军人那种高大，那种正义凛然，那种不畏生死。他外在的粗糙简直不可理喻，那怎么了，难道英雄人物都得是你们说的那样吗？
　　孟烦了的这种从头到尾的独白也令部分观众感到不适应，有人觉得这样喋喋不休让人难以忍受。你为什么选择这种表达方式？
　　这肯定是一个人的视角。因为你总得找一个视角，不能弄一个全景式的，这跟我们喝茶的时候一个人在茶场讲评书一样，他一个人讲，能讲出一万个人来。孟烦了的这些独白是一些文学性很强，没法拍成画面的东西，甚至内心的隐喻。我觉得通过独白能够承上启下，甚至阐述剧情。张译的声音非常美，通过电流是最好听的，我故意让他少带共鸣，少字正腔圆，少带逻辑重音，平平淡淡地讲。这个独白也可以解决一些我不成熟的段落，甚至不成熟的剧集，一带而过，都有这种可能性，至于用得好坏，得由观众来评说。
　　《团长》的台词比较华丽文雅，有观众提出，那个年代的人不会这样讲话，选择这样的风格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之前我就跟编剧兰晓龙讲，要创造一种语境，起码得有一种语境特点，介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调动一切手段，为这一个目的，就是不要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让大家感觉那么过瘾，我更想让大家理性起来。《士兵突击》有很感性的一面，很多人说看完之后哭得一塌糊涂，这个戏大家觉得没有这样。这个戏是刚进入了感情，刚刚要发展，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用一个特别无厘头，甚至特别荒诞和滑稽，甚至幽默的东西把它打破了，这是我特别有意识要做的事情。你刚要涌动，我就摁住你，让你产生不太舒服之感，迫使你理性，要不然你可以不看。那些喜欢沉浸在感情当中的观众会失望，不看了，刚把我调动起来，刚准备痛苦或者抒情的时候，你断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就不看了，不看就不看，我觉得文艺的方式不单单需要给你感情的注意，同时也要给你让你自己理性起来的可能。
　　在这样一个战争片里，有一些类似龙文章受审、水葬迷龙那样一些不乏喜剧元素的段落。这些是为了调节观众情绪有意而为吗？
　　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青衣》，我的戏里都能看到喜剧元素。我喜欢用最大的快乐和幽默表达我所有的一切，这必须是前提。我记得早年台湾艺人凌峰唱过一首小丑的歌，唱得底下满眼泪花。我们看看《美丽人生》，一个父亲为了孩子心灵的健康，在法西斯的铁蹄下，他不惜演一出戏。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者最大的人文关怀，《美丽人生》改变了所有反法西斯题材的形态，它甚至超越了那些花几个亿拍摄的战争场面，这个也一样。用很多幽默，甚至黑色幽默的特点，来掩饰心里的苍凉、绝望，对一些人的失望，对当局的失望，对时下的失望，对作为军人的我的这种失望，因为你有希望才失望，你要连希望都没有，失望也不存在。这说明他们还是一群有抱负的人，就是这样。


　　我当时的同学、亲戚都搬到乡下，在逃难，在疏散，我回家以后，家里面的兄弟都非常欢迎，赶走日本人是大家的心愿，所以他们都帮我了解情况，这些人都做点小生意，东跑西跑，都比较熟悉这里的情况，我就通过他们逐步把范围放大，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选定哪些是我们获取情报的对象，就是要打进敌人的内部去，怎么样去开展这个工作，拿到这个情报呢？当时我就准备发展几个对象，当时腾冲的东边有一个乡叫做洞山乡，有一个人叫孙振邦，是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我通过同学、亲戚朋友，先跟他做工作，因为当时汉奸的心理状态也是脚踩两只船，一边站在日本这一方面，帮他们干工作，得到一些利益。另一方面他也有顾虑，将来我们收复腾冲以后，他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们给他做工作，如果他把有关的情给我们，等收复了失地，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能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我们承诺的。如果他死心塌地给日本干活，将来他有什么样的下场……就这样反复地做工作。后来他愿意把情报给我们。
　　这个事情虽然他答应了，但是是口头上的，我们要亲自见他才能确认。所以有一天我就去见他了，约定好时间，我就去了。到了他家，我是腾冲人，也不会讲普通话，就装着是一个农民的样子，好像他的亲戚一样。他家到处都是日本人。但门口没有站岗的，我很顺利就到他家去了，跟他见了面，跟他简短谈了几句，他就把情报递给我了。我拿到情报以后，巴不得赶快出来，逃出险境，当时心里面还是有很大压力，就这样，第一次就成功了。
　　以后他还给过几次情报。再去他家拿也就不怕了。当时我的单线联系是这样的：跟我联系的是一个通讯员，叫李天台，是河南人，他有时候来我家，有时候我亲自送到山上给他，我们的电台就在龙川江对面的高黎贡山上，很秘密。我们自己人也不能到电台所在地去，不允许。因为怕日本人抓住以后有暴露的危险。有一次日本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查到那里有电台，就去搜寻。有人已经告诉李天台说日本人来了，你赶快隐蔽，赶快躲起来。他这个人性格有些固执，不听劝告，结果日本人把他抓走了。抓走了以后审问他，审问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他们有一个规定，如果有人下午几点钟没有回到基地，就说明有情况，就赶快出发转移。他们就跑到深山里面去了，日本人来搜寻就没有找到这个电台。
　　后来因为我的情报工作有点成绩，被升成中尉，我也不在乎什么中尉，反正上级交待的事情尽量做，这是我的责任。
　　我还想要找其他的几个汉奸，一个是杨吉品，是日伪维持会会长，腾冲最大的汉奸，对日本人死心塌地，做他的工作很不容易，一不小心就是去送死。还有一个是当时我们的老师，在学校里面教卫生课，叫张德辉，他的太太是日本人，他曾经到日本留学，回来开办了东方医院。
　　因为我们有师生的关系，这个老师对我的印象还比较好。所以我就去找他讲了这个情况，我想他不会害我。他也同意了，以后给我情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当时日本人开的一个银行的行长，叫何世隆。因为当时我们是同乡，所以想通过其他人做做他的工作。去做工作的人回来说，要注意，这个人很危险，是对日本人死心塌地的。这个人后来确实是一直顽固到底。腾冲收复以后，把他抓走了，要押解到有关部门，他是个跛子，走到东边一个加油站，他说他走不动了，押送他的人不耐烦，也不想抬他背他，就一枪把他打死了。想当年他跟着日本人时是多么耀武扬威，汉奸就是这样的下场。
　　在芒市与鬼子遭遇
　　半年多以后，反攻(腾冲)战役就开始了。当时参加反攻的是两个集团军，20集团军和11集团军。20集团军攻腾冲右翼，那边是11集团军，我是11集团军的一员，当时接到上边的通知，让我到龙陵，后来又到了芒市。
　　到了芒市以后，那边有一个11集团军总司令部办的特别组织，叫做别动队，就驻扎在芒市的西边，那时候周围已经到处是日本人了。龙陵还没有打下来，正在攻击松山，还打得炮声隆隆。到了那边以后，我们原来的机构已经不存在了，组长也不在了。我们又重新组成两个小组。


　　我们的部队在山坡上驻守，但我们要到坝子里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去了解日本鬼子的活动情况。工作性质跟便衣队差不多。我们用电台把侦查来的情况送到司令部。这个工作非常危险，因为就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日本人的小分队经常和我们遭遇，你来我去，我去你来，有好几次都碰到了，非常危险。
　　有一天晚上，天很黑，我们有一个任务要去侦查，从山上下来只能看到山路是一条小白线，我们一个人一个人之间保持着一点距离。快要走到坝子里的时候，我是走在最前面的，隐约看见好像有一个人，就喊“喂”，那个人也说“喂”，我站在那儿，突然看见钢盔帽在夜里面闪了一下，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日本人。我马上倒退回去往河边走，被路边的障碍绊倒，跌下去了，子弹同时就打过来。我们小组其他人听见有情况，就往后面撤，好在我们的地势好，往后边退地势越来越高，他们在下边。另外，背后是我们的部队，这样日本人也不敢追过来，那也是来送死。
　　还有一次在一个村子里面，那天我们走在一条大路上，想去侦查日本人的堡垒，当时堡垒里有铁丝网，还通着电，有警铃什么的，搞得很好。突然有一个傣族老大嫂，跟我喊，别的话我们也听不懂，就知道她说“日本人来了”。我们平时还带着一个傣语翻译，那一天翻译不在，我们就往后退，我们的地形很好，好隐蔽，而且是居高临下。一个日本人追下来了，我们组里有个人手里有枪，日本人追上来，他给了他一枪，只打了一枪，我们就赶快退了。隔了5天以后，我们又回到那个村庄。老百姓告诉我们，你们那天打死了一个日本人。
　　老百姓还说后来日军多次来这个地方巡逻，要报复，来找我们。我们提高了警惕，又往寨子里边走时，就发现对面几十个日本人在山坡上。我们打扮成老农民的样子，分散在田里面，慢慢朝我们的山这边退出来。我们长官部的一个同志就被日本人打死了。
　　圆了大学梦
　　腾冲收复之后，后来龙陵也收复了，松山也打下来了，部队就要把我们调回总部。我当时也只有18岁，其实当兵不是我的心愿，我自小不想当兵，读书才是我的心愿，腾冲、龙陵收复了，我就想国仇家恨已经报了，心满意足了。我就写了一个申请，递到总部，我说请允许我回家，我要去读书。他们就批准了。
　　我回去读完初中以后，又读了高中。1949年腾冲解放，我就去小学里当老师，以后又在下北区人民政府当过法制股股长。后来又回去教书，一直教了40年，我没有读过大学，没有这个文凭，心里面一直很遗憾，所以我一直想要继续读大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我考上了云南师范大学。后来文革开始，上面给一个通知，停课闹革命。
　　文革开始的每一次运动，我们这些人都要首先去做检查，打掉你的坏精神。在学习班写不尽的检查，流不完的眼泪。当时真是想不通，心里面想：我是腾冲人，没有干过任何坏事，为什么要写检查挨批斗？有时候我也想死掉算了，自杀算了，想不通啊。但当时如果你死了，你就是畏罪自杀，你没干过坏事，那你为什么自杀？死了也是死得不明不白的，所以我坚持下来。我从来没干过坏事，对国家、对民族我可以说是问心无愧。
　　文革结束，有一天我得到信息，云南师范大学重新招生，我去考，考取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兴奋的一次了。我前后读了五年半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函授大学，那时候已经有50多岁了，才拿到大学本科的毕业证，后来我就在中学教书，直到退休。退休以后1991年，腾冲县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因为我还懂点文化，又退休了，黄埔同学会就叫我担任秘书长，后来老会长死了，然后副会长又当会长，也死了，同学们就推选我来当这个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长，一直到现在。
　　现在情况好了，我们黄埔军校同学会现在还活着的老人，生活上没有保障的，没有退休费的，那些有困难的同学，同学会都会帮忙。那些在农村里面的生活困难的同学，我们一次性给他2500元，城里面是500元，当然我们有退休费的，就照顾不到了。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也关心我们这些抗日的老兵，情况会越来越好吧

　　后来在师部军事法庭对质时，我把当时的情景照实报告，审判庭长听完我的报告，问岳氏兄弟：“邵某说的是不是真的？”岳氏兄弟做贼心虚，手都在发抖，哑口无言了。庭长大骂兄弟俩：“混蛋！怎么可以随便乱咬人呢”。
　　结束以后，庭长安慰我说：“委屈了！以后遇事要小心谨慎。”我被冤枉，还关了三天禁闭，成了我一个莫大的教训，幸好我没有贪财好色，否则以军法惩处起来，都不知道如何收场了。后来岳氏兄弟被依法枪毙了。
　　收复腾冲
　　有一个傍晚，我去郊外散步，巧遇团长李颐，带着两名侍卫，从城区前线巡视回来。我立正向他敬礼问好，他一眼看出我的风纪扣没有扣好，手指着我纠正。我立即扣紧，重新立正站好。团长说：作为军人，要随时随地整肃军容，注重服装整洁，才能配做一个优良干部。
　　这个细节让我感觉到李团长的细心周密，对待作战计划他也同样如此，怪不得他是公认的模范团长。所以后来他在腾冲光复的前一天英勇牺牲，让我大为痛心。至今都觉得很遗憾。
　　我们当时的团部驻军在绮罗，说前方不是前方，后方不是后方的，因为日本鬼子死守腾冲城和城外的来凤山阵地，绮罗邻近这两个阵地不过三五公里，随时都有交战的可能。团部一天24小时都在戒备状态，没有任何休假日。由于日本鬼子顽强抵抗，攻打来凤山时，我们第五团的官兵伤亡最大。鬼子躲进战壕，居高临下，又是易守难攻的山势。我们从下往上爬，一切都在敌人的视线里，因此造成极大伤亡。1944年7月28日，我军才完全占领了来凤山，攻占以后，我们清查日本人的尸体，才不过20多人，但我军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攻打来凤山第五团伤亡很多，最后只剩下特务排，本来特务排不用上战场的，但因为人员死伤太多了，特务排跟我们都上了战场。
　　攻打腾冲城也非常不容易，我们都是用从老百姓家里借的梯子搭上去，可是日本鬼子在高处，我们爬上去一个，砰，一枪一个就来了，死了多少人啊。最后完全是盟军的飞机轰炸帮我们把缺口打开，我们的军队才顺利进入到里边。进城以后的巷战也非常危险，都是肉搏，就是用刺刀互相拼，谁的手快就谁杀谁了。
　　前天我还去国殇墓园，在那些墓碑里看见我们团部里面的副官，叫李浩然，他的墓碑上面是写的上尉连长，其实他不是连长，他是我们五团的副官。收复腾冲之前他收了一个干女儿。攻打来凤山头一天晚上，他让干女儿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他说：明天干爹上前线了，能不能回来还不晓得。
　　第二天他上前线，他当时才30来岁，长得很魁伟，很帅，挎着皮带，带着枪，非常英俊。当时我们和对面的日本鬼子距离才几百公尺，他站在这边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对面城墙里的日本人就看见他了，一枪打过来，把他打死在楼上了。
　　腾冲城墙极为坚固，每夺取一道城墙缺口，或攻占一街一巷，都要付出极大代价，战况空前惨烈。8月的一天下午，我顺着我们攻开的一个城墙缺口，进入城内，检查战况，眼前一片焦土瓦砾，让人心酸。我走到以前简易师范学校的大饭厅处，我以前还在这里读过书。日本鬼子进驻后，在这个饭厅下面挖筑了巨大的防空洞。我好奇地沿着石阶下去，一阵阵浓烈的恶臭扑鼻而来，简直臭得不得了，我走了几步就不得不停住，一看里面人堆人，都是日本鬼子的尸体， 这是他们作恶多端，应得的报应。
　　从1942年5月10日日军侵占腾冲，到1944年，我军几个师的兵力，和空军的轰炸配合，奋战了400多个日夜，腾冲反击战才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第五团的团长李颐将军身先士卒，向敌人冲杀，在夺取日军指挥部李家巷时，与龟缩在这里的日本鬼子短兵相接，肉搏激战，不幸以身殉职。就在第二天，9月14日，我军终于将日军歼灭，收复了腾冲。我们敬爱的李团长却看不到这一天了。我们这个团长非常年轻，才30多岁，是湖南人，非常爱国，非常有本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那时候我们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他对部下非常关心，他魁梧、能干、声音响亮，所以大家对他非常有好印象。


看完了，心中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