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烈日当头，神像狰牙狞目，桌台上七具小小的骨灰盒让我微感不妥。但是我没有说不。
从小我就明白，做什么事都要做得比别人强。爸爸死后，妈妈没有与我相依为命，而是愈加嫌弃这个家。后来，妈妈移民去了加拿大。
我叫刘建明，15岁从中五辍学跟了琛哥。我发誓不回屯村，不再让人看不起。
所以，虽然骨灰盒的意头不好，我仍然倔强地想，他们六个能做我也能做，还要比他们做得更好。许多年后，陈永仁在上环粤海大厦的天台用枪指着我的头，我对他说，"那时候我没得选择。"
也许，那时我可以说"不"，不过人生怎么能假设呢。如果我真拒绝了琛哥，也许第二天就会死在尖沙咀的某条巷子里。
我从小就没有资格去考虑好与坏。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奔驰开起来很舒服，就算知道，也不会有一辆奔驰摆在我面前供我选择。我只能走路，区别只在于我可以走得快一点，也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穿着鞋，也可以把鞋脱了拿在手里。
我没办法选择善恶，但我能选择强弱。我的选择是穿着鞋，很快地走。
在警校我获奖无数，毕业后顺利升级。即使在琛哥亡命泰国的两年里，没有他的内部消息，我依然屡屡建功。我知道自己没有天赋，所以只有靠努力，事无巨细力求完美。每次我都告诉自己，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努力做好，二是努力做更好。Mary死后我辗转于不同的音响店，每次都试听她送给我的蔡琴《老歌》。在深水村，我给音像店老板换了一条Grado的线，效果好得出乎他意料。
调到内务部之前，梁总警司在高尔夫球场告诉我，眼光要放长远一点。看着球飞到远得看不见的海里，我突然明白这一次自己的选择是要除掉韩琛。

在警局我独来独往。其实导演完全可以给我安排几个朋友。我工作优秀，平易近人。我不抽烟不酗酒不打女人，也有人说过我帅。我能从女同事眼里看到倾慕。与大家想像的不同，我其实很想和他们交朋友。他们受人尊敬，走路不需要低头和绕行，也不需要常常假装不经意地往后看。他们是我从小梦想的一切。
可是你知道，有很多人，你想和他们做朋友，他们也想和你做朋友，但你们就是做不来。
傻强最终没有把陈永仁抖出去。临死前他告诉仁哥，"总之呢，如果一个人在做一件事，却很不专心地看着别人，他就是警察。"那一刻我羡慕阿仁。
我和他同样危险，都害怕被识破。不同的是，他做了许多坏事，却知道自己是对的，我抓了许多坏人，却总害怕自己是错的。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和那些渣滓交朋友，我只能拼命工作来掩饰自卑。甚至不敢去看心理医生。我开始嫉妒他。
直到大B开枪打死他，我才突然觉得大家扯平了。我看着他渐渐没有光彩的眼睛，里面一片茫然。10年了，只有迪路和傻强知道他喜欢观塘的那家叉烧，只穿黑色的衣服。就算知道了他是卧底，就算整个警局向他的尸体敬礼，我想也没有人真的悲伤，只需要一个下午大家就会把他忘记，甚至没人记得他的模样。毕竟，谁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记忆。要记住一个你没有记忆的人是很难的。
而我，就算刚才被他打死了，身败名裂，也会有许多人唏嘘不已。在某个阳光温暖的夏日午后，阿May还会突然想起，我这个内务部警司不经意间给她端过一杯鸳鸯奶茶。
唯一对不起的是Mary。我以为她可以拯救我，后来才明白，如果自己救不了自己，期待别人，就算我是最爱的Mary，最可爱的Mary，必定是缘木求鱼。当她听到了我和韩琛的通话，我突然觉得，我辛辛苦苦建立的明亮，辉煌，希望，我的一切，突然间没了。没有任何感觉地没了。

我来自屯村，从小老天爷没给我太多选择。每次我都从中选择一个最好的。我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对的，结果却是大错。唯一可以自慰的是，这个错误足够大。
我记得那天在青松观的大殿上，琛哥字字铿锵地说，"我这条命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记得当时心里想，我要做将，不要做骨。
我还记得从青松观回来的路上，有个算命神仙在路边扯着一面小小的白旗，上面写着，"人做事，天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