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
作者：李晓原 李泽湘 励建书
李晓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前主任。
李泽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
励建书：耶鲁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前主任。
根据合作协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三人于2011年初先后退出，并授权南方周末独家发表此篇文章，阐明与朱清时校长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意在以南科大为样本分析中国高教改革背后的深层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关系国家竞争力能否提高，必须避免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必须避免把对现有高教体制弊病的不满转化为对貌似合理却实际上更为荒谬的行为和口号的欢呼。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认真的具体的富有建设性的分析和讨论。
朱清时校长在南科大的高教改革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口号。朱清时校长身为社会名人，又担负改革重任，因此这些口号可能严重误导舆论和社会，干扰高教改革的实质性讨论和健康开展。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看法，厘清正误，以正视听。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
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根本上能支撑高校“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的是一个学校建基于教授质量教育质量之上的“质量信誉”，而不是具有这些权力本身。
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教改的本质，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所谓高教改革注定是既误人子弟又贻误高教改革机遇并最终贻误国家发展的口号喧嚣。
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问题。但沉浸在偷换概念的口号喧嚣之中，完全远离了办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正途，实在于南科大筹建无助，于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于国家高教改革无益！
公立大学必须要有内外两层质量保障体系和问责机制：建基于对自己信誉负责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问责机制，以及建基于法规之上的外部监管体系和问责机制。对南科大来讲，这两个机制完全没有建立。南科大应该做的是回归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回归建设一个新大学的基本工作（管理团队组建、学科架构设置、教授团队招聘、教育大纲及培养方案设置等），回归基本管理制度机制建设，这才是正途。
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
我国的高考就考试本身来讲仍然不失为是一个较为公平的衡量体系。而这对一个社会诚信体系尚没有健全的社会尤为重要。
在任何国家，统一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应该用高考成绩作为（所有）高校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录取和评价标准。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不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录取标准的话，如何才能在这个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从机制、监管和操作上做到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和合理，以使所有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得到维护和保障。
我国的高考体制由“考试”和“录取”两个重要环节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录取（及其所用标准)”环节。用“录取”环节的弊端去否定“考试”环节的合理性，或者用“考试”环节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试”环节本身的合理性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
更为严肃和重要的问题是高教改革是一场“改革”而不是一次“文革”。改革的目的是用更好的更完善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来代替（或逐步解决）问题丛生的现有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文革”式的否定现有考试制度和措施，而没有代之以更好更完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对高教改革的不负责任。
南科大负责人鼓励学生“反对参加高考”的做法，除了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煽动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建设性的具体建议和做法。对教育工作者来讲，每当现有法规不适合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的时候，该怎样示范和引导青年学生呢？是以尊重法治的精神推动和参与建立更为合理和更为完善的法规呢还是以藐视法规的态度冲破法治走向人治呢？“文革”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和深刻吗?!
“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
世界公认的一流高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些一流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只有一个功能：服务。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
问题的实质是大学内部的行政架构和行政体制的角色定位问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行政体制和以教育科研为主导的学术体制的相对定位问题，是干涉教育还是服务教育，是干涉学术还是服务学术，是起主导控制作用还是起服务配角作用的问题，是为什么行政权利异化为行政权力的问题！所以单纯的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伪口号。
“教改实验班”是为口号服务的人质
“教改实验班”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课程培养大纲和方案，甚至第二学期第二学年的课程设置到目前都还没有确定；培养的具体目标和学科分类也没有制定；学生们自己也不清楚。
在没有一个课程大纲和培养方案的情况下，所录取的实验班45名学生年龄却有着从10岁到18岁的大幅跨度。即使对有30年开办少年班经验的中科大来讲，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做法。以教育和全人培养来讲，年龄跨度如此大的45名学生有非常不同的心智发育程度、人文社科接受程度和德美艺体培养要求，因而也需要不同的培养和管理方案。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任职达十年之久的中科大也拒绝了代招这45名学生。
临时拼凑的寥寥数个教学人员主要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已身兼多职且主职在其他院校年过七十的院士；另一类是早已从科研一线退休的其他院校的教员。而第二学期第二学年课程的教员还没有着落。完全没有一个根据南科大学科框架招聘的可延续性的教员团队和由这个团队所设计、认同、落实的课程体系和培养大纲。现在临时开设的课程既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也不具备扩大招生后的放大性和连续性。
对于理工科学生能力培养非常重要的实验课，在招生面试时就已许诺学生第一学期就开。而事实是到现在第一学期快结束了也没有开。第二学期能不能开实验课、开些什么实验课、实验课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则无从谈起。
从这些事实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教改实验班”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完全不是一个为学生培养着想的措施、就完全不是从教育的角度着想的措施，也完全不是为高教改革着想的举措。而只是争取招生自主权、自授文凭权的人质罢了。
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
对于了解南科大筹办实情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为什么南科大还没有实质性开办就已经问题重重？为什么南科大没有受到任何体制机制上的审视、质疑、监察和问责？
我们也许从与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的对比中得到某些启示和答案。
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任命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请注意，在这个大学筹建的机制设计中，不仅政府本身完全抽离了直接对校长遴选、任命和监管的环节，而且校长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其权力、责任、行为、办学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出于董事会的监督管理之下。这就使得校长本人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偏离与学校定位不同的办学轨道，更不能为所欲为。
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
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建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够复杂够有挑战性的系统工程。这样的工程在任何体制下都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胜任的，无论这个人头上带有什么样的光环。这就要求办学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是组建一个高度负责的筹建和管理团队，而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必须要有基本的识人之才、用人之能、吸引人留住人之德。很遗憾，到目前南科大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
南科大作为一个全新的公立大学，其制度设计的第一环应该是对其法定代表人的权力、责任、行为的问责与监管，并以此为核心界定大学的管办学之间的权责关系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障。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学校内部的所有其他制度规章的设立。很遗憾，南科大的筹建缺失了这一环。
一个没有管理团队、学科框架、学术教员团队、内部管理制度、课程大纲、发展路径规划的空头大学用什么来奢谈高教改革呢？又用什么来实践和体现任何有意义的教改措施呢？
办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不仅需要有正确和清晰的理念和指导思想，还要建立与理念相适应配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更要有落实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有效的行动。很遗憾，南科大从第一步起就走歪了，还停留在口号的喧嚣上。
承担高教改革的使命本身可敬可嘉，但对一个刚刚起步筹建尚没有任何内容作支撑的大学，什么该试，什么不该试，什么先试，什么后试，要有一个清醒的清晰的分析和论证，不能凭任何个人主观意志，更不能凭内涵不清逻辑不清的口号误导教育改革。很遗憾，南科大在第一步就没有分清楚一个全新的还在筹建阶段的大学该做的轻重缓急和主次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