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举行的葬礼，直播视频点击量达到了30亿次（几乎相当于一半的地球人口）。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流行音乐之王的影响力不仅在网络流量。他去世的当天晚上，中国的《新闻联播》也播送了这一消息。
放在比较语境下，这一事件的内涵更显得意味深长——也是在2009年，2月份举行的第81届奥斯卡颁奖礼（ 81st Annual Academy Awards ）上，印度作曲家A. R. 拉曼（A. R. Rahman）凭借《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得最佳原创歌曲奖（Original Song）。
至此，许多观众才注意到这位音乐家。
是他低调、隐形、不够商业化吗？非也，A. R. 拉曼的CD销售量超过一亿，等于麦当娜与布兰妮的唱片销量之和，与迈克尔的纪录持平。

事情显然不止几个数字这么简单，也不仅仅是音乐这么单纯。音乐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而“美国流行音乐”这一术语，却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蕴含了艺术、娱乐、精英、大众、资本、市场等等要素，也不乏政治、外交、意识形态斗争、话语权争夺等等内涵，它是娱乐方式，是创意产业，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展现，它在世界各地盛行，受到全世界歌迷的喜爱，也就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全世界。
回看20世纪，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其中也包括文化工业体系。而世界上其它地方，文化生产还处于手工业模式。
文化战场不见炮火硝烟，文化战场也不见机器轰鸣，然而，文化产业依然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美国流行音乐”影响全世界的能力与效应也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扎实的现实基础。

基础资源
文化工业需要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或提供动力的文化资源，美国作为一个与殖民主义关联密切的移民国家，拥有大量黑人居民，其中绝大部分是黑奴后裔，这一群体为美国流行音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黑人音乐与西方传统音乐模式不同，既没有十二平均律，也没有管风琴，最明显的特征，是那先天的、融化在血脉骨骼里的节奏——节奏是音乐的灵魂。譬如“Rap”，通常译作“说唱”，其实就是“说”，但因为节奏感太强，就不只是“说话”，而成了“音乐”。在没有乐器的条件下，人体能发出的声音，被他们发挥到极致：歌唱、念白、拍手、跺脚、呐喊、尖叫、叹息、哭泣、呻吟、呢喃……由此创造出独具魅力的音乐，后来，这种音乐也有了自己的名称：Rhythm and Blues，简写为R & B，又演化出Soul（灵魂音乐）、爵士等等类别。

爵士乐的出现与南北战争有关。当时到处都是军队，也到处都有军乐队，黑人“捡”到了军乐队的乐器，揉入自己创造性的发挥，就有了爵士乐。所以爵士乐最典型的乐器是小号、军鼓等等，后来又加入键盘、吉它、贝斯等乐器，钢琴那是更往后的事了。
由此可见黑人音乐的一大特色：以人性本能的旋律节奏感觉为基础，表达方式不拘一格，因地制宜，成本低廉，包容性强，有良好的受众基础，是不可多得的优质文化资源。

恕我直言:大多优秀音乐都在游戏和动漫里

资源既有，下一步就是构建文化产品的工业流水线。
在每个历史节点，都会出现典型人物，这次是贝里·戈迪（Berry Gordy）。他原是个在底特律讨生活的黑人拳击手，酷爱音乐，能写会唱，在工作之余，先是写歌卖给唱片公司，稍有积蓄之后，于1959年1月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转年正式定名“Motown”，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城唱片”。
摩城的总体原则是娱乐产业，推出的产品就是流行音乐，公司也为流行音乐确定了标准：要有动听易记的主旋律，在几分钟的固定模式里，用现在时讲述一个简单的故事，抒发爱情的甜蜜或苦涩，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情。用贝里·戈迪的话说，就是：“一旦听众被歌曲吸引，你要用接下来3分钟的时间讲一段有始有终的故事，副歌要概括故事主题情节，要有强劲的力度，结尾要提及歌名，才能被人记住”。
摩城公司展现出工业流水线的高效率生产与严格的质量掌控，对歌手唱功有严格的标准，要求演唱时必须气息平稳，咬字清晰，并且艺人还必须接受礼仪、形体等一系列训练，务必举止得体，优雅大方，不能说脏话，不能吊儿郎当，要有绅士淑女范儿。
这样的产品与艺人形象，当然广受欢迎。但工业流水也有另一面，就是束缚。因为产品标准已经确定，不允许艺人自由发挥，更不给自由创作的机会，如果明星过气黯淡了，就开发新人递补，后浪推前浪，和自来水笔一样。

媒体资本
20世纪以来，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从报纸期刊，到广播电影电视，又到互联网新媒体，可以顺利地将信息传播到全世界。当资本加入之后，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最终形成几大传媒寡头，对传播的信息进行严格掌控，流行音乐也被打上意识形态烙印。
美国流行音乐的歌词内涵，是值得认真探究的。摩城唱片之所以在那个年代脱颖而出，和他们的“泡泡糖音乐”直接关联：情歌为主的小叙事，甜美无害，没有历史风云的大叙事，只有儿女情长的小故事，不会冲击任何社会规则，易于被各大广播电视平台接受并播出。
也有的歌曲是刻意的“带节奏”，例如老鹰乐队的名曲《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就成了加州的金牌广告，随着音乐的传播，加利福尼亚也名扬世界。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从群体竞争发展到寡头制是常见业态，小公司凭借天时地利，可以在群雄逐鹿之际抢得一席之地，但时间一久，往往落到破产或被兼并的下场。唱片业也不例外。从摩城唱片的历程可见一斑：1966年，摩城出品的专辑几乎占据了排行榜的四分之三；1983年，成为由黑人创立的最赚钱的美国公司，年销售额达1.04亿美元；1998年被MCA公司收购，后来并入环球音乐集团，摩城公司原址现已成为“摩城博物馆”，“摩城音乐”则已成为传说。

change world

被收购，不是因为摩城江郎才尽不思进取。看它的发展史就知道，即使在最风光的时候，摩城也一直都是“受制于人”的状态。譬如流行音乐不得不重视的“排行榜”，就完全**控在媒体寡头手中，也因此出现许多怪象：将白人与黑人的歌曲分别打榜（现在这一规则已废除）；为基督教音乐特设表单，单独打榜；对基督教歌曲的歌词内容严格把关，务必严格遵循《圣经》规矩，不准越雷池一步；其他音乐很少，如印度、阿拉伯、俄罗斯、拉美等等，都是音乐资源极其丰富的区域，却都被美国榜单置若罔闻，至于中国音乐，就更没有存在感。
赤裸裸的歧视更是俯拾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黑人形象甚至不能出现在黑人音乐的唱片封面上，直至今日，尽管黑人明星不乏其人，但他们遭受的莫须有的攻击与谣言构陷，却比白人明星多得多。
流行音乐的奖项评选也是有力的推广模式，例如格莱美，精心营造的颁奖荣誉感与声色并茂的表演，借助电视直播送到广大观众面前，制造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但是决定奖项归属的控制权，在且只在掌握话语权的传媒寡头手里。
甚至市场数据，也是被行业寡头掌控的。如唱片销量统计的权威机构——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直接在66个国家运作，并在45个国家有从属的产业联合会（中国的中国唱片总公司、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浙江音像出版社、上海声像出版社、上海音像公司等，都是国际唱片业协会的会员）。在能够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国家，唱片销量认证颁发主体并不是IFPI的附属，譬如中国的唱片销量认证机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一定不会唯IFPI马首是瞻；但是在许多音乐产业欠发达、话语权严重不足的国家，IFPI就可以独自担当其为该国或该地区音乐产业颁发认证的职责。
在美国，唱片销量认证的颁发主体是美国唱片工业协会（RIAA），也就是说，无论实际销量多少，都以该协会统计数字为准，“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以至于出现了如此荒诞的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迈克尔·杰克逊风靡全球，唱片销量数字却一趴十几年没有变化，到他去世多年之后，新的销量认证又纷至沓来。

全产业链
流行音乐本身之外，还可以衍生出更多的产业与产值。这些产业形式灵活，丰富多样，不乏创意创新，试举几例如下。
1．直接开发。在爱屋及乌的心理驱使之下，会将对明星的喜爱之情投射到与其有关的一切周边产品或活动，明星形象的玩偶玩具、T恤图案、产品广告等等，也因此有了广大市场。明星自用或代言的服饰品牌是许多人追捧的对象，太阳镜、帽子、围巾、耳机、手表、首饰等体量小、价格高、产量大的单品尤其受欢迎，“XX明星同款”是屡试不爽长盛不衰的广告词——毫无疑问，这种模式需要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为基础，特别是轻工业。
2．歌迷组织发展为商业运营的会员俱乐部，这种模式需要协调有效的管理体系，同时需要良好的投资市场环境，而这些也恰是美国的强项。
3．与其它艺术或学术形式呼应，形成协调共生的生态系统，这需要坚实的理论体系与学术构建能力，才能打造话语权权威。流行音乐与绘画、当代艺术、音乐剧、电影、艺术理论等等领域交叉融合，流行音乐或大众文化以“艺术”名义登入大雅之堂，获得“社会精英”身份，便拥有居高临下的气魄，不再是卖唱式的下里巴人。
一个典型案例是猫王，这个唱着黑人歌曲的白人歌星自有其魅力，然而“猫王之前，世界一无所有”这样的夸大其辞能够风行全球，显然是美国宣传体系与话语权的功劳。

先发优势
美国的文化产业与对外扩张，还有国家力量的鼎力支持。
常见的方式是以外交手段为文化扩张铺路，例如美国同意其他国家享受最惠国待遇，经常把“不干涉美国在受惠国的文化宣传活动”作为前提条件；在经济援助他国的过程中，也会把美国文化扩张的条款加入其中；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强硬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影音制品。
这种开放的要求，与百年前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要求“门户开放”如出一辙，即使对方不答应，仍然有多种手段进行全方位渗透：对苏联等国，就采用短波广播等方式，硬性宣传；在中国，先对盗版唱片睁一眼闭一眼，抢城掠地，等到培养出庞大的歌迷群体之后，又打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名义，收取巨额版权费。
既有工业优势，又有资本加持，还有国家背书，美国文化组合拳的战斗力自是不俗。打进毫无话语权的小国弱国市场，自然是所向披靡，无人能挡，而那些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基本都被冲撞得踉踉跄跄，几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1988年6月，迈克尔·杰克逊在西德开演唱会，5万人到场，尽管东德警察严防太空步成为一枚政治炸弹，仍有无数东德年轻人在演唱会举行期间聚集在柏林墙边，遥听墙那边传来的音乐。
震撼也罢，遗憾也罢，却不得不承认：对于苏联或东欧诸国而言，意识形态的斗争发展到如此境地，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大势已去，社会剧变也已经箭在弦上，只欠扣动扳机。
时至今日，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切身体会到：沿途国家，尽管经济落后、社会多样、风俗各异，却都早被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打上了或深或浅、或正面或负面的烙印，对中国理念的推进造成许多障碍——对此只能直面现实，才能有效应对。

不是结束的结尾，未完成的问题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国际博弈也越发激烈与复杂，话语权的东移与下移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任何产业发展，这句俗话都不失为真知灼见：“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资金积累、雄厚的经济实力是文化工业的必备基础，然而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文化工业全产业链发展，更是行业成熟度的考验。
回看我们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金积累是有基础的，对于文化重要性，政府也已经给予坚决肯定，但是，以此为基础，推动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再到中国文化走出去，仍是漫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