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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拜占庭的拓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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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拜占庭的拓殖运动
徐家玲【英文标题】On the Immig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Byzantine
【内容提要】 7-9世纪拜占庭的农业拓殖运动,是中世纪世界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在实行军屯和民屯的政策方面,拜占庭继承了罗马共和到帝制时代的历史传统,但与罗马时期以开疆拓土为目标的外张性拓殖相比,拜占庭拓殖的主要目的是守护边疆、强化政府管理机制。拓殖政策的实行,使得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半岛上的“新来者”将其“蛮荒时代”的社会和生产结构方面的因素糅进拜占庭的社会生活当中,促进了中世纪东地中海各不同起源的民族之间的融合,促进了一个堪称为“东方基督教文化圈”的东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形成。
【关 键 词】拜占庭/拓殖/东地中海文明共同体
7-9世纪间,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和扩张,原被誉为“罗马帝国大粮仓”的拜占庭属埃及沦陷于阿拉伯人之手,多瑙河流域也经常处于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外来民族的攻击和控制之下,农业发展的空间开始局限于黑海南岸的本都地区、小亚细亚、希腊—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等地区。但是,拜占庭人仍然坚持以“农业为本”①的传统国策,他们坚信:“农业和军事技术”是保全一个国家的重要依据②。由这一基点出发,帝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有条不紊地实行了强制性的移民(民屯)和军事拓殖(军屯)政策,以保证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使得拜占庭能够在经常处于新兴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南北夹击的困境下发展生产、强化边境治理,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奠定了10世纪拜占庭历史上之“辉煌时期”的基础。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东地中海区域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拜占庭东方基督教文明”这个大环境下的融合。
一 拜占庭拓殖活动的罗马传统
拜占庭的拓殖活动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至少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能找到与它相似的生产组织形式。罗马士兵、和平居民的开疆拓土活动与活跃于整个地中海—罗马世界的商贩们的贸易活动是随着罗马的不断对外扩张而步步延伸的: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不列颠岛、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地区、日耳曼尼亚、多瑙河南岸的潘诺尼亚,至巴尔干半岛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乃至埃及尼罗河流域、北非的努米底亚和利比亚地区,形成了以意大利半岛为圆心,以罗马军队和移民、商人的外向活动为半径向外辐射的“罗马化”(或曰“拉丁化”)运动。在所有移民区内,都很快地奠定了罗马移民役使当地土著居民的管理模式和罗马文明的统治地位,同时实现了民族融合。公元154年,一位被称为“诡辩家”的罗马人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在罗马城发表的著名演说《罗马献辞》中,非常自豪地称罗马帝国是一个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在开明的管理者或领导者英明治理下的、包括希腊、意大利和外省的“自治城邦的联合体”。在这里,没有作威作福的君主,也没有希腊人同野蛮人、土著人和异邦人之别,整个社会是和谐、平等的③。但他承认,罗马世界的平等不是绝对的,“上智者”和“下愚者”之间的差别始终存在,智者治人,愚者治于人的模式也始终存在。只不过,他所强调的上智者,并不仅局限于罗马人或拉丁人,而是指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各地区所有精英人士。这种态度,反映了罗马—地中海世界统一观念(orbis romanus)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
在罗马共和晚期至早期帝国时代一些政治家的积极推动下,这种外向型的“罗马化”和“都市化”运动发展颇为迅速。于是,在莱茵河流域、不列颠、西班牙、达尔马提亚和东地中海的希腊化地区,出现了许多以罗马名人命名的新建城市,如“图拉真堡”、“普洛提娜堡”、“马尔契亚堡”和“阿德里亚堡”等。有些城市,如科隆、美因兹、沃姆斯、科不林士、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等,“直到帝国历史的后期,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军营”④。另一方面,为了安置那些在罗马国家的军事扩张中付出青春和健康代价的退役军人,罗马人也在阿非利加、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建立了众多退役军人移居地,即所谓的“屯市”(colony)⑤,它们虽然只是被广阔农耕区域所包围的军人集聚区⑥,但却是罗马政府用以恢复被征服地区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组织形式,“……一个地区被征服以后,紧跟着的,便是开发农业、进行殖民、筑造道路、兴建港口等等事业,所以一般的结果,那被破坏地区的物质复兴,能迅速地完成”⑦。


1楼2018-06-21 11:17回复
    三 拓殖运动的影响
    长期的有目的的移民运动和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上“自由的”民族迁徙活动,是以东正教文化为特点的现代南斯拉夫及希腊、东地中海各民族实现真正融合的“催化剂”。拜占庭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将军和皇帝就产生于这些移民的后裔中。8世纪被称为“伊苏里亚”王朝的奠基人皇帝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实际上是叙利亚人的后裔,他能流利地讲阿拉伯语和罗曼语(即希腊语),并十分理解伊斯兰教的信仰(54)。利奥三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科普洛尼姆斯(741-775年在位)与草原民族卡扎尔人汗的女儿结合,其子利奥四世(775-780年在位)因此被称为卡扎尔人(55)。9世纪中期马其顿王朝的创立者瓦西里一世(867-886年在位),是移居到马其顿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混血的后代(56)。在马其顿朝皇帝瓦西里二世亲政之前,先后操纵拜占庭国政的两位将军尼斯福鲁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西斯都是出生于亚洲土地上的军人后裔。其中,尼斯福鲁斯是小亚细亚的卡帕多细亚人,约翰·齐米西斯是亚美尼亚人。他们两人都因战功而进入上层社会,并因其与女皇狄奥法诺的特殊关系一度执掌国政(57)。最后,马其顿王朝的末代女皇佐伊所选择的第二任丈夫(迈克尔四世,1034-1041年在位),亦是小亚细亚的帕夫拉戈尼亚人(58)。
    由于拜占庭政府实行的拓殖政策和斯拉夫民族自由拓殖的发展,希腊半岛上许多荒无人迹的地区有了新的居民,一些斯拉夫化的新地名出现(59)。到10世纪时,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已经成为完全的斯拉夫民族区,乃至于近代著名德国学者法尔梅赖耶(Fallmerayer)强调:现代希腊人与古代希腊人没有血缘关系,今天的希腊人完全是在中世纪侵入希腊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后裔(60)。虽然上述说法似乎武断,但事实上,今日希腊半岛之希腊人已经是自希腊时期以来几千年来多个民族、种族和文化融合的后代了,它包含民族迁徙时期的东、西哥特人的基因、斯拉夫人的基因、罗马人的基因、西欧法兰克人的基因,甚至犹太人的基因、阿拉伯人的基因、土耳其人的基因等,希腊和斯拉夫人的基因只是其中一部分。
    于是,如布瓦松纳所说,拜占庭改造了这些尚无民族自觉心的移民,通过使他们皈依东方基督教“正教”的方式将他们希腊化。在这个民族汇合的大背景下,产生了一个“返老还童”的中世纪希腊国。(61)另一方面,斯拉夫人在拜占庭境内的大批定居,加之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边境经常处于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交替统治下、形成拜占庭人与阿拉伯人混居的环境,极大地改变了拜占庭的城乡生活。带有原始初民古朴风格的斯拉夫人习惯法与拜占庭通行的罗马—拜占庭法和拜—阿边境地区所接触到的伊斯兰教法互相影响、互相补充,构成了新的城乡法制传统,一些新的立法文献(如《农业法》、《海商法》(62)等)于7-8世纪之交出现,揭示出这一时期拜占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变化。这些民间习惯法和实用法的通行促使伊苏里亚时期和马其顿时期的皇帝们致力于编写和修订新的法典,以使国家立法适应于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需要。
    在8世纪出现的《农业法》(63)中,人们注意到,由于斯拉夫因素的影响,农民的生活几乎回到了地域性的农村公社时代。在这种体制下,耕地归公社全体自由农民占有,森林、草地、牧场为村社的公共所有地,自由农民份地要定期轮换,使用权受到公社保护,作物收割后,休耕地要暂时收回作为公共牧场。当然,这种农村公社的生产组织形式并没有存在很久,与所有民族的发展轨迹相同,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农村公社的瓦解和贫富分化过程在9-10世纪的拜占庭农村迅速发展,乃至于各代皇帝不得不制定一些律令来调节社会关系。甚至强制性地推行联保制(Allelengyon),要求富裕者为其贫穷的邻人纳税,以防止因劳动力流失导致国家税收和兵员的减少。皇帝瓦西里二世时期,其措施尤其严厉(64)。


    5楼2018-06-21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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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政府实行的拓殖和保护农业政策,多少保证了国有土地和农业劳动力的良性开发和使用,保护了农民和大小土地所有者们的生产积极性,强化了小农经济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地位,东地中海区再次成为全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希腊半岛上的色雷斯、塞萨利、伊庇鲁斯地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及意大利南部重新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中心和整个地中海区域农、林、牧业产品的重要产地(65)。许多研究农学和畜牧学的作品在这一时期问世,一些较先进的耕作方法,如灌溉、经济作物(果树、橄榄树、葡萄)的栽培和种植技术等,也由此传之后世。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拜占庭工商业的繁荣。9-10世纪的拜占庭成为地中海世界丝织品、葡萄酒、玻璃制品和金银细工制品的主要出口国,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等城市成为全欧洲所向往的最繁荣的“世界级”城市,君士坦丁堡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金桥”,并与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和印度洋贸易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亚欧大陆的封建世界又重新出现蓬勃向上的氛围。与此同时,是拜占庭知识阶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拜占庭社会文化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拜占庭拓殖政策(无论是军事性的还是移民性的)的实行有其迅速发展的政治背景和物质基础。一方面,自君士坦丁—查士丁尼时代以来,拜占庭东方帝国建立健全了以皇权为中心,以基督教会与皇权的相互协调为基本原则,以政区和行省两级管理为基础的庞大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体系,这是政府能够有效管理和分配国有资产的强有力政权保障。另一方面,4-7世纪以来拜占庭连年遭遇来自多方面民族进攻的战乱和多次大瘟疫造成的劳动力锐减,使得东地中海沿岸、两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上的许多农耕区成为荒芜不毛的旷野,这是国家能够用来分配和开发的丰富物资资源。但是,随着9-10世纪以后帝国领土不断受到新兴民族(主要是阿拉伯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的进攻和蚕食,其疆域迅速萎缩,可用来分给士兵和移民的土地越来越少,乃至于在破坏圣像时期(8-9世纪),皇帝们不得不采取没收修道院和教会地产的方式满足军事贵族们的要求。这一行为激化了教会贵族和军事贵族的矛盾,又引起了另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即由希腊半岛和色雷斯地区移向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这一次移民决定了南意大利民族成分的变化和丝织技术(66)的西行。
      与罗马时期外向型的开疆拓土运动相比,拜占庭的拓殖基本上是在自己的领土范围之内,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发展。拓殖的目的一方面是有效运用国有土地资源和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扩大国家税收和军队兵员的基础;另一方面是缓解外来民族的人群(特别是斯拉夫人)对于地方统治机构造成的压力和斯拉夫人习惯法及阿拉伯人伊斯兰教法对既定的罗马法制传统的冲击(67)。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强化了拜占庭军队的实力,发展了城乡经济,有效地保证了9-10世纪间帝国边疆的稳定和城乡生活的相对安定。另一方面,它促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和小农经济的瓦解,又反过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11世纪中期后,塞尔柱人和诺曼人同时从小亚细亚和意大利蚕食了拜占庭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地区,其国土范围和可耕地面积更进一步萎缩,拓殖的空间不复存在。但是,长达几个世纪的有计划的、由政府行为强行实施的拓殖运动的发展,却促进了各不同历史、文化起源的民族在拜占庭所辖区域的长期融合,构成了一个堪称为“东方基督教文化圈”的东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内,孕育着巴尔干各民族在经历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400余年统治之后实现民族复兴和民族国家重建的强大动力。


      6楼2018-06-21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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