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他们穿过前厅,德国人的脚步声在过道上振响,一脚轻一脚重,一扇门打开了,接着又关上。我侄女回来了。她重又端起杯子,继续喝她的咖啡。我点着烟斗。我们沉默了几分钟。我说:“谢天谢地,他好像还可以。”我侄女耸了耸肩。她把我的天鹅绒上装往膝盖上拉了拉,缝完她已经开始的那块看不出来的补丁。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在厨房里用早餐,军官走下楼来。那里有一道楼梯通往厨房。我不知道德国人走那条路是因为听到了我们的声音,还是出乎偶然,他在门口站住,说:“我晚上睡得真香。我希望你们昨晚过得也一样好。”他含笑望着宽敞的房间。由于我们木柴不多,煤炭更少,我把房间重新漆过,我们搬了几件家具进来,一些铜制厨房用具和几只古色古香的碟子,以便在此蛰居过冬。他细细察看着这些东西,我看到他洁白得发亮的牙齿尖尖。我发现他的眼睛并不是我所以为的蓝色,而是金黄色的。最后,他穿过房间,打开通往花园的房门。他走出两步,转过身来,看了看我们爬满葡萄藤的长长的褐色旧瓦矮房子。他咧了咧嘴轻轻地笑笑。
他一反手,指着在山坡上面透过光裸裸的树木丛隐隐可见的那幢不可一世的建筑物,说:“你们的老村长对我说,我将住在一座城堡里。我要对我的伙计们说,恭喜他们摸错了门儿。这里的城堡可是要漂亮得多呢。”
说完,他关上门,隔着玻璃窗向我们敬了个礼,走了。
晚上,在与前一天同样的时候,他回来了。我们在喝咖啡。他敲了敲门,但没等我侄女去给他开门。他自己开了门,说:“我怕打扰你们,如果你们愿意,我将从厨房进出,这样,你们可以把这扇门锁上。”他穿过房间,让手在把手上停留了一会儿,望着吸烟室的各个角落。终于,他微微躬了躬身,说:“我谨祝你们晚安。”说完,他出去了。
他们从没锁过门。我不能肯定这种克制的理由是不是十分明确,十分纯洁。我和我的侄女出于默契,决定丝毫不改变我们的生活,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小节也不改变,就像那军官并不存在,好像他只是一个幽灵。但是在我的心中,也许还有另一种感情与这个意愿搀杂在一起,那便是我不能伤害一个人而不感到不舒服的,即使他是我的敌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多月吧,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情景。军官敲门,进来。他寒暄几句天晴天雨,天冷天热的话,或者别的同样无关紧要的话题,反正,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并不一定需要答复。他总是在小门门槛上滞留片刻。他往周围审视一番。一丝浅笑表示出他从这种审视中仿佛得到了什么乐趣。每天是同样的审视和同样的乐趣。他把目光滞留在我侄女倾斜的侧影上,滞留在她万无一失地严峻和无动于衷的侧影上,而当他最后把目光转过来时,我肯定能从中看到一种笑盈盈的赞许。然后,他—鞠躬说:“我谨祝你们晚安。”说完,他走了出去。
有一天晚上,事情突如其来地发生了变化。屋外下着雨夹雪,天气极为寒冷和潮湿。我在炉膛里烧上了为这种日子留着的粗木柴。我不由自主地想象在外的军官,他进来的时候定会是一身白雪。但是他没来。该他来的时候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恼怒地不得不承认自己惦念着他。我的侄女慢慢地打着毛衣,看上去专心致志。
终于,脚步声响起来了。但是这声音是从房子里面传来的。从它强弱不等的响声上,我觉出了军官的步履。我明白了他是从另一个门进来的,是从他房里来的。他一定是不愿穿着湿漉漉的威风扫地的军服出现在我们眼前,先去换了衣服。
脚步一轻—重走下楼梯。门打开了,军官到来。他穿着便服。长裤是厚厚的法兰绒的,蓝灰底杂乱无章的暖褐色方格粗花呢上装。上装又宽又大,优雅洒脱地垂落下来。上装下,一件本色粗毛衣紧裹着修长的肌肉发达的躯体。
他说:“请原谅。我感到冷。我淋得湿透了,而我的房间又很冷。我到你们炉边取一下暖。”
他艰难地在炉膛前蹲下,伸出双手。他把那双手转过来又转过去,不住地说:“舒服!……舒服!……”他转过身,背对火焰,始终蹲着,把一个膝盖用双手抱住。
他说:“这里的天气算不了什么。法国的冬天是一个温和的季节。我们那儿的冬天才算得上冷,非常冷。树木尽是冷衫树,一座座森林挤得紧紧的,树上的积雪沉甸甸的。这里的树木纤细柔弱,上面的雪纯是镶的花边。我们那里的情景令人联想到一头公牛,粗壮强健,为了生存它需要它的力量。这儿却是灵魂,洞察入微的诗歌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