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唐五代的移民运动说起
“眉山现象”形成的原因，也许能“找到”若干，如政治的、经济的、历史地理的等等。但什么才是主因?答案只能求助于对历史的深入考察。在纷繁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决定从乍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唐、五代北方向西蜀的移民运动说起。
唐、五代向蜀中的移民运动，前后持续了一两个世纪。这个“运动”不是“政府行为”，而是关中及中原地区发生战乱，士民为躲避战争的自发行动。移民运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安史之乱”期间。在长安沦陷前夕，唐玄宗就带着大批人马逃到成都。随着战争的继续，入蜀的人数愈来愈多，大诗人杜甫即是其中的一个，他诗中有“二十一家同入蜀”之语。肃宗时诗人高适曾上疏道:“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6]第二阶段是唐末黄巢起义期间，唐禧宗再度避蜀，大批文武亦随之入川。第三阶段则是五代时，因中原云扰，战争频仍，素号“天府之国”的西蜀无疑成了一方乐土，人们不约而同地越秦岭南徙。王建前蜀时，“人士多欲依(王)建以避乱”，“是时衣冠之族多在蜀”。到孟氏建立后蜀，“将士多中原人，盖后唐遣之戍蜀，为孟知祥所留也”。南宋初作家冯时行曰:“艺祖(宋太祖)受禅，有诏唐衣冠之在蜀者，赐闲田以居。”[B]这个诏令的原文已失传，背景不可详，但可想见，它必然稳定了蜀中的北方移民，使他们不致因战乱平息、南北大体统一而回归。三次大迁蜀的总人数已无法统计.估计相当庞大。历史家常引苏颂《赵公(温瑜)墓志铭》所载赵氏知洋州时转运使的建言，称“国初以来关陇之民多徙蜀者，岁久人益众，尽地力不足以给其衣食;诚令侨寄之人悉遣还本土，则蜀之财力可纾十三四”，从而推测单五代至宋初的移民，即占蜀人的十分之三四。这是大致可信的。
除唐、五代移民运动外，宋靖康间还有一次北人徙蜀的浪潮。当时金兵攻占汴京，北方沦陷，“中原衣冠不南渡，则西入于蜀。”[l0]象邵博兄弟、晁公武家族等等，此时都入蜀定居于眉州、嘉州一带。此次移民规模盖较唐、五代要小一些，但对南宋间四川文化的影响仍然很大。
唐、五代向蜀中的三次移民，影响宋代最大的，应是第二、三次，即唐末五代时的移民运动，可说它为宋代巴蜀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如果读宋代巴蜀作家、学者的史传或基志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中相当多的人，祖籍在关中或北方其它地区，大多是在唐末五代或避战乱、或游宦而入蜀定居的。比如华阳(今成都)范氏，其先长安(今西安)人，唐末避乱入蜀，有范镇、范百禄、范祖禹等著名作家和学者。阆中陈氏，其先博陵(今河北 县南)人，随王建入蜀，有陈省华及其三子尧叟、尧佐、尧咨，尧叟、尧咨俱为宋初进士科状元，尧佐第二名。绵竹张氏，唐禧宗时徙蜀，南宋初张浚出将入相，其子张栻则为著名理学家及文学家。等等。
历史统计表明，唐末五代时，眉州在四川各州中接纳移民最多。悬测当时避地者的心态，盖在惊魂未定之余，依据北方的经验，不少人或以为作为巴蜀首府的成都及其附近仍不安全，于是顺岷江而下，遂到了眉州及隆州这些风景秀丽、物产富饶的地方。眉山移民中著名两宋的，如家氏，祖籍晋(今山西)，唐德宗时徙眉，人物甚多，家勤国、家安国、家定国、家愿等，皆知名士，文学成就以宋末家铉翁最大。又如史氏，唐禧宗时入蜀，分居眉山、青神、丹棱三地，“宋时眉州苏、程、家、史，是称著姓，……而史氏尤多隽才。”[l2]其中眉山史清卿为苏轼兄弟之师，史炤著有《通鉴释文》三十卷，今存，而史尧弼有《莲峰集》传世。洪雅(眉州属县.宋时尝改属嘉州)田锡，为有宋第一代作家，其先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末入蜀。青神(眉州属县)杨氏，长安人，唐禧宗时入蜀，南宋间有杨汝明、杨大全、杨仲皮(有《不欺集》，佚)、杨泰之、杨栋(有《祟道集》、《平舟文集》，皆佚)、杨文仲(有《见山文集》，佚)，等。丹棱(眉州属县)李氏，乃唐宗室之后，李焘父子以文学、史学显。等等。

当然，迁蜀的北人未必文化都很高，眉山本地也有自己的文化优势。问题是唐末五代避地入川的，不少是北方的所谓“衣冠之族”.也就是知识分子官宦世家。当时有眼光而又有能力迁徙的，盖以这类人为多。比如范镇在《石工部扬休墓志铭》中记述的石氏徙蜀，就是典型的例子:“七世祖藏用，右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明于历数，既致仕，召家人谓曰:‘天下将有变，惟蜀为最安处，又多佳山水，吾将避地焉。’乃去，倚其亲眉州刺史李滈，遂为眉州人。”〔l3]由于徙蜀者拥有典籍文化和仕宦文化的显著优势，读书作文、应试入官是他们的本领，后代涌现著名作家或学者的机率自然就高得多。他们有过辉煌的家族史，见过大世面，具有比较“新潮”的思想和上层社会劳心治人、激流勇进的价值观，对徙居地的带动作用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力，更不可低估。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找出移民影响徙居地文化的机制，那么就可以肯定地说，宋代文化中“眉山现象”的成因，其主要根源正在唐、五代的移民运动。
三、家族文化与文化家族
唐、五代北方移民大量徙蜀，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但北方文化必须与巴蜀本土文化相融合，才能扎根开花结果。这种融合以何种方式或机制进行，有什么特点?这颇令研究者感兴趣。历史考察表明，其主要特征是结成强大的家族群，而家族群的发展取向，则是由家族文化到文化家族。
宗族观念在封建社会普遍存在，但宋代的巴蜀家族群，又有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这时的巴蜀家族可分为土著和外来两部分。土著家族源远流长，上可追溯至汉、晋时期，在常璩《华阳国志》中已有所反映。唐、宋两代，由于巴蜀地区较少战乱，土著豪族势力不仅没有象其他地区那样遭到农民起义的严重打击甚至被消灭，反而有所发展。如宋代的眉山苏氏(以“三苏”为代表)、任氏(有任汲、任伯雨、任希夷等)、王氏(王当、王赏、王称等)，都是人才辈出的著名土著家族。如果探本溯源，所谓土著家族，其实不少也是外来户，只是定居的时间长久罢了。如苏氏，就自称是唐初益州长史苏味道之后，原籍赵郡栾城。苏辙为其兄轼所作《墓志铭》即曰:“苏自栾城，西宅于眉。”因这些土著家族，宋以前有文化的盖不多，如苏洵曾作《苏氏族谱》，所述多贤愚无所闻之辈，宋以前尚无一人入仕。其父苏序“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虽作诗，连作儿子的也承认“不工”。“三苏”家族的文化底蕴不过如此，其他土著豪族盖大致相当。
前面说过，唐、五代之际，北方移民家族大量涌入西蜀。可以想象，开初由于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的不同，他们与土著家族之间难免会有碰撞。但由于移民往往是以全家族集体徙居形式入蜀的，其力量足以与土著势力抗衡，反而有利于他们较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时间一长，土著、移民家族之间便以婚姻等为纽带，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苏洵之祖娶丹棱李氏，其父苏序娶眉山史氏，而李氏、史氏皆外来家族。于是，土著、侨徙家族最终融为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剩下的就只有依门阀高低排列的甲、乙次第了。
关于眉山以至西蜀的大家族，宋、元人有过不少论述。苏轼说:“(眉山)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佚名著《忠献韩魏王(琦)家传》卷9也说:“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元初仁寿人虞集说得更加深入:“所谓贵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虽贵且富，非比族氏，不通婚姻。盖犹有九品中正之遗风，谱牒之旧法，不独眉俗为然也。"[l7]苏询曾作《苏氏族谱亭记》，详列宗支。元人王伟在《陈氏族谱序》中说:“宋世言族谱者二家，日庐陵欧阳氏、眉山苏氏。二家之法，厥各不同:欧阳氏则世经人纬，取法于史氏之年表;苏氏则系联派属，即礼家所为宗图者。及论其所为同，则皆使人均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之义焉;各详其支之所由分，有亲亲之道焉。尊尊亲亲之意尽，而谱法备矣。”[lB]大族内部，正是利用这种“尊尊亲亲”的封建伦理观念来维系的。
这种重门第的家族文化，虽然促进了唐宋时期移民与土著民之间的融合，但从社会发展史看，显然并不先进。不过也应当指出，宋代的巴蜀家族，尽管形式上有着“九品中正”的遗风，而它与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有着本质的差别。主要区别是:移民中“衣冠之族”的“衣冠”，早已与旧王朝的王冠一起，成为历史的陈迹，他们入蜀的身份，更准确地说是难民，昔日的政治、经济地位已不复存在了，此其一。其二，就全国而论，四川家族显然具有地方性，民间性，而宋王朝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权，蜀中大家族不仅决无可能控制中央政府，就连本地的地方政府也无权左右。他们与一般平民一样，只有通过读书、科举之路，才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从根本上讲，他们属于无政治特权的庶族地主。
但是宋代蜀中的大家族，有着进入政权层的强烈欲望。眉州彭山人吕陶在《朝请郎新知嘉州家庭君墓志铭》中写道:“眉阳士人之盛甲两蜀，盖耆儒宿学，能以德行道义励风俗，训子孙，使人人有所宗仰而趋于善，故其后裔晚生，循率风范，求为君子，以到承家从仕，誉望有立者众。”史尧弼在《简池守孙公哀词》中也说:“吾州所以重于天下者，以风俗厚，议论正，士大夫有家法，而子孙能世守，往往可以传后世、风州里。”虞集亦曰:“昔者吾蜀文献之懿，故家大族子孙之盛，自唐历五季至宋，大者著国史，次者州郡有载记，士大夫有文章可传，有见闻可证。”他们的话尽管冠冕堂皇，其实说到底，就是无论如何要让自己的子孙“承家从仕”，这是“家法”。只有像他们的祖辈那样做官，才能为家族塑造形象，带来发展的机遇和夸耀乡里的荣誉，同时也使家族拥有政治代言人，为天下所“重”，借“皇权”以增加安全感。前面我们说过，当时土著家族文化较低，一般世代为农，没有“承家从仕”的背景、观念和奢望，故这种“家法”，显然主要是作为昔日“衣冠之族”的北方移民带到眉州的家族传统和社会价值观。
移民中“衣冠之族”的政治权力既已丧失，经济地位尚须重新确立，唯一的优势便是文化(“文献”)，是传统。他们“世守”家族文化遗产，而要求子孙“承家从仕”，——正是在这个契合点上，形成了移民影响当地文化的机制，出现了所谓“眉山现象”。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论及“魏晋以降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地区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之特殊性质”时，写道:“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庭之学术亦得籍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宋代的巴蜀地区，与魏晋以降的河陇地区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在和平环境中保存学术文化，尤其是为“外来避乱之儒英”提供发展家庭文化的环境这点上，基本相同。宋代眉州接纳的移民家庭多，文化高，而当这种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嫁接、南北文化融合之后，必然要开出绚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但要把这种文化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政治乃至经济优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得无数次重复着自隋唐以来平民起家发迹的固有模式:奋发读书——应举登科——入仕做官。于是又在这个契合点上，既保存了学术文化，又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场屋胜利者——登第进士，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之家、史学之家等等“文化家族”。
由“家族文化”到“文化家族”的发展，实际上就是“眉山现象”的孕育过程。

四、“承家从仕”与教育“养士”
在由“家族文化”到“文化家族”的演化过程中，有两个最为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教育与科举。它们是托起眉州文化腾飞的强有力的双翼。
为了“承家从仕”的需要，蜀中的家族(这时不止是移民家族，土著与移民已融合为一个社会了)特别重视教育，形成了发展教育以“养士”、士子热心向学的风气，而开风气之先的，正是移民家族。比如上引《石扬休墓志铭》，叙述了石氏当年决定徙眉的悄况;而吕陶在为石氏后裔洵直所作的墓志铭中，则述及石洵直之祖昌龄，当有宋之初，“蜀人去五代乱，俗未向儒”，昌龄“即其居构层台以储书，以经术教子弟，里人化之，盆诵日闻，号‘书台石家’”。“里人化之”一句，足使我们认识移民家族文化的影响力。
宋代的教育机构，官办的有府学、州县学，民办的有私学及书院等。州县立学，往往与建庙共举，即有庙便多有学。据《宋代蜀学研究)统计，四川当时所建庙学，“成都府路四十六处，渡川府路三十五处，利州路十一处，夔州路八处，总计一百处”。这个统计依据现存文献，当时恐怕尚不止此数。在四路中，成都府路庙学最多，眉州属成都府路，而据南宋末赵与时《宾退录》卷1记载，单眉州就有庙学(乡校)、“山学，十三所:嘉(嘉州，今四川乐山)、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策，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莫，士于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山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馀未之闻。
所谓“山学”，也就是私学，在当时相当发达，生员不少。《爱日斋丛钞》卷4记载:“眉山刘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寿昌院，从游至百人。苏明允(洵)命东坡兄弟师之。”这就是“山学”之一例。又，宋代四川各地所建书院(大多建于南宋)共二十多所，眉州有巽岩书院等。由上述可以看出，凡各类学校较多的州府，比如眉州，也是文化最繁荣的地区。
各类学校的兴盛，必须由学生的数量来支撑，若没有士子的热心向学，那是办不下去的。苏轼《谢范舍人书》，称西蜀仁宗时代“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可见读书人之多。祝穆《方舆纪胜》、王象之《舆地纪胜》两书，为我们提供了南宋时代四川地区文化教育更为广泛的实证资料，这里只引眉州。
《方舆胜览》卷53《眉州》“事要”引张刚《通义儒荣图序》曰:“后世以蜀学比齐鲁，而蜀之学者亦独盛于通义②。政和御笔:‘西蜀惟眉州学者最多。’”又引《修桥楼记》:“其(指眉州)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
王象之曾于宝庆元年(1225)入蜀为长宁军(今四川珙县东)文学，对四川情况比较熟悉。他在《舆地纪胜》中引祟宁二年(1103)任熙明《教授题名记》道:“蜀为西南巨屏，由汉以来，号为多士，莫盛于眉、益二都，而嘉次之。”又引政和中安岳主薄刘渭《应庙记》曰:“论学徒之盛，以西眉东普为称首。”
由于眉州及西蜀教育发达，读书人多，又决定了对书籍的大量需求，这是眉州成为宋代全国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的根本原因。南宋初，晁公遨曾作《眉州州学藏书记》道:“郡之富于文，不独诸生之言辞为然，盖文籍于是乎出，至布于其部，而滋于四方。所谓文籍“布于其部，溢于四方，，即指刊书之夥，发行之广。公遨又作《今岁试士竞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曰:“吾州俗近古，他邦那得如。饮食犹俎豆，佣贩皆诗书。”“佣贩皆诗书”，可理解为做工经商的都有文化，也可理解为他们以贩卖书籍为业，总之生动地说明了眉州教育的普及，刻书业的发达。蒲叔献《刻太平御览跋》曰:“吾蜀文籍，巨细毕备。”又前引《道命录》所谓“全蜀数道，文籍山积”，虽都是说“蜀”，而蜀中刻书主要在眉。书籍的丰富，不仅为科举和教育提供了保障，也普遍提高了眉州及巴蜀人民的文化素质。
由于读书、刻书的需要，眉州又多藏书之家。如洪雅田锡，其父曾“聚书数千卷”。而眉州孙氏书楼，则是以藏书传家的典型例子。孙氏是眉州著姓，其先由富春徙长安，唐末有孙长孺者摄眉山令，卒官，“唐季多故，子孙因家于眉山”。魏了翁图于载英堂的二十六人中，孙氏家族就有孙抃等三人。孙氏书楼初建于唐开成间，中有兴替，宋代并建有山学。由唐到宋，书楼保持了数百年，对传播文化起过很大的作用①。宋祁守成都时，曾作《寄题眉州孙氏书楼》诗歌颂道:
鲁简多年及壁藏，始营翠棘瞰堂皇。髹厨四匝香防蠹，偻椠千题缥制囊。。定与乡人评月旦，何妨婢子诵《灵光)。良辰更此邀清赏，庭树交阴隽味长。
《蜀中名胜记》卷12曰:“(眉州)郡有孙氏书楼，魏了翁记曰……。今蜀中书贾之家，往往称书楼，盖本诸此。”则其影响直到明代。

五、科举之盛与“眉山现象”的形成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眉山苏轼在喜登进士高第之后，作《谢范舍人书》，对西蜀自汉至当时一千二百多年的文学之盛，作了极概括的描述。他写道:
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司马)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比。……尝闻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天圣中，伯父(苏涣)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涂。其后执事与诸会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宣而九，比之西刘，又以远过。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他可知矣。
这里谈了两点，一是西蜀悠久的文学传统，二是有宋以来眉州的科举盛况。宋代的科举考试尽管有许多弊病，但它仍是平民入仕的主要途径，要“承家从仕”，非走此路不可，因此它对士子始终有着巨大的汲引力。上述眉州地区教育发达，士子热心向学，实际上都与科举考试这个无形的“指挥棒”有关。当时大多数人读书的初始目标，就是金榜题名，“以笔代耕”，真正“学以为己”、淡泊名利的并不多，若有，也是在屡经失败之后。
宋代四川地区科举之盛，在全国是很有名的。田况《进士题名记》曰:“益州自太平兴国以来，登进士第者接踵而出，天圣、景佑中，其数益倍，至庆历六年(1046)一榜得十八人，皇佑元年(1049)得二十四人，他州来学而登第者复在数外，其盛也如此。”这是北宋前期的情况。李焘《贡院记》道:“国家习用文治，士愈辐辏，每三岁取士诏下，合成都九邑士来应有司之试者，数逾五千，日增而未止。……建炎初，始有诏即成都类试一路十五州进士之当试于礼部者。绍兴二年(1132)，宜抚司承制，并三路四十三州，当试日皆即成都试焉。……自始及今，历四十八年矣。”这是北宋末成都发解试及南宋前期四川类省试的情况。前引祝穆《方舆胜览》，已记载了眉州夜晚“燃灯”诵书的风气。我们又在上节征引过晁公溯于南宋初所作《今岁试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他在夸说眉州“饮食犹俎豆，佣贩皆诗书”之后，还歌咏了当年州里举行发解试的火爆场面:
今年属宾兴，诏下喧里阁。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衙。入门坐试席，正冠曳长裾。谈经慕康成，对策拟仲舒。吟诗必二雅.作斌规三都。
一州四县就有五千人应试，教育规模之大，真是不可想象。民国《眉山县志》卷7《选举志》，对两宋眉州登科进士作过统计，道:“眉州科第莫盛于宋。考旧志及雁塔碑所载，南北两朝中甲、乙科者八百八十人。”进士甲、乙科以下尚未计入，且不说明经诸科、特奏名了。一个小州在三百年间竟有如此众多的士子释褐起家，折桂登瀛，不能不说是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科第之盛，与上述文化家族密切相关。分析宋代眉州籍进士就可发现，历科登第者主要集中在程、孙、朱、史、苏等大族。由于家族经济力量的保障，家传应试教育在方式方法上的优化，长期的科场经验积累，使他们习进士业的子弟有着显著的传统优势，往往父子兄弟科第蝉联,这是其他弱族寒家所无法企及的。科举有两重性:它既将士子变为从政治民的官吏,同时也将其中的一部分带入文化殿堂,成为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门类中的精英。正是后一种情况,使眉州成为宋代西蜀甚至全国耀眼的文化亮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眉山现象”。
由家族文化传统,通过教育、科举,不断培养出新生代,从而形成各个领域中成就卓著的“文化家族”。至此,一条生生不息的“文化链”于是形成。这个“文化链”,不是唐五代北方旧家族文化传统的简单延续或复制,而是移民文化与眉州本土文化的整合重构,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硕果,它最深刻、也最丰富地为我们解读并诠释了宋代文化中“眉山现象”的成因。
祝尚书,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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