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失官,莫过于对唐隐太子建成与明代建文帝之事的记载。建文纪年被革除,于是不著实录,当时的政令如何便无法知道,是以史官不过悉阙其文而已。而隐太子之事,横加诬蔑已是非常严重。考诸玄武门血案的争讼,太宗率长孙无忌等人伏兵与门侧,而隐太子并无兵甲卫士,是因并无杀太宗之心。如果说是因为太子心计不及太宗,那么魏征等人的智慧,难道不如房玄龄、杜如晦么?魏征等不以伏兵暗杀之计教授太子,是魏征等亦从未劝太子杀弟而已。凡是太宗在高祖面前诽谤太子的言词,与隋炀帝诽谤太子杨勇的言词极为相象,所谓被毒而心痛,亦不过矫饰而已。又以暧昧难言之事攻击太子,说太子淫乱后宫,谁见到了?谁能证明?
太宗已经即位,惧怕身后名声有损,于是开始令宰相监修国史,因而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几无信辞。吴兢《贞观政要》,刘眗《旧唐书》亦不能为之辨正真伪,即使宋祁著《新唐书》亦不能明白。唐人之中独有刘餗(音“粟”)知道杨文干谋反事是诬告太子,但国史没有采用。司马光颇欲质疑辨伪,然而亦不能完全去伪存真。考高祖时素来受到胡风影响,并非拘泥儒家礼制者,如果依据史书信其向来偏爱太宗,过于太子,如果唐夺得天下的功劳果真全在太宗,那又何必忌惮而不改立储君呢?但高祖最终立隐太子而无所变更,是因为太子自有其功绩。考晋阳起事主谋者,本是裴寂、刘文静秉奏,太宗在旁边,因而附会成太宗为主谋。隐太子当时不在身旁,于是便不得有此附会。太宗并没有超过兄长的地方。其决策中最为重要的乃是军行贾胡堡时,久耽于大雨而缺乏粮草,众人都建议返回太原,只有隐太子兄弟阻止,使得高祖毅然向西进发,最终成就大业。即便这个功劳亦是二人兼有,并非太宗独擅。读温大雅《起居注》的记载,建成与世民的方略不相上下。温大雅后来亦为太宗所用,而《创业起居住》未经删削,唐初可以据信的史料,只有这一部流传至今。据此可知太子并非如史书所言是庸才不足以立嗣者,高祖所以未曾有过易储之心也正是这个原因。
之后平定诸多离乱势力,实在是太宗的功劳为大,这些事情在武德三年。后来王圭、魏征劝太子亲征讨伐刘黑闼叛乱以建立功绩。讨伐成功,比之于太宗并不逊色,求诸创业时的功绩自然并无高下分别。太宗凭削平叛乱之功自骄,因而谋夺宗嗣,这与隋炀帝凭借平定陈朝的功劳谋夺宗嗣并无不同。夺嗣之事,太宗与炀帝亦相同。房玄龄杜如晦作为谋主,也和杨素助炀帝夺嗣相同。凡事耳濡目染者,便容易取法与此,而其谋划思虑之心机也深沉。高祖即使真的昏聩,亦深以隋之高祖宗嗣之祸为诫(故无废立之意),谋划者知高祖不欲易储,则抢先发动兵变,这样的事更甚于隋炀帝。史者本应实录以资监督君上,而唐初两朝实录则是经房玄龄删略之后方为晋呈,其中关于玄武门之变,太宗授意肆意篡改,因而论功劳则全部归于自己,论劣迹则全部推诿于人。这好比不经法司审理而令罪人自己断案,冤狱已成,果真足以欺瞒百姓么?即或如此,还有记载将所谓欲杀太宗之事归罪于齐王而称太子仁厚,这亦是罗织周纳仍有百密一疏,真相难以尽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