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写道德经就不是在中原腹地写的，而是在关中时写的。道家的颜色是玄色，黑中透红。玄又指北方，玄朔形容漠北难以标定的地方，坐镇北方的神灵是玄武。所以道家实际上是偏向地广人稀、文化沙漠这种地方的哲学。商鞅针对秦国的国情给秦国制定政策说，应当利用广大的未开发土地招引三晋的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固有的民众去对付敌人。——合理配置秦俗强悍，乐于战斗和地广人稀的特点。北魏还是部落形态时，以无为自守，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与魏晋邦交及征服燕赵之地后，才浸润佛法。以传统士大夫视角，佛、道一直走的比较近，学道的不免被佛吸引。北周武帝灭佛时，把一切佛教价值和儒家价值划了等号：“帝王即是如来，王公即是菩萨，耆年可为上座（人间长者=资深出家人），仁惠真为檀度（儒家的仁惠道德=布施），和平等同于布萨诵戒，贞谨即成木叉（戒律），俭约实是少欲，蔬食=长斋（比如伯夷叔齐采薇而食），放生妙同无我，忘功全过大乘（大乘是相对于小乘的自己解脱而言，是普度众生的意思。这里把建功封侯等同于自己解脱），文武直是二智，权谋终成巧便，加官真为授记，爵禄交获天堂，罚戮见感地狱，以民为子，可为大慈，四海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异匡救，安乐百姓，宁殊拔苦，剪罚残害，理是降魔，君临天下，真成得道。” 除了把加官进爵等同于认证进入天堂等方面，在许多切身的价值上，佛教确实没有提出新意，并非佛教没有新意，乃是有意为之。周武帝能这么排列，说明佛教已经深度华夏化，佛教以儒家和道家为蓝本改造自身，图让老百姓接受，成效卓著。佛教从死者身后事这种儒家的传统领域跟儒家抗衡，又渗透生前事的各种价值。最终导致佛教不是以一种补充的姿态而是要鸠占鹊巢，引来炮轰。结果就是佛教短暂的退出世俗领域，在更微妙的领域发挥作用。
三武一宗灭佛真正灭到家的只有最后的一宗，中原的那一宗。前两武灭佛都没有阻止佛教在唐朝的大兴。而儒家价值确实在衰弊。我们可以从一个有趣的方面做观察，李白凭借道士的身份走终南捷径，号谪仙人，赋予自己道教色彩。又号青莲居士，以佛教的象征物自诩。李白的作诗生涯整体上过的很潇洒。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连杜甫这种被后世儒家疯狂推崇的大诗人都不得不跟从时髦，说：儒冠多误身。李白最擅写山水诗，抒发个人性情的诗词，这种体裁的流行来自南朝的宋齐，宋齐崇尚异端学说，皇蒂又都是寒族出身，对古风没有讲究。梁陈两朝则崇尚骈俪体文学，中唐只是在格式突破了后者，前者的精神依然流传下来。另外一个大文学家就不是这样了。韩愈崇尚六经，写了一篇进学解，问答体，说他当国子先生时，遭到学生质疑，说韩愈持守正统，抨击异端学说佛教和道教。说了一大堆他如何精通六经，为人如何早慧、通达。结果韩愈在仕途上怎么样呢？刚当上监察御史不久，很快就被贬谪到南方的边远之地，做了三年国子监博士，闲职一个，政治抱负不得实现。命中注定老是跟敌对势力打交道。暖冬时节儿子苦号受冻，丰收之年妻子挨饿。现在你又掉头发又掉牙齿，到死也做不了什么。与其教育别人，还是考虑一下自己吧。——在国子监学习的学生，不仰慕古人的道德，追求名利通达。反而炮轰老师僵化。学生眼中，韩愈这个七品博士官，还不如政治投机客李白这个六品待诏。这就是杜甫所说的儒官误身。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质疑：“难道你的政治理想就是打算意气扬扬的走进御史台官署（韩愈曾任监察御史），安然喝酒吃饭，在朝堂上点卯而已。如果让你当宰相，掌握生杀黜陟大权，你又是这样成天例行公事喝酒吃饭吗？”当然，他们只是人生观不同，哪种人生观在唐朝占据主流，可以明白了。韩愈追求文以载道，就是让文章符合道德，换句话说，唐人的文章不符合道德，确实，也不止韩愈如此，顾况“其为人类其词章”，然而，顾况进中央担任著作郎时，不能趋炎附势，遭遇排挤，又回到地方任江南郡丞。顾况是白居易的恩公，他识得白居易在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中才华毕露，举荐白居易。白居易这个人也比较不识时务，老写乐府诗讽刺时事。乐府诗的特征是言辞浮华，通俗易懂。在武元衡遇刺案中白居易获得两个罪名，其中一个就是因诗获罪，丧母还在写体裁浮华的诗歌。虽是欲加之罪，从中可见朝臣长期以来对百易居写写诗的不满。顺便打破唐朝不以言获罪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