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事发时你们为何会单独出行？
赵欣：快到北京时，雷闯说收到消息，进京最多3人成行。他安排了我和一个男生和他一起，但人因为体力消耗太大没跟上来。到北京后，雷闯让我在外面等，他去开房，我以为是两间，因为沿路我一直是和女生睡，就算条件不好需要男女混住，也是一间房子四五张床。
新京报：他当时开了间大床房？
赵欣：对，打开门看见是大床房，我就站在门口问，他说北京房费很贵，做公益的人经常男女混住，他可以睡地上，我就不好说什么。一路上他塑造的是个痴情于出国前女友的形象，我想着不会有什么事。
晚上，他突然一手关了灯，一手大力搂抱住我，我就说还没发生过性行为，他就停了。
后来他开始脱我的衣服，我说不行，只能想到没有避孕套的托词，但他马上拿出一个，事情就发生了。
新京报：你有没有剧烈反抗？
赵欣：没有，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在之前认知里，他是公益领袖，对于肝炎公益圈是有特别象征意义的。在接触后也觉得他很热情，其他人也评价他内心很强大。
一路上我受他指导、安排，我们一直处于权力不对等的关系，我也是通过这个圈子认识到女权主义者、残障公益人士，所以事情发生后，我内心隐约知道这不对，但一直在说服自己这是正确的，因为想着否定了他，就推翻了我对这个圈子的认知。
新京报：后来你们还保持了关系吗？
赵欣：我们一共只见过三面。第二次是我让他不要再联系，他说要见面谈，我当时离重庆很近，他给我买票见了面。第三次我在杭州谈工作，他也在，让我面谈。他声明中说我们到重庆和杭州旅游，也是指的这两次。
新京报：你否认和雷闯是恋人关系？
赵欣：不是恋人关系，我们从来没说过这个字眼。他一直发短信给我，我不经常回；他还会寄东西到学校，我都拒收，有次朋友帮忙签收，我打开看到是口红，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新京报：什么时候你确认自己是受害者？
赵欣：2016年5月初，我和雷闯的一个朋友见面，得知还有其他类似情况存在，那时确认自己是个受害者。
新京报：为什么事发3年后才说出来？
赵欣：因为我知道还有更多的受害者存在。以前不说，因为怕这事波及到公益圈，筹款之类的活动没办法继续进行。今年6月27日，遇上以前雷闯的同事，他说还有几个人和我有同样遭遇。

我就问你我发在刁爱青吧的帖子还有回复帖是不是都是你删的和封禁我的？请问我是睡了你老婆还是挖****了？你要这么残忍的对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