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广水）人。在杨涟的青年时代，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人讲学活动正轰轰烈烈地开展，“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感奋着天下的热血青年。东林党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议论朝政的勇气和凛然正气，让青年杨涟十分敬佩，他很快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

万历三十五年（1607），杨涟在会试中进士及第，授职常熟知县。初到常熟，杨涟就到城隍庙，与城隍神相约，自己在任职期间绝对不会出现“不秉公而徇绅豪者”，并对天发誓曰：有如日。”根据“《东林列传》卷三记载，在常熟任知县期间，杨涟可谓尽心尽力，在公务的闲暇时间，他时常和常熟当地的读书人“相勉励”，“讲道论德无虚日”。为了了解当地真实民情，他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他对闾里百姓的利病以及所需、所急了如指掌，并积极为他们谋划，大力改善民生，因而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被人们尊称为“当代神君”。杨涟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为民请命，在苏州官场营造了一种良好的风气，甚至于杨涟“在省垣，四方货贿不敢窥其门”。在常熟知县任满之后，杨涟回京参加吏部举行的官员考核，在所有京察的官员中，他因在常熟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良好的口碑而被推举为“廉吏第一”，升为户科给事中。

杨涟到底是如何清廉勤勉地工作的呢？读一读杨涟本人的一封书信即可知大概。在《寄高贵大兄》一文中，杨涟叙述了这样几件事情。

第一件是严厉查处侵占教学经费案。当他发现县衙里有官员将原来用于贴补县学开销的三百多亩学田据为己有后，非常恼怒。县学是地方培养人才的基地，也是文化的摇篮，教育经费岂可侵占？对此，杨涟毫不姑息，严厉追究、查办了当事人，将所有的学田收归县学，并把追回的赃款用于县学添置书籍。

第二件是查处了“税吏坑农案”。在税收检查中，杨涟发现常熟地方上负责收缴税收的官吏相互勾结，采用大秤收税的手段，多征收农民的税粮，严重地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对此，杨涟不仅查处了相关责任人，还将追缴的非法所得充公，用于常熟的水利建设。

第三件事情，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因为他所面对的是晚明时期无处不在，又无比嚣张的群体——干政、乱政的太监。在万历时期，宫中有一大批太监受皇帝的指派，到全国各地去征敛财物，这些太监来到地方上，打着皇帝的旗号，大肆敛财，中饱私囊。面对这批身份特殊的人，许多地方官员一筹莫展，只得顺从他们的意思。为了满足这些贪得无厌的太监，地方上的税监就对老百姓课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老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在常熟，时常发生税监与老百姓之间的纷争和冲突，太监就依恃着朝廷的命令，以此为幌子，逼着县衙捉拿与税监发生冲突的百姓。杨涟很清楚这其中的乾坤、轻重，虽然只是一介县令，他却想方设法和这些人周旋，最后让涉事的百姓躲过劫难。对此，朝中清议曾评说杨涟“弄虿尾而忘其毒”，极力赞扬他的勇毅和坚定；也有人赞扬他的斗争智慧，说：撩虎须不动声色，而虎之咆哮“自弥。”

当杨涟即将从常熟离任的时候，自己不但没有任何积蓄，居然还欠下了近千两银子。他的妻子和家人不断抱怨，说他迂腐、无能。在无比苦闷中，他写了一篇《告常熟城隍文》，把自己心中的苦水向城隍老爷倾诉，字里行间流露出清官的心酸和人格魅力。

因在常熟的出色政绩和京察中获得“廉吏第一”的美誉，杨涟“擢户科给事中，转兵科右给事中”，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杨涟对言官之职非常看重，敢于直言进谏，与朝廷中的一切黑暗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晚明阉党专权、后宫乱政的黑暗政治背景下，在皇权更迭的政治危局中，他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成为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对朝廷，他尽忠恪守，拥立“国本”，扶持太子即位，有“天下第一忠臣”的美誉；对祸乱朝政的一切奸佞之辈，无论是万历帝的遗孀郑贵妃，还是光宗的宠妃李选侍，抑或是煊赫一时的“九千岁”魏忠贤，他都毫无惧怕，也从不退缩，坚持不遗余力地除奸，故而有“明末第一猛士”之称。最后，杨涟也因为在与魏忠贤的斗争中，被诬陷、毒打，惨死狱中。

就在杨涟进京的那一年，万历皇帝已经病入膏肓，京城政治形势非常微妙，万历皇帝随时都有驾崩的可能，而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心怀政治野心，想方设法不让太子朱常洛进宫探视。正七品的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在他和御史左光斗等人的积极斡旋和努力下，最终打破了郑贵妃等人对太子朱常洛的封锁。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农历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时隔十天，太子朱常洛登基，改年号为泰昌，也就是历史上的明光宗。

据史书记载，明光宗在登基大典的当天，还是“玉履安和”，精神焕发，“冲粹无病容”。然而，令人生疑的是，就在登基后几天，明光宗身染重病，竟然卧床不起。就在此时，京城中传言四起，疯传在光宗皇帝病重期间，郑贵妃向皇帝进献美姬八人，并暗中指使太监崔文升给皇帝服食号称“仙丹”的猛药红丸，导致皇帝的病情日益恶化。

此时，郑贵妃暗中与光宗的宠妃李选侍勾结，郑贵妃请光宗皇帝封李选侍为皇后，李选侍亦向皇帝提出请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光宗不明就里，竟然应允此事，甚至催促礼部草诏册封文书。此时情况十分危急，在朝中大臣忧心忡忡的时候，又是七品小官杨涟挺身而出，他先上了一道《早立东宫疏》，建议光宗帝尽早立其长子朱由校为太子，彻底断绝郑贵妃、李选侍等人的非分之想，以稳定朝中局势，此建议即刻得到了采纳。随后，杨涟又上了一道《劾内官崔文升疏》，弹劾崔文升用药无状，并请求追查此事的幕后元凶和真相。此外，《疏》中还严正地指出，太后之封完全不合乎礼法，故而绝对不可：“至贵妃封号，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此后又上《贵妃即移慈宁疏》，指出先帝已经驾崩，郑贵妃应该移居慈宁宫，不应对朝政有所干预

杨涟指名道姓的直言进谏，让很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三天之后，光宗召见群臣，其中也有杨涟，众人都以为杨涟连续上疏“忤旨”，此番面圣，必遭廷杖。有人劝解杨涟，建议他见到皇帝之后，主动引罪，然而杨涟却丢下了这样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死即死耳，涟何罪？”

重病中的明光宗见到群臣之时，“数目涟”，和他“温言久之”，并对群臣说：“此乃天下第一忠臣。外廷毋信流言。”于是驱逐了崔文升，也放弃了封万历皇帝的郑贵妃为太后的打算。在之后的召见中，光宗皇帝都钦点杨涟参与。明光宗临终之前，将官阶只有正七品的杨涟指定为顾命大臣。杨涟无比感激，决定誓死报效朝廷。

明光宗即位不到一个月就撒手人寰，太子朱由校的即位问题立即成为朝堂上最敏感的话题和最为尖锐的斗争。此时的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与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挟持太子朱由校，自己当皇太后，并借以把持朝政。当时以周嘉谟、张问达、李汝华为代表的一批朝官，都主张支持李选侍。就在此关键时刻，又是杨涟力挽狂澜，他怒骂挡道太监，抢出被李选侍等人控制的太子朱由校。之后，他又和一批内阁大臣迫促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这就是晚明三大案之一的“移宫案”。在杨涟的积极辅助下，太子朱由校终于在九月六日登基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明熹宗。第二年改年号天启。据《明史·杨涟传》记载，为了维护“国本”，辅助太子朱由校继位，在明光宗去世的前后六天时间里，杨涟“须发尽白”，天启帝也“数称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