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巢斩首
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前，明朝其实已经在万历十九年四月得到了相关情报。时任浙江总兵侯继高在《全浙兵制考·近报倭警》记载了琉球中山王府长史掌司事、福建长乐县人郑迥借助同安县船商陈申，将日本即将倾全国之兵入侵朝鲜、中国的消息上报明廷之：“关白（即丰臣秀吉）自为天，授令六十六州造船，声言二万只，抽番二百万，亲督各王，拟今年（万历十九年）三月入寇大明……倭人闻之亦各疑惧，乃改拟今年九月入寇

侯继高《全浙兵制考》
明朝在得知日本即将入侵明朝的消息后，立即着手准备事变。首先是紧邻朝鲜的辽东，如以原任副总兵李如柏为宣府东路参将，以原任山海关参将吴惟忠任蓟镇统兵游击。而原来经历过抗倭战争的东南沿海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兵。《全浙兵制考》在书中所记载的各基层军事单位中，万历十九年有增兵记载的多达五十余处，数量占基层军事单位总数的一半以上。当年大范围增兵的缘由，便是明朝做诸多军事上的准备。

《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壬午（二十）条记载：“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备陈防倭条议。其议：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谕澚夷，令其擒斩关白入献，加赏赉，尤销患安邦之一策也。着如议行。”澚夷指的是当时的广东葡萄牙走私商，利用他们去打日本人。万历皇帝也认为这一借刀杀人计策是好计，对此是“着如议行”，同意照此执行。但后来没发生葡萄牙军队远征日本的战事，这是葡萄牙商人本性使然。商人具有趋利性，他们认为这性价比不高，弄不好要亏本。总之，这笔买卖不好做。

万历二十年，朝鲜之役爆发，明朝决定抗日援朝。时人亦有言从浙江等地出兵抗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载：“关白侵朝鲜事起，建折者，章满公车。石司马以集众思为名，多所采纳。其可哂者，如张念华（文熙）冏卿（太仆卿的雅称）议论集浙、直（南直隶）、福、粤濒海四省之兵，入海捣日本之巢，已为悠缪不经之甚，旋为言路所驳，谓其骚动江南，罢不行矣。”张文熙曾任浙江巡按御史，对浙江情况较为熟悉，在浙期间也深得民心。当时兵部尚书石星广集众思，寻求对策。朝论“虽策倭患纷纷”，却多“无能出奇制胜者”。惟张文熙之计称得上“奇策”。但是强大的言官保守势力弹劾说这会“骚动江南”，最后“罢不行”。明朝第一次朝中大臣提议打击日本本土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福建巡按御史徐兆魁再次提出了征讨日本本土的“捣巢之策”

徐兆魁的建言经由兵部览议，终在次年正月已亥（十三）得到了万历皇帝本人的采纳

明廷决定实施的这一征讨日本本土战略，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主要有以下内容:

1. 联合日本国内反对丰臣秀吉的地方大名，“关酋（指丰臣秀吉）背道逆天，虐用其众，闻各岛愤怨已非一日，纠合出奇，诚因势利导之策也”；

2.“举事莫先于浙”，由浙江率先出征；

3.福建、广东两省也一起出征，以两省旅日商人作为内应，

“尤莫便于闽广，以日本多两省之人，可以响应。”万历皇帝还对此十分开明，同意“随便酌行”，给予地方绝对的自主权，绝不掣肘

为何将此战略实施重点放在浙江呢？首先因为浙兵善打，通过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浙兵可说是身经百战，已经成为御敌，特别是御倭的专家。浙兵作为明军精锐，一直被朝廷倚重。据时任浙江巡抚刘元霖《抚浙奏疏》，万历二十五年战事再起后，先后有三万多水路浙兵调往辽东和朝鲜，相当于浙江原有全省兵力。以浙兵为主的老戚家军，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明军的主力，攻克牡丹峰，收复平壤，都是浙兵第一个攻上日军阵地。带领他们的吴惟忠（义乌县）、骆尚志（定海卫）等将领也都是戚家军出身。
身。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浙江距离日本最近，《元史》称“庆元（今宁波）与日本相接。”永乐元年（1403年），明廷规定，宁波是日本朝贡船登陆中国的唯一口岸。除了地理位置上的接近，还可利用有规律的季风，通航时间大大缩短。这就如清初《职方大一统图》所描绘的一样，“若海倭奉珍入贡，则风帆直指宁波，突至倏来，黠诈叵测，先事而备，其在定海（今镇海）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