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十几名铁路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在新组建的铁路电力工程队。队里包括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兴建时，沿线招收来的农转工人员，地方招收的社会青年，铁路职工子弟。还有新签合同的十八九岁的农村孩子。
标语口号贴在队部的墙上，和驻地门口，马路两边的大树被当做旗杆，中间悬挂着像旗帜一样高高飘扬的条幅，离驻地数里之外还有贴了黑字的横幅。诸如“大干三十天争当电气化排头兵”“电气化某处某队向您致敬”……
我们的工作笼统说就是修铁路，但具体并不是铺设铁轨，而是在原有的铁路沿线架设高压电网，先行勘测，再人工挖坑，挖沟，组立十二到十五米的电杆，安装合架绝缘子，架设导线，放电缆，等等工作。天上地下一起行动，之后，等待送电开通，就算完成使命。再迁移到没有被改造的铁路站点附近，继续重复以上的工作。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的常态。一位西南交大的大学生坚持了半年之后回家探亲，从此杳无音信，连档案一起丢掉，再也没有回来。
“远看像拉练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电气xx架线的”。这句自嘲的顺口溜惹得一阵哄笑。张卫国边说边面无表情踢踩田间冻得硬梆梆的土路往外走。黑色条绒棉鞋开了口儿，整个脚面刷地甩出，又刷地抽回鞋里。他旁边，跟着十来个伙伴，呈扇子面散开，黝黑的面孔，扣着黄色安全帽，拎着脚扣，抬着大绳，挎着工具袋，肥大的蓝工服罩得身上鼓鼓囊囊。他说有次出工，嗓子干得冒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好容易见到一个小河沟，捧了水往嘴里送，能看见水里红色的小虫子，一弓一弓，活的——但是渴急了也管不了那么多。
他的讲述我们后来都有体会，献身电气化事业也不再是豪情万丈的理想，而成为残酷的现实。大家一起，在夏日炎阳下拽着电缆不停地走。在冬天上杆作业灌一肚子西北风。紧线时将身体拉伸得几乎和电线平行，手指冻得不会弯曲。走区间，蹚庄稼地。最恐怖的是在隧道里干活儿，电钻冒出白烟，墙上晃动着巨大的人影，不确定什么时候就会开过来一辆火车，你得快速躲到待避洞……
队上领导能为职工做的就是尽量改善伙食，丰富业余文化生活。老工人用来安慰新工的一句话是，“电气化除了不发媳妇什么都发——好好干慢慢熬吧。”然而年轻人精力旺盛，惹事生非是家常便饭。
那时候村子里经常停电。工人们弄台发电机，突突突震响，院子里又亮起来了。摆张桌子，食堂打来饭菜，一圈儿拼酒猜拳的赤膊大汉，常常喝到很晚才散。学生娃也跟着喝酒，听笑话。有一天，张卫国喝多了，口头语带出来，惹恼了新来的技术员。技术员长得很帅，像个阔少，爱照镜子梳他一丝不乱的郭富城头，白天将睡袍搭在绳子上晾晒，和工人们彼此看不大顺眼。走过来让他讲文明，一言不和，桌角儿坐着醉醺醺的老郑跳起来大巴掌抡了过去……几个人一起动手，连看热闹的学生也跟着上了，拉架的，助威的，打太平拳的，桌翻椅倒，场面混乱，高个子技术员被打得跑出院子，不敢回来，回来再打。大家正在宿舍里听卫国讲原委，外面喊一嗓子：“卫国——”跺着脚追出去，又是一顿暴揍——打三回，跑三回。惊动办公室，司机小邢和队长又拉又劝，才罢了。来电了，柴油发电机停了，院子里忽然安静。
同学阿德回家悄悄办调转，托我照顾他养的两个月大的小狗笨笨。我和同宿舍的王华结伴去门口小卖部买零食。不大工夫回来，见小狗趴在墙根儿不动，抱起来看，肚皮下一滩血迹，已经死了。大太阳白晃晃的，瞥见对面窗台下蹲着的张卫国，一只手呼噜脑袋，一只手按着胃部，面前地上有支气枪。他愁眉苦脸，在那儿嘟嘟囔囔解释，说他瞄准小狗虚试枪法，以为打不着，谁知道一枪撂倒了。我气愤得一句话说不出，噙着眼泪开门进屋。
擦黑儿，有人喊我，说他们要炖狗肉。跑出去看，院子中央架起个三脚架，放个破搪瓷脸盆，底下烧着热水，有人揽着笨笨预备剥皮。顾不得害怕，我一把夺过笨笨的尸体，咬牙切齿地咒骂。然后托着小狗乱走，撞出大门口，有同学跟着出来。驻地外面另有一处院落是材料库，在两个院子中间的土坡上，我刨个坑埋了小狗。
第二天出工，班长让我和张卫国一组搭档，他上杆操作，我在地面给他系瓷瓶，递东西，他用吊绳摇晃着拽上去——干完了，一步一蹬往下走。我敛了工具往80米外另一棵电杆去，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一个上午下来我们走了七根电杆。装好最后一组绝缘子，他在电杆顶喊一嗓子，“OK——”我便收拾东西，还是不说话。等到了集合地点，郑师傅和组员们嘻嘻哈哈打闹，才发现其他几组只安装了三四组，张卫国咧着大牙笑。
张卫国比我大不了一两岁，初中毕业扔下书包就被招到铁路上班，工龄三四年了。个子小人也瘦，看起来精灵似的，和他一起调来的几位师傅都拿他当小孩护着。刚到涿鹿的时候，女工九个人住大宿舍，后来重新调换，要求男工让出双人间给女工，我和王华分到他住的那间，他不愿意搬，别人都拿他没办法。我跟他递好话儿，喊师傅，喊得他脸红不好意思，才给我俩腾地儿。
后来我们一起去了南方，再后他调回了家乡。他孩子两三岁的时候还到定州看望大家，蹲在台阶上和我聊天。
标语口号贴在队部的墙上，和驻地门口，马路两边的大树被当做旗杆，中间悬挂着像旗帜一样高高飘扬的条幅，离驻地数里之外还有贴了黑字的横幅。诸如“大干三十天争当电气化排头兵”“电气化某处某队向您致敬”……
我们的工作笼统说就是修铁路，但具体并不是铺设铁轨，而是在原有的铁路沿线架设高压电网，先行勘测，再人工挖坑，挖沟，组立十二到十五米的电杆，安装合架绝缘子，架设导线，放电缆，等等工作。天上地下一起行动，之后，等待送电开通，就算完成使命。再迁移到没有被改造的铁路站点附近，继续重复以上的工作。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的常态。一位西南交大的大学生坚持了半年之后回家探亲，从此杳无音信，连档案一起丢掉，再也没有回来。
“远看像拉练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电气xx架线的”。这句自嘲的顺口溜惹得一阵哄笑。张卫国边说边面无表情踢踩田间冻得硬梆梆的土路往外走。黑色条绒棉鞋开了口儿，整个脚面刷地甩出，又刷地抽回鞋里。他旁边，跟着十来个伙伴，呈扇子面散开，黝黑的面孔，扣着黄色安全帽，拎着脚扣，抬着大绳，挎着工具袋，肥大的蓝工服罩得身上鼓鼓囊囊。他说有次出工，嗓子干得冒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好容易见到一个小河沟，捧了水往嘴里送，能看见水里红色的小虫子，一弓一弓，活的——但是渴急了也管不了那么多。
他的讲述我们后来都有体会，献身电气化事业也不再是豪情万丈的理想，而成为残酷的现实。大家一起，在夏日炎阳下拽着电缆不停地走。在冬天上杆作业灌一肚子西北风。紧线时将身体拉伸得几乎和电线平行，手指冻得不会弯曲。走区间，蹚庄稼地。最恐怖的是在隧道里干活儿，电钻冒出白烟，墙上晃动着巨大的人影，不确定什么时候就会开过来一辆火车，你得快速躲到待避洞……
队上领导能为职工做的就是尽量改善伙食，丰富业余文化生活。老工人用来安慰新工的一句话是，“电气化除了不发媳妇什么都发——好好干慢慢熬吧。”然而年轻人精力旺盛，惹事生非是家常便饭。
那时候村子里经常停电。工人们弄台发电机，突突突震响，院子里又亮起来了。摆张桌子，食堂打来饭菜，一圈儿拼酒猜拳的赤膊大汉，常常喝到很晚才散。学生娃也跟着喝酒，听笑话。有一天，张卫国喝多了，口头语带出来，惹恼了新来的技术员。技术员长得很帅，像个阔少，爱照镜子梳他一丝不乱的郭富城头，白天将睡袍搭在绳子上晾晒，和工人们彼此看不大顺眼。走过来让他讲文明，一言不和，桌角儿坐着醉醺醺的老郑跳起来大巴掌抡了过去……几个人一起动手，连看热闹的学生也跟着上了，拉架的，助威的，打太平拳的，桌翻椅倒，场面混乱，高个子技术员被打得跑出院子，不敢回来，回来再打。大家正在宿舍里听卫国讲原委，外面喊一嗓子：“卫国——”跺着脚追出去，又是一顿暴揍——打三回，跑三回。惊动办公室，司机小邢和队长又拉又劝，才罢了。来电了，柴油发电机停了，院子里忽然安静。
同学阿德回家悄悄办调转，托我照顾他养的两个月大的小狗笨笨。我和同宿舍的王华结伴去门口小卖部买零食。不大工夫回来，见小狗趴在墙根儿不动，抱起来看，肚皮下一滩血迹，已经死了。大太阳白晃晃的，瞥见对面窗台下蹲着的张卫国，一只手呼噜脑袋，一只手按着胃部，面前地上有支气枪。他愁眉苦脸，在那儿嘟嘟囔囔解释，说他瞄准小狗虚试枪法，以为打不着，谁知道一枪撂倒了。我气愤得一句话说不出，噙着眼泪开门进屋。
擦黑儿，有人喊我，说他们要炖狗肉。跑出去看，院子中央架起个三脚架，放个破搪瓷脸盆，底下烧着热水，有人揽着笨笨预备剥皮。顾不得害怕，我一把夺过笨笨的尸体，咬牙切齿地咒骂。然后托着小狗乱走，撞出大门口，有同学跟着出来。驻地外面另有一处院落是材料库，在两个院子中间的土坡上，我刨个坑埋了小狗。
第二天出工，班长让我和张卫国一组搭档，他上杆操作，我在地面给他系瓷瓶，递东西，他用吊绳摇晃着拽上去——干完了，一步一蹬往下走。我敛了工具往80米外另一棵电杆去，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一个上午下来我们走了七根电杆。装好最后一组绝缘子，他在电杆顶喊一嗓子，“OK——”我便收拾东西，还是不说话。等到了集合地点，郑师傅和组员们嘻嘻哈哈打闹，才发现其他几组只安装了三四组，张卫国咧着大牙笑。
张卫国比我大不了一两岁，初中毕业扔下书包就被招到铁路上班，工龄三四年了。个子小人也瘦，看起来精灵似的，和他一起调来的几位师傅都拿他当小孩护着。刚到涿鹿的时候，女工九个人住大宿舍，后来重新调换，要求男工让出双人间给女工，我和王华分到他住的那间，他不愿意搬，别人都拿他没办法。我跟他递好话儿，喊师傅，喊得他脸红不好意思，才给我俩腾地儿。
后来我们一起去了南方，再后他调回了家乡。他孩子两三岁的时候还到定州看望大家，蹲在台阶上和我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