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平天国运动于咸丰元年兴起,九年间,华南、华中、华东各省兵燹不断,唯独四川偏处西南未遭兵创。为了支持东南各省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从咸丰元年起,四川从过去的受协省份一变而成供协省份,不仅要按期解交京饷,而且还要不断地向湖南、湖北以及东南数省提供协饷。所以此时对清王朝而言,四川的安定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然而自咸丰九年起,先是李、蓝起义,后是石达开将挥师入蜀,四川局势骤变,对此清廷上下十分焦虑。一时间,督办四川军务的人选就成了清廷内外议论纷纷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在最终确定湖南巡抚骆秉章入川之前,督川人选曾经有过数次的变更。当时清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的风雨飘摇时期,督川人选的变更,实际上也是当时动荡政局的某种反映。
一
咸丰九年初,云南昭通人李永和、蓝大顺在四川叙州私贩鸦片,因不满汛官索贿,而被宜宾典史投入大狱,府县定其死罪,后被同伙劫狱救出。中秋节前后,李、蓝二人在云南盐津县牛皮寨扯出义旗,并决定向四川进军。而当时石达开正在围攻湖南宝庆,久攻不下。湖广总督官文探知,“石逆蓄谋已久,必欲逞志四川自立”,而湖北湘军筹饷以川盐厘金为大宗,所以非常关切四川的形势。当时前任川督王庆云离任,新任川督黄宗汉尚未到任,而署四川总督有凤又怯懦无能,川将也无一堪用。所以官文于五月十三日奏请“饬令曾国藩酌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由楚江驶入蜀中,限五十日到夔州,责以守蜀之任”,并请“即令暂权四川总督”[1]第21册,p355。清廷认为官文此奏“实为通筹大局起见”,遂谕令曾国藩赶紧赴川督办四川军务,但并未授曾国藩四川总督。
当时曾国藩正坐困于景德镇,六月十八日曾国藩上奏,表示自己兵力单薄,难以赴川。不久曾国藩攻克景德镇,于是清廷又于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初二、七月初四、七月十二日四次寄谕曾国藩,令其迅速入蜀。曾国藩终于在七月二十五日回奏,表示愿意由鄂赴川。可是当曾国藩于八月初行至黄州会晤湖北巡抚胡林翼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奏派曾国藩入川原本是胡林翼的主意,原以为清政府会授予曾国藩川督一职,借以为其谋一块地盘,可是清廷却只令曾国藩督军,不肯授予地方大权。胡林翼认为,与其这样让曾国藩客悬四川,不如将其留在下游,与自己合攻安徽,于是胡林翼又说服官文于八月十三日奏请曾国藩留鄂攻皖。
虽然曾国藩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不能入川的原因是自己兵力单薄,但在给友朋的信中,却道出了心声,“蜀中本大可有为之邦,惟国藩倦游已久,深惮作客之难,作客于无贼之区周旋于素不相知之主人则尤难”[2]第2册,p1042。曾国藩因多年饱受所处地方官吏的折辱,筹兵、筹饷颇多不顺,此次又仅仅是督办四川军务,未得川督之职,因此不愿作客蜀中。而此时湖南方面,骆秉章、左宗棠、郭崑焘等都主张曾国藩应该入蜀,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抱 怨 道:“湘中诸友皆主防蜀,龈龈辩争。”[2]第2册,p1046
当石达开于七月二十四日从湖南东安败退至广西时,骆秉章就断定“此贼志不在粤”[3]书牍五,p25,并且屡疏言之。当时骆秉章在湖南主要任务是防御,而不似官文、胡林翼在湖北主要任务是攻战,因此骆秉章非常担心石达开占据四川,借重长江上游之势以侵湖南。为了防止石达开入川,骆秉章一面饬萧启江、刘长佑率部追至广西,一面又调田兴恕驻防湘黔边界,防止石达开由黔入川。在刘长佑、萧启江两部的打击下,石达开难以在广西立足,而此时云南李永和义军已占据四川筠连,贵州又有苗、教起义,驻守在湘黔边界的田兴恕,兵力单薄,疲于奔命,这样石达开入蜀决心便更加坚定。曾国藩虽不愿入川,但也“不敢谓川境可保无事,此贼必无入蜀之虞”[1]第21册,p568。朝廷虽然同意曾国藩赴皖,但并未立即再派大员入蜀,对此湖南上下忧心忡忡,“蜀中百无一备,黔省苗匪、教匪多至不可胜数,如其由黔窜蜀,则头头是道,无足当之者。庙堂知蜀为紧要完善之地,不为择一专制一方之才,恐事至图之已无及也”[3]书牍五,p26。

到了十月四日,清廷终于诏命陕西巡抚曾望颜署理四川总督。曾望颜的能力在当时督抚中算是上等,此前在陕西巡抚任内,将陕西治理得相当不错,有力地协济了战乱省份。左宗棠对他的评价很不错,“蜀督以曾卓如先生权篆,其人正派有为,胜从前数任诸公,或更能以余力照料黔粤,此殊可喜,近于公牍中见其咨调楚兵一件,亦殊切情事也”[3]书牍五,p31。
但是当曾望颜只身到达四川后,却发现自己处处掣肘于前署督———成都将军有凤。前任四川总督王庆云于咸丰九年四月二日奉旨与两广总督黄宗汉对调,但在赴任途中病剧开缺,而继任川督黄宗汉,先是留守广州,后又进京陛见,以侍郎候补,并未到任川督,这样成都将军有凤就一直署理川督。曾望颜入川后,试图整顿一番,但四川各级官吏皆“倚有凤以倾望颜”[4]193。曾望颜查办已遭撤任的成都知府翁祖烈,却反遭翁祖烈讦告。咸丰九年十月清廷命新任驻藏大臣崇实赴川查实曾望颜被参各款。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二日,清廷又命广西巡抚曹澍钟督办四川军务。五月初二日,崇实入奏,“署四川总督曾望颜不谙军旅,年衰偏听,声望迥非昔比”,并 “请饬曹澍钟迅即来川,统筹全局”[5]卷318,咸丰十年五月乙未,p676。可是这个曹澍钟却是湘系集团非常厌恶的一位官员,他们私下里皆唤其为“阿瞒”,因为骆秉章派遣刘长佑、萧启江赴援广西后,曹澍钟身为粤西抚臣,想要节制刘、萧二军,却又不愿负担二军的饷需。湘系集团岂能坐视这样一个人去督办四川军务?
终于,五月初三日,胡林翼上奏弹劾曹澍钟,“查曹澍钟夸诈不实,本不知兵,亦未曾亲历戎行,在广西时,于分内之事一无展布,屡陈川省军情,自谓官民信服,不过欲脱离残破之广西,而莅完善之川省”[1]第22册,p311,并荐举新任成都将军东纯负责督办四川军务。五月十一日清廷同意了胡林翼的奏请,命东纯署理川督,并且向官文、胡林翼、曾国藩询问可否令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因为在此之前,为防止石达开入川,骆秉章已经奏请饬萧启江率七千湘勇进入四川,可是没想到萧启江到达成都后不久便于四月二十七日病死,所率湘勇因缺乏统驭之人,“见蜀政淆乱,亦乘间纵掠,地方官不敢问”[4]194。
然而胡林翼、曾国藩并不愿左宗棠入蜀督办军务,却又担心左宗棠看重“督办”之名而不愿再为曾国藩“襄办”军务,因此接连给尚在湖南的左宗棠写信,询问其对此事的态度。结果左宗棠根本不愿入川,“见在吴越兵事孔棘,弟既奉命襄办涤公军务,募勇五千赴皖,所募之人均知为东征而出,若改赴蜀中,又多一番周折”[3]书牍五,p52,并表示:“宗棠资望既浅,事权不属,欲提数千之众,专讨贼之事,是何异以胶而捄黄河之昏乎? ……督蜀军事必不能办者,以彼此不相习,君子不能无疑我之心,小人且将百端以陷我也。”[3]书牍五,p54 左宗棠的这个态度令曾国藩非常高兴,曾国藩赶紧又写信给官文,称:“左季公京堂不愿入蜀,国藩得此将伯之助,可以高枕无忧。”[2]第2册,p1452
六月十六日,官文、曾国藩、胡林翼联衔上奏,表示:“左宗棠独往川省,亦恐人地生疏,或致呼应不灵。……合无吁恳圣恩,俯念臣国藩襄助需人,仍令左宗棠督勇来皖。”[1]第22册,p401 此折拜发后,胡林翼仍不放心,又于六月二十日与官文再次联衔上奏,称“惟带勇与带兵不同,勇丁非自募自带,则约束难严。左宗棠前在湖南仅司筹谋布置之事,并未亲历行间,于萧启江原部勇丁情志不孚,难期得力。若令左宗棠独当一面,督办川省军务,必难收速效”[1]第22册,p416,并保举时已任广西巡抚的刘长佑代替左宗棠,称刘长佑“旧部李明惠、刘坤一、江忠义、席宝田等皆堪分任军旅,可一面先行驰援重庆等处,一面在湖南增募二三万人”[1]第22册,p417。
面对官、曾、胡等人的接连上奏,清廷于六月二十七日下谕,表示:“左宗棠既不能独当一面,即毋庸赴川,仍襄办曾国藩军务。广西省现在防剿正当吃紧,刘长佑未便遽离该省。湖南地方尚称安静,著骆秉章即驰赴四川督办军务。”[1]第22册,p435并让骆秉章在湖南挑选晓畅军事的绅士,在湖北营中挑选曾经战阵、籍隶湖南的得力勇员一同带往四川。

二
督办四川军务的人选从曾国藩,到曹澍钟,到左宗棠,到刘长佑,再到骆秉章,最后总算有了着落,而与此相呼应的四川总督的人选也是一变再变,先是黄宗汉,再是有凤,再又曾望颜,再又东纯,但不巧的是,东纯又在赴任途中病故①。而七月初三日,崇实再次奏参曾望颜任用劣员,年老健忘,结果曾望颜被清廷革职,留川听候查办,七月十五日,清廷命崇实署理四川总督。②
清廷一再更换四川军政大员的人选,当然首先是基于安定四川的重要意义考虑的。有清一代,四川一直都是国家的关键省份。这一方面是因为四川在清朝18个行省中幅员最广,且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另一方面是因为四川险要的地理位置———东接两湖、南连云贵、西接西藏、北接甘、陕。作为一个富饶的大省,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它当然地成为了西部的中心省份。此外就黄金水道长江而论,处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对全国的经济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安定四川不仅是安定西南的根本所在,而且也是东南战乱省份,尤其是湖北饷源的重要保证。咸丰十年,胡林翼在奏折中诉苦道:“自去冬川省扰乱以来,湖北军饷月亏十余万两,饥溃情形不堪思议。盖财用之流通,如人身之血脉,一肢病废,通体不安。况四川居湖北之上游,四川之乱,如提千钧之沸鼎从顶灌下,则 湖北有不遍体糜者哉。”[1]第22册,p312
然而也正是因为四川在当时尤显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才使得这一关键省份的军政大员必须是如左宗棠所云的“专制一方之才”。但是在四川军政大员的人选中,满族贵族有凤颟顸不能任事,东纯年老体衰,崇实长期任职京师,且年纪尚轻,阅历有限;汉族官员黄宗汉、曾望颜或许是治世良吏,却非乱世能臣,左宗棠、刘长佑虽曾在骆秉章麾下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资历尚浅,难孚众望。而环视当时清朝政坛,这样的“专制一方之才”还的确难得,在封疆或未封疆的地方一线大员中,也不过就是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等寥寥数员而已。曾国藩、胡林翼所处地方,攻战任务正艰,难以分顾四川,而骆秉章此时巡抚湖南已满十年,境内相对安定。虽然湘籍武将大多在外省征战,但骆秉章却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领导文官们在湘省建立起了良好的政治秩序,因此即便骆秉章此时离开湖南,湖南政局仍可保持稳定。此种情形正如署理巡抚翟诰所言:“湖南吏治民风,经抚臣骆秉章经年整顿,聿著成效。臣一切遵守旧章,认真经理团练事宜。”[1]第22册,p624
尽管如此,骆秉章入川也并非一帆风顺,直到咸丰十一年二月骆秉章方才进入川境。因为自从咸丰九年夏天到湖北与胡林翼合军后,曾国藩就汲汲于攻皖的战略准备,而当时四川已乱,原来每月十余万的川饷化为乌有。湖北饷源虽还有江西支持,但曾国藩刚从江西败兴而归,并不指望江西能给予他多少实际的支持,因此他就只好专恃于湖南接济。而湖南经过多年搜刮,此时也已元气大伤,加之,四川动乱,上游商业厘金收入锐减,在曾、胡看来,若想继续得到湖南方面勉力支持,则非骆秉章继续坐镇湖南不可。
而更为关键的是,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初开始酝酿合湘鄂赣三省之力攻打皖省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湖南必须出兵出饷。曾国藩请求骆秉章派张运兰率所部五千劲旅前往江西抚州驻防,并请求骆秉章承担攻皖湘军的二成军饷。另外,此时曾国藩瞒着清廷又在湖南试办东征局,在数月之后的奏折中,曾国藩如是汇报:“臣以一省之物力,只有此数。协助别省者日多,则供给本省者日少;此有所盈,则彼有所缺。本不欲再用湖南之饷,致蒙竭泽而渔之讥,无如添募勇丁,添制枪炮,添造船只,在在与湖南交涉,不得不资湘中之力,挹注皖省之师。”[1]第22册,p741-742曾国藩明知此时的湖南筹饷已非常艰难,又要再立一个东征局,可谓是厘
①按:虽然清廷于五月十一日命新任成都将军东纯署理川督,但东纯当时正在福州将军任上。
②按:《清史列传·骆秉章传》记“十年六月,命驰赴四川督办军务,七月,授四川总督”。但查《清文宗实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咸丰十年七月清廷并未下谕授骆秉章四川总督,而骆秉章授任四川总督时间应为咸丰十一年七月,所以《清史列传·骆秉章传》中“七月”前应补“十一年”三字。

上加厘,招致的只能是湖南官绅的强烈反感,而一向在大局上“不分畛域”的骆秉章却理解曾国藩此时的难处,支持增设东征局。东征局要想真正发挥作用,骆秉章的这个态度是非常关键的。
虽然骆秉章继续坐镇湖南是当时曾国藩、胡林翼战略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但是曾、胡二人也早已料到清廷会选择骆秉章入川,所以他们早早就提出由刘长佑入川。后来当刘长佑写信感谢曾国藩曾保举他督蜀时,曾国藩方才道出原委:“胡帅荐阁下为蜀督,鄙人曾经与闻,其疏中是否附列贱名,则不得知,然在胡帅系为留骆保湘起见,尚非为平蜀起见。”[2]第4册,p2585而当清廷谕令骆秉章入蜀后,“文格代为巡抚,雅不善曾、胡”[6]164,所以咸丰十年八月曾国藩先后向骆秉章寄去三咨一缄,请求他“将协饷五万、借饷五万即日起解,以济眉急,并求将拟带入蜀之兵改援南赣”[2]第2册,p1566。胡林翼也同时奏留骆秉章,对此曾国藩也感到扪心有愧,写信给胡林翼称:“此后侍与老前辈当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不可互相奖饰,互相包荒,即昨留骆帅等度外之举,嗣后均不敢为矣。”[2]第2册,p1542
咸丰十年八月十九日,在曾国藩的再三请求下,骆秉章上奏,以两广起义军同时进入楚境,需筹办防剿事宜为由,请求暂缓入川,朝廷答应了骆的请求。骆秉章将行期推迟到了十月十三日。但是又由于湘军在嘉兴师溃,浙江危急,不断向曾国藩求援,不得已,曾国藩只好再次奏请饬骆秉章暂缓入蜀,所谓“留骆帅等度外之举,嗣后均不敢为”的君子规约早已飞出了脑际。这实在也怪不得曾国藩,因为当时湖南防兵已不足二万,如果骆秉章再从中抽调一万随带入蜀,那么,湖南境内的兵力就将不敷分布,在石达开的威胁下,湖南又将面临危机。如果湖南难保安全,那么远在浙、鄂、赣的随曾国藩征战的湘军就会又像咸丰九年那样军心动摇,人人思归了。
由于有石达开的威胁,湖南署抚翟诰也上奏,请留骆秉章。这样,在曾国藩于奏折上达后写信向骆秉章解释时,骆秉章也就只好再度上奏,仍以石达开所部太平军再次入湘为由,要求再次推迟行期。对此咸丰帝的硃批倒也明智,“近年四方多故,湖南诸军出力为久,若遽移师西向,恐内顾忧繁,转难得力。著暂准所请,俟军务稍缓,即迅速统带赴蜀”[1]第22册,p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