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热爱这样的生命  
今何在 
我的字已开始生涩，太久没有写字，也太久没有思考。我用机械与电子记录我的思想，从而使它们也变的机械，然而我不知道思考有何意义？思考者冷漠的看着世界世界却是一片喧嚣与躁动，这正是使思考者痛苦的事，思考使他不能平凡而踏实的活着，他对生命感到迷惑和痛苦。 
　　 
　　诚然所有的人都在痛苦着。平凡者咒骂着来发泄，而思索者默念着：“若是你不痛苦，你又怎能明白什么是胜利呢？”，把这样的格言作为自己自慰的祷词。 
　　但他不知道这是否是正确的，他不知道自己的优越之处，因为他无法创造比别人更多，哲理不能变成面包，先知总是饿死，除非他把自己变成统治者。哲学王永远是一种电子，存在于思考者的神经之中，随身体的饿死而消失。小约翰一天决定不再从事尘世工作而专心工敬奉上帝，一周后他从静修地回来央求他哥哥给他一块面包。（《神火的启发》）敬奉心灵的人也总是遇到这样的窘境。他们即便掌握了真理，随即又发现真理其实就是那块面包。马克思说人只有通过劳动才真正成为人。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真正的直接的创造性劳动已变成所有短缺商品中最稀有的商品。”（Ｅ。Ｆ舒马赫《可以有别的做法》） 
　　 
　　劳动创造自由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题字 
　　我站在二楼上，望着楼下，上千黑压压的人群挤入对面那座楼，武警在喝叫，女人在惊叫，人们失去了使之维持庄严的距离，象一堆蚂蚁，呼一下全倒向左，又乎一下全倒向右。这样一种状态里，人似乎是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与空间，集群决定着个体的方向，但他们又确确实实选择了同一个方向——生存的方向。无法阐明这种选择的自由性——即便是刺刀下的选择，也是由自己作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自由。挤在前面的人有幸冲上了楼梯，小跑着被赶入了二楼，于是他们得以高高在上的俯视那些还在地面挣扎的人了。 
　　 
　　我也站在二楼，他们对面的二楼。我试图证明人永远可以保持自由，但最终我也走下了观望者之塔，挤入了人群，消亡在其中。 
　　 
　　这是某年发生在某地人才交流会上的一幕。 
　　 
　　“要是您有儿子，您还会把他们送下矿井吗？”“决不！”这位老矿工说。 
　　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过，当年我的父亲也这样说过，还有我的祖父也说过”… 
　　… 
　　 
　　……这种世代相传的劳动象一种诅咒——它象一棵巨树，那可怕的树冠不只笼罩着一个种族，而是笼罩着几千个种族。（约瑟夫。罗特《德国来信》，１９２７） 
　　 
　　人类受到的诅咒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集中营里，唯一的希望是通过苦役可以达到自由。 
　　 
　　在每一个社会里人们不停的工作，身边的事物被日新月异的改造着，但他们不知道最终的解放会不会到来。 
　　 
　　为了发展就必须有失业，有下岗，就必须有被要求驱使的创造者，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外化，为了发展同时需要有阶层，有等级，有分工…… 
　　 
　　我无法写作，身边的人不停的走来走去，开大音响，说笑，咳嗽，敲打桌子，但我无法阻止他们，我没有权利，因人生而自由，所以我必须忍受。这和生活的高贵与平庸无关。你没有理由去岐视一个蓝领，一个小农，一个摊贩，因人生而平等。但难道每个人都不是在不懈的竭力的追求一个不平等吗？有多少人不渴望高高在上，不追求一种优越感，不争取一个给自己讨厌的人白眼的地位呢？ 
　　生之无奈，因为生之无选择，意为我的梦想不是这样，但我必须这样生活。 
　　 
　　这就是生活。 
　　 
　　但这决不是生命的唯一状态。 
　　 
　　并不是所有生命都这样活着，只有人类承担这种命运，他们制订理想，制订责任，制订义务，然后背负起痛苦。 
　　 
　　但我必须爱这样的生活。 
　　 
　　因为我必须生活。 
　　 
　　劳动权是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权利，只有劳动才能生存。社会因此有义务给所有有劳动能力的，而用别的途径不能得到工作的人提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