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句甄读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看到我的引文，就可以知道，我的引文与其他注释本的引文都是不同的。不同不在字，在标点。而我认为，以前所有的误解，都是标点错误惹的祸。
这段话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仅就知名度而言，可能并不比《论语》头条低。但《论语》头条的知名度高，是正面的。这段话的知名度高，则是负面的，是被批出来的。以前每当过“三八”妇女节，或者讨论妇女问题，孔老夫子总不免要被牵一回头皮。谁叫他说这样的公然蔑视女同胞，说“女子”“难养”的话呢？女人是让男人养的吗？还是男人是由女人养的？说“养”倒还罢了，还说“难养”，真正岂有此理，欺女子太甚！
在当初“批林批孔”的年头自不必说，即使到今天，学术界已能实事求是地或曰同情性地理解孔子，对这段话的解释还是有点勉强。
金良年先生在《论语译注》里把这段话译成：
“女子和小人可算是难以养护了，亲近了就放肆，疏远了就抱怨。”
他把“难养”译成“难以养护”，可见他对《论语》的同情的理解和他对孔子的辩护态度了。但他显然感到这样的辩护还不够有力，所以又归纳了几种辩解意见：一、“女子与小人”不是泛指，朱熹（就是确立宋代理学的大儒，是他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使“四书”的地位超过传统儒家的《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等“五经”，他注的《论语》后来成为开科取士的标准答案）说，是家中的仆役(yì)与婢妾(qiè)。二、邢昺(bǐng)（宋代官方的《论语》注释本的首席作者）说，这是说的大概情况，至于特别贤明的如周文王的母亲，就不在其中。三、孔子所说的重点是小人，女子不过是借以作比喻。

治水工程成功以后，功劳相当大，很可能就是帝位的继承人，所以尧开始不同意由鲧来领导治水，说：“他这个人刚愎自用，会是集体的祸害。”
四方诸侯之长出来替鲧说话：“恐怕还不至于吧，让他试试吧。”
尧说：“好吧，你去治水吧，可要谨慎啊，鲧！”结果，鲧指挥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果。
此后几年，尧又一次召开会议，对四方诸侯之长说：“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
四方诸侯之长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德行不足以继承帝位。”
尧说：“那么，你们可以推荐贵族中的贤人，也可以推举底层的贤人。”
大家一致推举舜(shùn)。尧说：“这名字我听见过，具体情况怎么样？”
四方诸侯之长说：“他是盲乐师的儿子，父亲脾气很坏，后母不诚信，兄弟象很傲慢，而舜能与他们和睦相处，以孝行来感化他们，又加强自身修养，不与邪恶同流合污。”
尧说：“那好，让我来考察一下。我先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从我的女儿那里观察舜的德行。”
后来，尧又把舜调到中央来，让他负责教化、行政、外交等各项任务，全面考察他的品德和能力，然后在三年以后传位给他。
舜晚年传位给禹，相比之下要简单些，因为禹领导治水成功，功劳很大，德行和能力都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众望所归。按说，禹死后，是把帝位禅让给他的助手益。但三年后益把王位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自己退出政坛、隐居山林。

启接禹位，有几种说法：一种是益自己感到德行与能力不如启，主动让出王位。另一种是禹在世时就为儿子启作了人事准备，死后由一批诸侯、大臣出面表示不服益的领导，逼益让出王位。这有点像在台湾的蒋介石死后，由副总统严家淦接任总统，其实儿子蒋经国羽翼已丰，实权在握，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只是早晚的事。但在禹的时代，完全是前无古人的创意。如果禹真是这么安排的，那应该是很巧妙的。但即使再巧妙，还是不能遮天下人的耳目。春秋战国时代，说到这段历史，就有人说，禹是表面上让位给益，实际上是让儿子启自己去夺取。禹也因此被给予较低的评价。“德衰”从禹开始，是当时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孔子明确说禹只是“君子”，称“圣人”还不够格。《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下德”就是指的从禹开始世袭制、宗法制的君主。本来，治水成功这样大的功劳，“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样的公心，应该是可以称为“圣人”的，够不上称“圣人”，与他实际开始了政权的世袭制有莫大的关系。从这样的价值评判，也可以看到老子、孔子等先秦诸子的鲜明的民本立场。他们都认为世袭制是不好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启起兵用武力驱逐了益，夺到了帝位。这种说法在公开崇尚武力的战国时代比较流行，可以援引来为实力政策张目，所以，它的可靠性如何，还是值得怀疑的。比较下来，第二种说法可能性较大。
但夏、商两朝，一千多年，虽然是世袭制，中央政权、诸侯国、大夫采邑的首领位置在一家一姓中依照父系血统代代相传；但整个社会的组成还是部族联盟。中央政权与诸侯国类似当家的男子和其他兄弟的关系，还不是类似父子关系的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中央政权和诸侯国是各自为政，为了大的事情，如修订历法、大规模的异族入侵战争，才统一行动。诸侯国君位世袭，只要上报备案就可以了，不需要中央政权批准。
到周朝，才进入宗法制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与族盟社会的差别，就是诸侯国是由中央政权（或称“宗主国”）分封的，中央政权的首脑“天子”（王）和诸侯的关系，类似父子的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之所以周朝进入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周战争极其残酷，“血流漂杵”，中原地区出现了政权真空。周武王就把围绕首都镐京周围的土地分封给同姓的叔伯兄弟，这就是晋、鲁、郑、卫等诸侯国；把外围比较富庶、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分封给亲戚和功臣，这就是齐国等；其他地区分封给远亲、夏、商后裔、远古部族，这就是秦、楚、吴、越、宋等国。诸侯又以和周王室关系的亲疏、在伐商战争中功劳的大小，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这样，从王到诸侯，到卿、大夫，到士，到庶民，到仆役、臣妾的等级制度就形成了，这就叫封建等级制度。

改世袭制为宗法制，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已经形成了君权和宰权的分离。用现代术语来比喻，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角色分离。随着社会组织的扩大，调节社会组织内部关系的任务越来越重，人们对最高领导人的角色期望，从一个能力超强的指挥者，逐渐转向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和调解人。最高领导人的角色转换，是宗法制程序继承得以实行的基础。
但即使实行了宗法制，也还是程序继承与遗嘱继承相结合，而形式上以君主选择继承人（遗嘱继承）为最终的决定。何况在周朝一代，也只是在周王位的传承上基本实行了宗法制，诸侯国就难说了。于是，就凸现了储君制度，储君制是程序继承和遗嘱继承的结合。本来要在君主临终前才提出的继位人问题，而今在君主年富力强的时候就确定了，安排好了。储君（太子）制度，是程序继承与能力选择的折中，从正面意义说，可以在较长时间里对继位人进行培养、考察；从负面影响说，把夺位斗争的时间拉长了，也复杂化了，使君位继承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首屈一指的重大问题，耗费了执政者的大量的心思与精力，也成为政治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段语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从先秦典籍文献中看，君主的妻妾参政，就是为了自己生的儿子当继位者。所以伙同儿子，与近臣相勾结，争夺继承权。这是当时政治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管子·小匡》讲了这样一则故事。管仲拜相三日后，齐桓公就对管仲说：“我有三样大毛病，还能不能当好国君呢?”管仲回答说：“我没听说过，不知道。”齐桓公说：“很不幸，我非常喜欢打猎，夜里也会出去打猎，打不到飞鸟就不回家。诸侯派来的使者找不到我，行政和司法长官也无法向我汇报工作，耽误了外交内政的大事。”管仲说：“这嗜好虽然不好，但还不要紧。”齐桓公又说：“很不幸，我还特别爱喝酒，白天喝了夜里还接着喝，耽误了外交内政的大事。”管仲说：“虽然是不好，但还不要紧。”齐桓公再说：“我的行为有污点，很不幸，我非常喜欢女色，因此，亲属中美丽的姑娘也有不嫁出去，占为己有的。”管仲说：“虽然是不好，但还不是最要紧的。”齐桓公闻言板下脸来，说：“如果这三桩行为都还可以，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管子·小匡》篇接着说：“（管仲）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
照管仲的说法，对国君来说，有“优”与“不敏”这两样缺点，比“好田（猎）”、“好酒”、“好色”更危险得多。“不敏”是“不勤勉”的意思，故曰“不敏不及事”，就是“不勤勉办不成事情”。那么，“优”又是怎么回事呢?
“优”，作“优游”解时，正面的意思是和乐优闲的意思，相当于今天说的“享乐”与“休闲”。古代贵族宴游时常有人演剧、跳舞、玩杂耍等以供取乐，这类演员就称之为“优”或“倡”或“俳”。先秦时君主与贵族有养优之风，这和古希腊贵族有养同性恋的娈童差不多。但中国的“优”作为君主的亲信，在政治方面是一股重要势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助长君主的不良意识，怂恿君主为所欲为，所以，管子将之视为政治上的最大一大祸患。孔子在本句中所指的“小人”，应该有一大部分是指的“优”。
《韩非子》中对此有反复的论述。
特别是其中一篇《八奸》。头三条：
一曰在同床。何谓同床？曰：贵夫人，爱孺(rú)子，便（蹁(pián)）僻（嬖(bì)）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谓同床。
可见这“同床”指的就是“女”。“贵夫人”是君主的妻，“爱孺子”是君主的妾。“孺子”，是指年轻的、幼小的人，现在专指儿童，如“孺子可教”、“孺子牛”等，先秦时还指妾，因为妾比妻一般要年龄小许多。后来，大夫的妻子封号叫“孺人”，“孺子”就专指儿童了。这里的“爱孺子”还是指妾。君主的妻妾，“便僻好色”，逢迎谄(chǎn)媚叫“便僻”，“好色”就是美好的容颜，这是能使君主目迷心惑的。在私下欢娱之时，乘酒醉饭饱的当口，提出要求，希望欲望得到满足，这是君主必定会听的。有臣子贿赂君主的妻妾，让她们迷惑君主，这就是“同床”之奸。

君主招致祸患的根源，在于太相信人了，相信人就反过来受制于人。做臣子的和他的君主并没有骨肉亲情，是因为迫于权势而不得不服侍。故而做臣下的，没有一刻不在窥探君主的心思，而君主处于高位却懈怠傲慢，这就是世上不断有劫持杀害君主的事情发生的原因。做君主的太相信自己的儿子，就有奸臣能够通过利用他的儿子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这就是李兑帮助赵惠文王饿死他父亲赵武灵王（那时他已经让出王位，做了太上王，号称“主父”）的故事。做君主的太相信自己的妻妾，就有奸臣能够利用他的妻妾来达到他个人目的，这就是优施帮助丽姬杀害太子申生而立丽姬的儿子奚齐继承君位的故事。以妻妾这样的接近与儿子这样的亲密，尚且不可相信，其他人就没有谁是可信的了。
韩非子的话赤果果地揭示了春秋战国期间，为了争夺君位，父子相残，兄弟阋(xì)墙，同床异梦的残酷的残酷现实。所以，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实在是相当婉委的说法。
这里，还要解释一下“小人”的含义。
前面已经说到过“君子”。孔子对“君子”的定义是有所改造的。在《老子》中，“君子”是与“圣人”相对而言的，“君子”就是指诸侯等有封地的贵族。“君”和“子”都是尊称，所以合起来就是对贵族的尊称。从孔子开始，把“君子”的外延扩大了。一是向上拓展，把进入小康社会，实行世袭制以后的国王，像禹、汤、周文武都划到“君子”范围内，而这之前的有道的国王是称“圣人”的。二是向下扩大，“不亦君子乎？”一句话，就把安贫乐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民办学校教师扩大到“君子”的行列中，这样，“君子”就从一个社会身份的概念，变成了伦理价值的概念。在《论语》中，“君子”主要是与“小人”相对而言的，所以，也是一个伦理价值的概念。
“小人”所指的人的伦理水准是什么呢？
《孟子·告子上》篇中有段对话对此说得很清楚：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根据这项原则，我认为，本句中的两个“则”，应该解释为“规范”。“近之则不孙”，意思是，你亲近他们，然后去规范他们，他们可能不听教训；“远之则怨”，你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去规范他们，他们又会抱怨。 
“则”作“规范”来理解，那么，按古汉语的习惯，“之”不是作代词理解，而是作连词“而”理解，则更好。这句话，如标点为“近之（而）则，不孙，远之（而）则，怨”，今人理解起来可能更容易些。 
按照本来的解释，亲近了，他们会“不孙”，疏远了，他们会“怨”，近不得，远不得，那就不是“难养”，而是简直不能养。但不养又不行，不要说君主，就是一般人，没有条件养“小人”，

妻子和孩子总还是要养的，那怎么办呢？所以，这句话的重点还在不起眼的“则”上。不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可能“近之”、“远之”都无所谓，“女”“子”“小人”会把君主哄得团团转、很开心，君主也察觉不到他们的“不孙”和“怨”。你要去“则”了，要去规范他们的行为了，他们就不高兴了，就给你颜色看了。君主才觉得“养”的难了。但不规范他们的行为是不行的，尤其是君主身边亲近的人，因为他们的行为会直接对政治造成影响，若产生负面作用，破坏性是很大的。所以，孔子说“唯”——只有“女”“子”“小人”这些君主亲近的人的“养”的问题“难”处理，提醒处理好这些关系是个“难”题，是个必须花心思去做好的大事。对他们的养，不仅仅是“生养”，保证他们有优裕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教养”，要让他们行为规矩，品质高尚，对国家政治起到正面的有益的作用。所以，“则”得好是帮手，“则”得不好是祸患。 
但韩非子说“奸”，孔子说“难养”，不只是表现了韩非子的峻急，孔子的通情达理。韩非子是站在君本的立场上，把责任全部推到“女”“子”“小人”的头上，君主完全是受害者，而之所以受害，就因为他太相信别人，包括他自己的老婆与儿子。而孔子说“难养”，其实隐含着祸起萧墙的责任，还在君主没有“养”好的意思。“难养”，非不能养，而“养”者是君主，养得好不好，责任当然还在君主。“不孙”与“怨”，原因不在“近之”“远之”，而在以前没有“则”或没有“则”好。 
说“难养”还包含着一层意思，就是君主自己是不是以身作则了。你既然要去“则”人，要使人心服口服，就必须自己以身作则。否则，不管你是用亲近的办法，还是用疏远以保持威严架子的办法，只能招致“不孙”或“怨”。在这方面，君主的权威地位并不能增加他“则”人言辞的分量，反可能使他招致杀身之祸。春秋战国时期“女”“子”“小人”勾结起来篡权乱国的典型例子，仔细分析，祸根还是君主种下的。

《韩非子》中援引的李兑辅助赵惠文王俄死主父赵武灵王的故事，可以说完全是赵武灵王咎由自取。 
本来，赵武灵王赵雍是战国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十五岁接位，就面临魏、楚、秦、燕、齐五国以参加他父亲赵肃侯会葬之名，各派万名锐师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全凭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军事谋略予以化解。此后，他大胆改革，胡服骑射，消灭了中山国，使赵国土地连城一片，成为战国初期中原最强大的国家，在国内也有很高的威望。但就因为在继承人问题上犯了大错误，结果导致了他的悲惨下场。 
赵武灵王的第一位夫人是韩国国君的女儿，是赵肃侯生前定下的政治婚姻，在赵武灵王在位第五年（公元前321年），他二十岁上完婚。韩夫人为他生了公子章，被立为太子，也是孔武有力，英勇善战，不足十五岁时，就在攻伐中山国的战役中指挥中军，立下了赫赫战功。以后又多次随赵武灵王出征，深得赵武灵王的喜欢。但韩夫人死后，赵武灵王又于公元前310年,他三十一岁上，得到了大臣吴广的女儿孟姚，与他梦中见到的美丽少女十分想象，因此非常宠爱，封为夫人，国人称之为“吴娃”。可惜九年后吴娃就生病死了，死前请求把自己的儿子赵何立为太子，赵武灵王答应了。那时，公子章十八九岁，赵何才八九岁。但过了两年，赵武灵王就传位给赵何，这就是赵惠文王，让自己登基时的辅政大臣肥义为相，兼任赵何的师傅，把国内政治、经济事务全部交由赵何负责，自号主父（就是太上王），专心赵国的战争事务。

他主外，儿子赵何主内，这个构想，似乎与胡服骑射一样很有创意，也含有如果自己在战争中阵亡，赵国政局不致于发生动乱的考虑在。但因为他当初废长立幼完全是出于私情，所以他以后在处理赵何与公子章的关系上就一着错，着着错。他废了公子章的太子后，封他为安阳君。在传位给赵何后，为了弥补，赵武灵王经常和公子章住在一起，衣食住行均命人准备两份，公子章的仪仗用度与赵王何的几乎一样。这样，就给人公子章可能东山再起的感觉，朝中的许多大臣们见此便暗中与公子章来往，而公子章的相田不礼更是鼓动公子章夺回本该属于他的王位。而赵武灵王不仅没有制止公子章的行动，反而去向肥义提出，打算把代郡封给公子章，让他也称王。代郡相当于赵国一半国土，这样等于把赵国一分为二了，所以肥义断然拒绝了赵武灵王。公子章、田不礼见请封不成，就积极策划谋杀赵何的政（河蟹）变。肥义觉得事态严重，就布置李兑等人反政（河蟹）变。结果，公子章发动政（河蟹）变，肥义以自己的牺牲来赢得反政（河蟹）变的胜机。李兑等人冲入宫中，杀了公子章、田不礼，把其余人都赶出宫中，把沙丘宫团团围困了三个月，把主父活活饿死在宫中。虽然谁也没有动手杀死赵武灵王，但谁都知道赵武灵王是死在他儿子赵何的手中。然而，正因为赵武灵王一错再错，最后有怂恿公子章发动政（河蟹）变之嫌，所以赵国大臣和国民并不因此唾弃赵惠文王。赵惠文王还是比较有作为的国君，在他在位期间，赵国是列国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国家。如果是赵何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阴谋杀害了父亲和哥哥，那么，他在前决不能得到肥义这样的老臣的舍命相帮，以后也不能有蔺相如、廉颇、乐毅这样的贤人辅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比韩非子的权势术硬得多的道理。赵武灵王在最后落得孤家寡人的悲惨下场，也与他以为凭自己的聪明，可以为所欲为，使自己的意志通行于天下的错误观念分不开的。

《韩非子》里还常提到的晋献公的宠妃骊姬勾结优施谗杀太子申生的故事，晋献公也是罪魁祸首。他生性yin（河蟹）荡，早年和父亲武公的小妾齐姜私通，生下儿子申生，接位后就封齐姜为夫人，立申生为太子。但到他接位的第五年（公元前672年），征伐骊戎，骊戎国君把两个女儿骊姬与少姬献给晋献公，姐妹俩美貌非常，深得晋献公的欢心。本来齐姜死后，已立贾君为夫人，为了博取骊姬的欢心，不顾占卜所现的凶兆，晋献公断然改立骊姬为夫人。到他在位十二年（公元前665年）时，骊姬生下儿子奚齐，晋献公就想废掉申生的太子位，改立奚齐做太子。骊姬看出晋献公的心思，就贿赂勾结晋献公的宠幸大夫梁五和东关五（当时人称“二五”），想晋献公进言。晋献公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说，“曲沃是我们先祖宗庙之所在，而蒲城边临秦国，屈城边临翟国，不派我的儿子去镇守，我不放心。”他就以此理由，派太子申生去镇守曲沃，公子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守蒲城，公子夷吾（后来的晋惠公）守屈城，他自己和骊姬、奚齐居住在都城绛。晋国人由此知道申生的太子位子恐怕保不住了。后来，晋献公又对骊姬明确说了他要废长立幼的想法，但那时骊姬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太子申生贤能孝悌，又屡立战功，深受群臣百姓拥戴，所以她哭着推辞，甚至说：“您一定要这样做，那我就自杀。”骊姬表面上这样表态，暗底里却是和优施勾结起来，加紧谋划怎么除掉太子申生。
到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乘晋献公出猎之际，骊姬派人去对太子申生说，你父亲梦见你母亲齐姜，你快在曲沃祭奠你母亲。太子申生举行祭礼后，派人把胙肉给晋献公送来。骊姬乘晋献公还没回来，在肉里下了毒。晋献公回来后，见到胙肉，正要食用，骊姬拦住，说，这胙肉从远处送来，应该先试一下。先祭地，一点胙肉倒在地上，泥土立刻隆了起来。喂狗吃，狗就死了。骊姬还让侍从的小臣吃，小臣也当场死亡。骊姬哭着说：“太子怎么这样残忍哪！对自己的父亲也想杀害，取而代之，何况他人？而且您已经老了，朝不保夕，他还等不及了要下手杀害。”她又对晋献公说：“太子之所以要这么做，无非是因为您宠爱我和奚齐。我愿意母子到其他国家去避祸，或者早早自杀，不要让我们母子成为太子刀下的鱼肉。当初您想废掉太子，我还埋怨您，到今天，我真是自作自受！”晋献公下令去抓太子申生，太子申生逃奔新城，晋献公更加相信太子申生要害死他，怒不可遏，就把太子的师傅杜原款杀了。有人对太子申生说：“这药肯定是骊姬下的，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说明真相呢？”太子申生说：“我爸已经老了，没有骊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如果辩白，他会迁怒骊姬，这不行。”又有人对他说：“那你可以投奔他国。”他说：“蒙上这样的恶名，谁能接纳我呢？我还是自杀吧。”太子申生自杀后，公子重耳、公子夷吾来朝见晋献公。有人来报告骊姬，说两位公子都怨恨骊姬陷害杀死了太子。骊姬害怕了，就抢先向晋献公进谗说：“申生在胙肉里下毒，两公子是知道的。”公子重耳、公子夷吾听到这消息，就不辞而别，各自回到自己的守城。晋献公更加怀疑两个儿子与申生案有牵连，到第二年，就派兵去讨伐。重耳从蒲城逃到翟国去，夷吾坚守在屈城(一年后屈城被攻破，夷吾出奔梁国)。到公元前651年,也就是申生死后五年，晋献公死了。尽管他死前把辅助奚齐的重任委托给了大臣荀息，荀息也表示誓死不负此重托，但因为晋献公、骊姬等人倒行逆施，尽失人心，所以，就在晋献公治丧期间，大臣里克杀了奚齐。荀息本来要为奚齐殉死，有人对他说，还不如立奚齐的弟弟，骊姬妹妹少姬的儿子悼子为君，全力辅助他，也算是没有辜负晋献公的重托。荀息觉得有理，就立悼子而葬献公，但一个月后，里克又把悼子杀了，荀息也实现诺言，随之而死。从此，晋国开始了十多年的内乱，直到晋文公即位，政局才恢复安定。

从齐桓公的悲剧下场也可以看到，“女”“子”“小人”的“难养”，他们狼狈为奸制造动乱，根子还在君主的教养不当，以身作则不够，而不是像韩非子说的，以谁也不能相信的原则，用处处提防、事事监视的办法可以解决的。韩非子说“奸”，孔子说“难养”，虽然所论是同一现象，但对此现象的分析和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是有天壤之别。这就是仁义道德和功利权术的差别。当把老子、孔子和荀子、韩非子混为一谈时，就可知专制残酷（鲁迅概言之为“杀人”）的观念是怎么阉割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的人文精神。
也因此，虽然孔子这话是针对能养“小人”的“君子”（贵族）说的，但完全可以引申到普通人的家教方面，引起我们对道德、素质教育的足够的重视。两千多年来，孔子这番婉委入理，谆谆善诱的话，竟被理解为对妇女、儿童的鄙视，成为压制妇女、儿童的理论根据，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大的寃案了。孔子蒙冤还在其次，他本来豁达得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冤的还是中国人，不能享用我们祖先留下的像金子一样珍贵的文化遗产，反要承受用这金子打造成的桎(zhì)梏(gù)。今天，我们还不该赶快打破桎梏，用这金子打造可以盛装幸福琼浆的酒杯吗？
最后，再把这段话串起来意译一遍：
只有妻妾、儿子、只求功利的侍臣，这些君主周围关系亲密的人，是最难教养的。用接近然后规范他们的办法去教养，他们会不听话；用保持距离然后规范他们的办法去教养，他们会怨恨。
请听，孔子原来是这么说的。

    攘羊在楚、鲁两国性质不同，这是其一。其二，叶公身为楚国高官，站在朝廷立场上维护法律尊严无可厚非，认为躬很正直也很自然。而且，他在孔子面前是颇为得意的，南北朝时皇侃《论语义疏》说叶公“欲自矜夸于孔子也”。而孔子是自由的思想家，力主德政，反对严刑。他首先认为攘羊虽不道德，不应该，但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其次觉得因为此事而破坏了正常的父子关系是小题大作。他无法理解躬的行为，不能不怀疑躬的动机和目的。 
    楚躬证父的事在《吕氏春秋·当务》里记载得更详细。楚人攘羊被儿子躬告发证实后，官府要杀他，躬又发孝心，准备代父去死；躬在受刑前说，我揭发父亲偷羊，“不亦信乎”，我代父亲顶罪，“不亦孝乎”，我这样信且孝的人都要被杀掉，国家还有不该死的人吗？于是，楚王赦免了躬。孔子评论道：“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躬的信不合常规，违背常礼，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说话办事出于私心，无直可言。 
      这两位先生都是尽力为孔子辩护，或者说对这段话给予同情的理解。但是都嫌说服力不够，显得理不直气不壮。 
      我们来看看他们说的理由。 
      一，父子相隐，体现了孝慈的精神，而孝慈与忠诚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孝慈是忠诚的基础，“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所以说，“直在其中矣”。 
      这种解释，明显是牵强附会，强词夺理。“孝慈”是家庭伦理，“忠诚”是政治伦理（这也是秦汉以后对“忠”的理解，在老孔时代，“忠”只是尽心负责的意思），这两种伦理有相通之处，也有相矛盾的地方。本句就是讨论如果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应该如何选择。按照通常的理解，孔子在这里是从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有相通之处，或者说家庭伦理是政治伦理的基础，得出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应选择服从家庭伦理的结论，这在逻辑上是乖谬不通的。形式逻辑称之为推不出。因为甲和乙是相通的，所以当甲和乙发生矛盾时，选择甲。请看这样的推理能否成立。逻辑推理不能成立的话语，怎么会有说服力呢？ 
      二，同样是“攘羊”，在楚国和鲁国处罚是不同的。在楚国是重罪，在鲁国可能仅仅是错。即便真的是这样，又说明什么呢？是不是孔子认为，小的罪错可以父子相隐，而大的罪就不能这样做呢？但如果孔子真是这样认为，那么，父子相隐也仅是可以容许、可以理解的行为，决不是比“父为子证”更正当的行为，所以，他不可能以“父子相隐”来批评“父为子证”。而且，从常理说，只有重罪，父子、亲人间才考虑要为之隐瞒，因为一旦查实，可能要掉了性命或把牢底坐穿。而小的罪错，亲人会规劝其去自首，以争取宽大处理。现在，白子超先生的解释是将之弄反了。“攘羊”在楚国与鲁国的处罚不同，不能成为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的理由。孔子即便是“力主德政，反对严刑”，也与这段议论没有逻辑关系。 
      三，这段话的弦外之音，是以叶公为代表的楚文化与孔子所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冲突。南北朝时皇侃《论语义疏》说叶公“欲自矜夸于孔子也”，所以孔子要对他当头棒喝。叶公的得意之态的确是溢于言表，无论是不是可以升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冲突的高度，孔子要压他一头的意图也是很明显的。问题是，按通常的解释，这样逻辑不通的话语，能服人吗？古今此理同。要叫叶公心服口服，那么，孔子的话，一定不会是那些注释本告诉我们的意思。而且，也不是牵涉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合逻辑的言论就变得有道理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乃至对抗，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谁的说法在理，要以理服人，以理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