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有三大命题，即“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心即理，意即良知天赋、人性本善，无心外之理、心外之物、心外之事。但如果对此的认识只限于良知天赋，想当然以为自己是天生的圣人，便容易认情为性、恣意妄为。知行合一，意即人的道德实践应是天理良知的自然展现，任何不符合天理良知的行为皆因私欲而起，人应当时时克除私欲。知行合一，是对歪解“心即理”的后学的紧箍咒，读来朗朗上口，但容易被当成口号空喊。基于这样的担忧，王阳明晚年着重提倡“致良知”。王阳明曾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可知，致良知既是阳明心学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阳明心学思想的逻辑终点。
“致良知”三字，看似简单，但初学者要真正全面理解“致良知”的内涵，尤其是“致”字，却并不容易。
王阳明曾说：“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里的“致”，可解释为“推广扩充到”。如人有孝心，可及于父母公婆；人有爱心，可及于他人甚至于小动物；人有进取心，可及于正当的事业乃至体育运动。从字面上来看，“致良知”是最简易的工夫。但事实上，王阳明曾指出：“人孰无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可见，致良知也是最难的工夫。若不肯“致”，即便良知天赋，也只是一种浪费，也只是个愚不肖。正如王阳明所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眛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也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 既然良知天赋，则圣愚的差别就在一个“致”上。普通人若能切切实实地致自己的一分良知，便离圣人近了一分，致自己的十分良知，便是十足的圣人。
但如果简单地将“致良知”理解为致固有的良知于事事物物，也不够全面。王阳明曾说：“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言下之意，固然人人都有良知，但良知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才能逐步开悟，而这必然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达成。可见“致良知”还有第二层意思，那就是“致良知”是终生不可停的“事上磨”的大学问。有人以为王阳明在倡导读书和学习上有点消极，以至于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是极大的误会。王阳明说：“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他根本不是要戒人穷理。只是，朱子学者的读书穷理、格物致知，是在向外求理，即便人持有恭敬之心，毕竟也只是对知识和物理的恭敬，而不像致良知，是对生命和良知的敬畏。朱子学者似乎终生有读不完的书，格不完的物，待到自觉学已有成，已垂垂老矣，故终其一生只有学问，少有事功。而“致良知”，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特别有针对性、特别持久、特别容易见效、特别系统的学习。所以他曾自信地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此言不虚。有良知的人，欲致其治病救人的这份良知，必然会自立志起便关注乃至努力学习与医术相关的学科知识和实践技能，不光肯学，还尽力学得精，正所谓惟精惟一。有良知的人，欲致其在国防科技上报效祖国的良知，必然会自立志起便关注乃至努力学习相关科学技术。哪怕在家当一名家庭主妇，若要致其相夫教子孝敬父母公婆的良知，一定也会努力学习有关家政、烹饪、理财和护理等知识技能。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与孟子所说的“凡有四端（作者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为仁义礼智的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极为相近。孟子的“扩而充之”，扩即是致良知的第一层含义，充则是致良知的第二层含义。可见王阳明根本不是要人束书不观，空谈心性，更没有想当然地认为良知天赋，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王阳明自身卓越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正是得益于“致良知”。倘若他终生埋头读书，或许便只是个大学者，甚至只是一个老学究。
因此，“致良知”的本意，即不断地致天赋的良知于万事万物，不断地学习以使良知愈发开悟。如此，则工夫越精，本体越明；本体越明，工夫越深。大道至简至易，易知、易学、易成。可惜王阳明去世后，弟子们都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宗立派、扬名立万。于是众说纷纭，门派林立，坏了药方，乱了宗旨。语言越详，离圣学越偏，析理越精，圣道则越晦。他们虽是弘扬阳明心学的功臣，也是王学遭人诟病的罪人。他们最大的错误便是将“致良知”看得太简单，以为良知现成，忽视了“致”字。至于后世学者，动辄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王阳明本人，则是道听途说、不明真相，乃至信口开河、污蔑圣人。
“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实乃千古真理！
“致良知”三字，看似简单，但初学者要真正全面理解“致良知”的内涵，尤其是“致”字，却并不容易。
王阳明曾说：“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里的“致”，可解释为“推广扩充到”。如人有孝心，可及于父母公婆；人有爱心，可及于他人甚至于小动物；人有进取心，可及于正当的事业乃至体育运动。从字面上来看，“致良知”是最简易的工夫。但事实上，王阳明曾指出：“人孰无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可见，致良知也是最难的工夫。若不肯“致”，即便良知天赋，也只是一种浪费，也只是个愚不肖。正如王阳明所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眛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也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 既然良知天赋，则圣愚的差别就在一个“致”上。普通人若能切切实实地致自己的一分良知，便离圣人近了一分，致自己的十分良知，便是十足的圣人。
但如果简单地将“致良知”理解为致固有的良知于事事物物，也不够全面。王阳明曾说：“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言下之意，固然人人都有良知，但良知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才能逐步开悟，而这必然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达成。可见“致良知”还有第二层意思，那就是“致良知”是终生不可停的“事上磨”的大学问。有人以为王阳明在倡导读书和学习上有点消极，以至于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是极大的误会。王阳明说：“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他根本不是要戒人穷理。只是，朱子学者的读书穷理、格物致知，是在向外求理，即便人持有恭敬之心，毕竟也只是对知识和物理的恭敬，而不像致良知，是对生命和良知的敬畏。朱子学者似乎终生有读不完的书，格不完的物，待到自觉学已有成，已垂垂老矣，故终其一生只有学问，少有事功。而“致良知”，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特别有针对性、特别持久、特别容易见效、特别系统的学习。所以他曾自信地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此言不虚。有良知的人，欲致其治病救人的这份良知，必然会自立志起便关注乃至努力学习与医术相关的学科知识和实践技能，不光肯学，还尽力学得精，正所谓惟精惟一。有良知的人，欲致其在国防科技上报效祖国的良知，必然会自立志起便关注乃至努力学习相关科学技术。哪怕在家当一名家庭主妇，若要致其相夫教子孝敬父母公婆的良知，一定也会努力学习有关家政、烹饪、理财和护理等知识技能。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与孟子所说的“凡有四端（作者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为仁义礼智的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极为相近。孟子的“扩而充之”，扩即是致良知的第一层含义，充则是致良知的第二层含义。可见王阳明根本不是要人束书不观，空谈心性，更没有想当然地认为良知天赋，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王阳明自身卓越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正是得益于“致良知”。倘若他终生埋头读书，或许便只是个大学者，甚至只是一个老学究。
因此，“致良知”的本意，即不断地致天赋的良知于万事万物，不断地学习以使良知愈发开悟。如此，则工夫越精，本体越明；本体越明，工夫越深。大道至简至易，易知、易学、易成。可惜王阳明去世后，弟子们都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宗立派、扬名立万。于是众说纷纭，门派林立，坏了药方，乱了宗旨。语言越详，离圣学越偏，析理越精，圣道则越晦。他们虽是弘扬阳明心学的功臣，也是王学遭人诟病的罪人。他们最大的错误便是将“致良知”看得太简单，以为良知现成，忽视了“致”字。至于后世学者，动辄将批判的矛头对准王阳明本人，则是道听途说、不明真相，乃至信口开河、污蔑圣人。
“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实乃千古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