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广场的西面，有一个小区，小区的街道很是奇怪，被分割成很多狭窄的长条，人们称这些长条为“小巷”。这些“小巷”相互间穿插，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有的一条街自身也会交叉一两回。有一次，一位艺术家发现这条街也有它的可贵之处。如果一个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不成想却在这条街上大兜圈子，最后猛然发现自己转来转去又回到原点，更令他生气的是到头来一文钱也没收到，落得空手而回，那才有意思呢！

于是，没过多久，一些搞艺术的人便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个古色古香的威治村。他们四处打听，寻找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更重要的是，房租还要低廉。接着，这些人又从第六大街买来了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烘锅，把这个地方弄成了一个“艺术区”。

苏艾和琼珊在一座矮墩墩的三层砖屋的顶楼设立了她们的画室。“琼珊”是琼娜的昵称。两人一个是从缅因州来的；另一个的家乡是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八马路上一家“德尔蒙尼戈饭馆”里吃客饭时碰到的，彼此一谈，发现她们对于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结果便联合租下那间画室。

那是五月间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蹑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着，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但是，在这错综复杂，狭窄而苔藓遍地的“巷子”里，他的脚步却放慢了

“肺炎先生”并不是你们所谓的扶弱济困的老绅士。一个弱小的女人，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没有什么血色了，当然经不起那个有着红拳关，气吁吁的老家伙的常识。但他竟然打击了琼珊；她躺在那张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望着荷兰式小窗外对面砖屋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位忙碌的医生扬扬他那蓬松的灰眉毛，招呼苏艾到过道上去。

“依我看，她的病只有一成希望。”他说，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甩下去。“那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生意，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你的这位小姐满肚子以为自己不会好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艾说。
“绘画?——别瞎扯了!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男人?”
“男人?”苏艾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 ...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医生走后,苏艾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