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0年末，简女爵士非常罕见地接受了克里斯托弗·罗登的采访，罗登是阿瑟·柯南·道尔研究会的创始人，访谈中他表达希望关于家族文件的所有争议能很快解决，而且能提供给“研究我父亲的生活的人们”使用。她还补充说，她希望文件能留在英国。
但是，她谈论的只是家族文件中她自己的那部分，直到1997年11月她去世之前很短一段时间文件才被正式分割。那时年事已高的简选择保存父亲给他母亲的信件，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安娜·柯南·道尔的继承人则拥有剩下的文件。交货契约也适时拟定。简女爵士遗嘱执行人是查尔斯·弗利和迈克尔·泼利，后者是她的教孙。
当三年以后我遇到查尔斯·弗利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情况。我不知道家族的文件分割给简和安娜的继承人，而弗利横跨两个阵营。当我开始讨论文件问题的时候，我得知简女爵士已经去世，他说他仍然在那位律师家里整理资料。尽管这是义务劳动，但是他看起来很乐于支持新传记的想法。他说他要和家族其他成员谈谈，如果多数人同意，便可以运作，也可以查阅文件。
接下来三年里，我与他通过几次话，询问事情进展如何。他答复说他仍然在审核文件，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如果他完成了会让我知道的。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于是开始另一个选题——狄兰·托马斯传。
因此，当我在2004年3月14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读到一副有着大量插图的文章，讲述即将在克里斯蒂拍卖行举办的柯南·道尔文件拍卖时，我十分诧异。仅仅就知道这么一则拍卖广告，上面强调说包括大量信件（来自作家的信件，诸如温斯顿·丘吉尔、奥斯卡·王尔德和卢迪亚·吉卜林），史前古器物以及其他财产。
我并非唯一一个对此感到惊诧的人。收藏家理查德·兰斯林·格林是公认的最有见识的柯南·道尔学者，他对此此事的态度更甚：他被激怒了。他坚信简女爵士已经要求这批藏品送去大英图书馆了。但是这是安娜·柯南·道尔的继承人将他们那部分遗产拿来拍卖，也就意味着这批东西将会分散在全球各地。
兰斯林·格林将他的顾虑反映给《泰晤士报》，报上报道了他试图终止拍卖的想法。尽管有来自学者和下院议员的支持，还是无济于事。悲伤的兰斯林·格林不明白生活中残酷的唯物论事实，柯南·道尔文件（最终）属于一位年事已高的女性和另一位女性的遗产执行人，而两人的利益不可能一致。后来兰斯林·格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确验尸官提交了一份没有确论的结论，我出席了验尸审讯，但是我毫不怀疑事情就是那样。）
此时，我再次回到这事情中。我已经完成了狄兰·托马斯传，我再次考虑撰写柯南·道尔的传记，因为这次拍卖事件，我获得《独立报》的委托，撰写一篇文章讨论这一让人好奇的背后故事。我使用了之前的关系，说服查尔斯·弗利第一次告诉我他知道的故事。
在格罗夫纳饭店，我们喝着茶，他为我补充了有关拍卖的背景情况。简女爵士去世之前不久，她确实挑选好了文件。这些文件都按照她的意愿进行了处理（大部分都给了大英图书馆），而剩下的给了安娜·柯南·道尔的遗嘱执行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处理。

这次拍卖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尽管并没有向之前评估的那样卖到两百万英镑，而且有四分之一的物品并没有卖出，不过还是拍出了948545英镑，在扣除佣金之后，平分给安娜·柯南·道尔的三位继承人。
幸运的是，一些最重要的传记性素材——柯南·道尔和弟弟以及姐妹之间的信件——被大英图书馆买下。这些文件加入简女爵士遗嘱中遗赠给大英图书馆的信件和手稿中，这样一来，传记作家便拥有了重要的资本。
我很快开动起来，以确保我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文件的传记作家。我来到大英图书馆，他们答应会公开这些素材，尽管还没有编目。我也联系了兰斯林·格林的家人。根据理查德遗嘱的条款，他将名下大量歇洛克·福尔摩斯和柯南·道尔收藏（据说价值两百万英镑，超过在克里斯蒂拍卖的遗产）捐给了朴茨茅斯，一个多世纪以前，年轻的柯南·道尔在这座城市里既是一位医生，又是一位作家，此时他还没有选择后者作为职业，那要待到第一部歇洛克·福尔摩斯小说《血字的研究》成功之后。
我去到柴郡的普尔顿庄园，那是兰斯林·格林家族居住的地方，他们已经在此住了百年以上。理查德的母亲朱恩和他的兄弟兼遗嘱执行人希拉德和善地尽其所能给予我帮助，让我查阅他的收藏，这些藏品如今理论上属于朴茨茅斯市委员会，而且他在牛津郡的妹妹希勒也让我借阅理查德电脑中文件的打印稿。
我大受鼓舞，因为我如今不仅能看到遗产中的文件，而且能看到理查德·兰斯林·格林的收藏。我联系了我伦敦和纽约的出版商，告知他们打算创作一部新的柯南·道尔传记。
有一次我来到大英图书馆手稿部，我发现查尔斯·弗利就坐在附近一张桌子旁，可以想象我当时是何等惊讶。我得知，他将检查简女爵士留给大英图书馆的所有信件，目的是收回一些重要的信件。他这样做表面上是合理的，因为根据简女爵士遗嘱第六款规定，将她的所有“权利、所有权和利益”权限下的未发表素材中的有形资产赠与大英图书馆，但是不包括任何已经出版的版本，也不包括“我的托管人以他们自己绝对的判断力所认为的仅仅是与家族利益有关的文件，以及托管人以此方面考虑而做出的决定应该是最终的。”
当我询问弗利挑选的标准是什么，他没有回答，只是说，这是他和共同执行人的事情。但是，我获得了一份列表，列出弗利想要从图书馆中拿走的七十五份文件。百分之九十是柯南·道尔和他母亲的信件。
获得了大英图书馆的合作，同时文件可以利用的进程也大大加快，这时我却在朴茨茅斯兰斯林·格林藏品方面遇到了阻挠。尽管他的家人支持我，我还是被再三告知这些藏品没有被适当分类或者编目，而且出去管理的目的，我不可能在2007年底前看到这些素材。
最后于2007年初，我的作品几乎要交付出版时，我获得了斯蒂芬·弗雷的帮助，他是这些藏品的赞助人。他带着典型的幽默口吻让我看到曙光。四月，我终于能够花上一些时间查阅这些产品，给我的作品增加有用的素材。我确信理查德·兰斯林·格林将好东西遗赠给了朴茨茅斯。那儿的展览品叫人激动，应该能让这座城市成为柯南·道尔研究的重要窗口。
期间，我与柯南·道尔遗族做了几次接触。我尽可能与他们保持友好，因为我知道我将需要他们许可我引用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在英国仍然受到版权保护。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传记作家的工作也许会变得格外奉承谄媚（所以也就带来压力）。我试图让我的作品变成补充品，但是很明显会有竞争。

附注：
这里提到弗利选编的柯南·道尔信件是《Arthur Conan Doyle: A Life in Letters》（http://www.douban.com/subject/2364154/）。该书超过700页，收录了大量信件。此外，安德鲁·莱西特本人并不是一个侦探小说迷或者作家，而是一名专业的传记作家，出版过若干部传记。不过这部《塑造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人：阿瑟·柯南·道尔传记》算是口碑不错，不仅在英美发行精装本，平装本也已上市。这是柯南·道尔的大量家族文件被捐给大英图书馆之后，出现的第一部利用此资料的传记，而且正如文中提到的，也参考了理查德·兰斯林·格林的收藏。另外Russell Miller的《The Adventures of Arthur Conan Doyle: A Biography》（2008）也利用了柯南·道尔文件和格林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