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笺注动机
黄节先生写诗、注诗与其个人遭遇和时代风云关系密切。《曹子建诗注》序云：“壬戌(1922)之秋，余在大学说陈王诗，始为之注[1](P317)。”最后的落款是：“戊辰(1928)春正”。[1](P318)可见《曹子建诗注》的完成历经七年之久，在这过程中先生遭遇过“大病，几死”的苦难，是时国家也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地步。值此内忧外患之际，先生缘何孜孜勤勉于笺注子建诗歌，这一问题值得深长思之。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胸怀治世，扶危救国
黄节先生在《曹子建诗注·序》中曾自问自答：“嗟夫，余何勤乎陈王之诗也。陈王本国风之变，发乐府之奇，驱屈宋之辞，析杨马之赋而为诗，六代以前莫大乎陈王矣。至其闵风俗之薄，哀民生之艰，树人伦之式，极情于神仙而义深于朋友，则又见乎辞之表者，虽百世可思也。”[1](P317)这段自述点明了先生勤于陈王诗的缘由，也道明了陈王诗歌的源流和反映现实的深度。结合先生所处的风云变幻的生活时代，先生曾历经清末政府的昏庸腐败、近代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战争、蒋介石反动叛变等，这些都是先生痛心疾首而为之奔走呼号的直接动因。1913年黄节参加南社，与苏曼殊等同是南社的中坚人物，主张民族民主革命，弘扬传统文化，倾诉爱国热情。先生在南社中属宗宋一派，他师法古人而力求创新，五古喜魏晋，七律学宋诗，尤爱梅宛陵、陈后山。张尔田在《鲍参军诗注·序》云：“顺德黄子晦闻，劭闻敦行，学无所不窥，而独昌于诗。其诗历宋之后山宛陵诸家，尽规其度。……语有之，成康没，颂声寝。王泽竭，诗不作。夫双至于不作，非诗病也。贤人君子睹世变，知其无所复益而不作也。玄黄闭，情灵壅，民之伤疖焦抑，至于举世无诗，举世叹诗无益而不复作诗，此其为世如何世邪。黄子少卓荦，盖尝慕陈同甫之为人。更历艰虞，韬光沉馨，歌诗百数章，藏弃不轻出，顾独穷日力靡古人之诗而疏沦之。人第惊黄子学之之勤，而不知黄子之志自兹隐已。”[1](P714-715)先生胸怀治世之志，追求救国之道，有意于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救世救国，所以不管先生是投身教育还是官居高位抑或是创办报纸，他的最终目标都是匡时救世。有感于此，先生在曹植诗歌中找到了情感共鸣。生于乱世，长于军旅之中的曹植以公子的特殊身份、诗人的敏感气质来抒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理想。他的人生是以古代圣贤明君为自己的道德楷模，以周公孔子为师的，从曹植的《夏禹赞》、《周公赞》、《帝舜赞》、《帝尧赞》等作品即可省知。曹植诗歌中的“闵风俗”、“哀民生”、“树人伦”等理念都与先生深感国家之乱，匡时救世的志向并行不悖。吴宓先生曾评价：“黄先生生平以诗为教，盖将以正民志，立国本。由陶冶个人性情，进而淬厉道德，改善风俗，期于明耻笃行，尚勇合群，以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命，而绵续先哲教化之德泽，诚今之人师也。”[2]或许先生用诗歌来救国的想法过于天真和理想主义，但其拳拳爱国之心与勤勉注诗的实践精神着实令人钦佩。
（二）千秋知己，心有灵犀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宝库中一笔巨大的财富，而陈思王被钟嵘誉为“建安之杰”。公子以天才之质和“篇籍不离于手”(《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的勤奋大力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为唐诗的到来夯实了基础。先生选择笺注曹植诗歌固然与子建诗歌的艺术成就密不可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先生和曹植之间有着某种相似的经历与志向。一是前后生活的落差。先生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黄炜和经商有道，生意兴隆，家境殷实。父亲黄荣光敏学好思，官至广州知府同知。然父亲早丧，家道中落，由母亲何氏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经历了从阔绰到贫寒的洗礼，饱览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陈希在《岭南诗宗·黄节》中写道：“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生活颇为不易，虽然未坠落底层，生计温饱没有问题，但从殷实门户、官宦之家堕入平常百姓、孤清家庭，个中炎凉、辛酸痛楚，非常人能够体会得到的。”[3](P16)先生晚年辞职隐居，闭户著书，生活拮据，贫困潦倒，甚至靠变卖古玩书画度日。而曹植身为曹操公子，常常“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然在曹操离世后，他的这种任情放旷的贵公子生活就划上了一个悲情的句号，由曾经的王位候选人沦为“圈牢之养物”(《求自试表》)，晚年生活甚至是“纷混沌而未分，与**乎无别。琢木蠡◆(通蜊)而食蔬，摭皮毛以自蔽”(《迁都赋》)。他们的生活都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转折，在这期间都亲身体会到生活的压力与人生的无常，所以诗风有前后期的显著变化。二是对于桑梓的浓厚感情。先生由于求学与工作的关系，漫游各地，踪迹遍布大江南北。先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出游各地，曾数至北京，登长城，出山海，游江汉，谒孔林，浪迹于燕、齐、吴、楚之间，但不管先生身处何地，对于桑梓的浓厚深情却始终如一，经常在诗歌中提到家乡的人与事。早年曹植曾随曹操出征，但最后都会回到曹氏的基地——邺城。然而曹丕、曹睿相继即位后，曹植由于政治原因封地频换，不得不离开邺城，离开亲人，他在《迁都赋序》中云：“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4](P392)史书亦载“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5](P576)子建犹如风中转蓬，流离播迁。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他们久别故土，离开亲人，独自品尝孤独的苦果，时刻留心家乡的消息，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飘零之感，所以在他们的诗中都弥漫着一种浓郁的苍凉。三是壮志难酬的悲情。先生一生致力于拯救国家之事业，早年创办报纸，为革命奔走呼号；晚年虽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仍然借助诗歌抒发国家危亡的悲愤，激发学生的救国激情。遗憾的是先生的救国方法并未奏效，正如先生在《我诗》中所言：“亡国之音怨有思，我诗如此殆天为。欲穷世事传他日，难写人间尽短诗。习苦蓼虫惟不徙，食肥芦雁得无危？伤心群贼言经国，孰谓诗能见我悲！”[6](P303)曹植一生对于政治的热情从未消减，即使晚年处于“抱利器无所施”(《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的境地仍不忘求自试求通亲，在诗歌中塑造了一个个强烈要求建功立业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奈何天不遂人愿，他未能获得立功表现的机会，只能醉心诗歌，聊以自慰。他们都因其志未果而转投于文学。这种悲哀是相通的，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诚如先生自己所言：“嗟夫，陈王诗曰：‘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余读之而悲，盖悲乎人之不如鳞虫，自昔而然也。后之读余是注者，傥亦有悲余之悲陈王者乎。”[1](P318)
（三）追求致用，拯民启智
钟嵘在《诗品》中曹植的条目下云：“嗟乎！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馀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翰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於廊庑之间矣。”[7](P97-98)这里钟嵘是用周、孔之于人伦的贡献来类比曹植在五言诗上的创新。而孔子就是他最崇尚的一位理想人物。孔子曾修订《诗经》等经典，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曹植诗云：“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这是当时素王之业。曹植于孔子的人生中寻求到了精神默契。黄节注诗，为的是在国难当头中寻找出路，这既是个人的精神出路，也是民众的现实出路，他一心想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挣脱当时的艰难处境。他身处难中找到的致用之学——诗，以此作为关注现实、拯民启智的手段。而注诗、写诗也就成了先生致用的操作契机，他希冀用写作诗歌、教授诗歌的方式来反映现实，开启民智。先生虽有归隐之志，但其忧国忧民的浓烈情感，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关注现实、学以致用的情怀却深深地寄寓于写诗、注诗之中。这种爱国爱民之志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虽隐实真，堪称不朽，值得我们当代青年为之终身学习。黄节勤勉于汉魏六朝诗歌的笺注，恰恰表现了他对汉魏风骨的钟爱与神往，注诗是诗人黄节作为忧国忧民的志士找到的一种生命形式。汉魏六朝的诗歌形式突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形成了“五言腾踊”的蔚然气象，诗歌内容也跳出了以往的题材框架，大力抒写昂扬积极的精神风貌，诞生了“建安风骨”。黄节无疑是喜爱这种新气象与风骨的，所以他在汉魏六朝文士的风格形式中找寻到了千秋知己。我们可以说《曹子建诗注》作为经典注释，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