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期的曹植，一直过着优游自得的贵公子生活。然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四期·138·而，建安二十二年后，其创作心态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张可礼《三曹年谱》认为，（建安二十一年）七月，曹植作《与杨德祖书》、《鹖赋》、《大暑赋》，同年还作有《宝刀赋》、《宝刀铭》等具有豪迈情感及生活情趣的作品，而建安二十二年曹植只有充满哀伤情感的《说疫气》一篇。傅亚庶《三曹诗文全集译注》认为，建安二十一年，曹植有《籍田赋》、《与杨德祖书》、《宝刀赋》、《宝刀铭》等充满进取精神的作品，建安二十二年只有《王仲宣诔》、《说疫气》等具有阴郁气息的作品；朱绪曾《曹集考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所编年谱也大致认为，建安二十二年是曹植创作的分水岭，其创作心态与以前有霄壤之别。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一般认为，是争立太子失败的结果。其实，一方面，争立太子失败很难说给曹植以很大打击，因为曹植本人未必很看重太子之位，《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说当时的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曹集考异》卷一二《年谱》引《东阿县鱼山陈思王墓道隋碑文》这样评价曹植：“……（建安）十九年改封临淄侯，都不以贵任为怀，直置清雅自得。常闲步文籍，偃仰琴书，朝览百篇，夕存吐握，使高据擅名之士侍宴于西园，振藻独步之才陪游于东阁，黄初二年……”徐公持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中认为，曹植因文才卓越，特受曹操宠爱，产生曹植“最可定大事”的想法，而杨修、丁氏兄弟由于种种原因，或主动，或被动，“为之羽翼”，于是曹植不自觉地卷入太子之争（《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可见前期曹植对政治并不热衷，对太子之位，并不刻意争夺之。这样，即便未被立为太子，也就谈不上什么失意了。另一方面，曹植争立太子失败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已到了该年年底。实际上，曹植当时并未失宠，据《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记载：“文帝御之以术……故遂定为嗣。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万户。”直至二十二年十月后甚或已到二十三年“开司马门出”，才出现“植宠日衰”的局面，即便如此，曹植也未完全失宠：二十四年，曹操依然委曹植以重任，让他领兵解救曹仁。
建安二十二年，曹植首女金瓠死亡，妻子崔氏因偶尔穿衣不当被赐死；二十三年，侄子仲雍、弟弟曹整死亡，这使曹植强烈感到生之靡常。同年（或建安二十四年）作的《辩道论》（《中古文学系年》，第419页）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文中云：“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其为虚妄甚矣哉！……夫至神不过天地，不能使蛰虫夏潜，震雷冬发，时变则物动，气移而事应。”二十四年，女儿行女、弟弟曹均死亡（《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建安二十五年春，父亲曹操病逝。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曹植先后有七位家庭成员亡故，这对天性敏感的诗人该是怎样的打击！加之建安二十二年春，王粲于从军途中病故，年底徐幹、陈琳、应、刘桢之卒（《三曹年谱》，第154页）；此后，自己“受宠日衰”，好友杨修、丁氏兄弟被杀。曹植身上“不及世事，但美遨游”（《文选》卷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平原侯植》）的贵公子气质也就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充满忧郁的低沉、失落，创作心态也以建安二十二年为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其后，又有一子“中殇”；太和四年，曹植的生母，一直钟爱、保护着他的卞太后撒手人寰。这些，和曹丕父子的迫害一起，给曹植以沉重打击。
《文心雕龙·时序》认为曹植的时代“世积乱离”，建安二十二年后，家庭的频繁变故使曹植更直接、更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现实，曹植诗文也就更多“忧生之嗟”，这不仅是为备受曹丕父子迫害的生命担忧，同时，也是哀婉家人生命的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