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部史著的空疏与扎实，看注释便十知七八。注释的名堂多多。无注释者多半空洞如 
明镜照物，徒有史著之名。少注释者则多半言之少物，坐冷板凳的功夫尚不到家。当然注 
释多也未必功夫大，因为投机的作者可将他人引注大量窃为己有。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投机者总要在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还有的史作注释虽多，却是史料的堆砌，作者或未能参透个中的含义，牵强附会；或未能辨别其中的真伪，以讹传讹；或者多为二、三手史料及现代人著述的杂凑，可靠性大打折扣。而顾诚的注释不仅量惊人，质也相当过硬。其引用的史料多取自明清之际，许多系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证词。尤为可贵之处是众多脚注并非仅是书名和页码的清单，还附有对引文出处、不同记载可靠与否的详实考据。 
为了对读者负责，顾诚在书中有一个诚恳的交待，即提醒说书中引用的史料大多出自他个人的抄录，尽管其本人“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所以，他郑重地提醒读者：“如果有人未见原书而从本书中转引史料，请注明引自本书。这不仅是著作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和学术上良心的体现。”这不啻是对学术投机者的当头棒喝。顾诚这样要求别人，也如此要求自己。我们在其书内看到，但凡引用现代人成果之处，均一一予以注明，其中包括尚未发表过的、年轻的地方学人的论文打印稿，如曹锦炎、王小红的《南明官印集释》，显示出作者高尚的史德。

在微观价值评析方面，顾诚同样能独具只眼，道人所未道。这尤其表现在他对历史人物所做的善恶、利害等道德评判、功利评判上。由于拥有史实的“底气”，《南明史》上来（“序论”）就敢于同“绝大多数”史家展开争辩：“（在）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之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
在他看来，李自成是受到歪曲的坚毅形象的典例之一，因此他在书中为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进行了不遣余力地辩护。他指出，现代许多人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导致失败，这是轻信封建史籍对大顺军诬蔑的结果，与事实完全不符。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均欣欣向荣，若干年后才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未听说过有在20天左右便丧失战斗力的。再说清军占北京后立即将居民逐出，下令剃头，总不会更得民心吧，为何没有失败？显然，用腐败和丧失民心是难以解释李自成兵败原因的。顾诚用充分的史料指出，大顺政权所以未能在北京站住脚，绝非领导变质，失去了群众支持。恰恰相反，大顺军政权的失败在于它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的强烈不满。加之军事部署严重失误，导致满洲贵族与汉族官绅勾结在一起，构成了对大顺军的压倒优势。所以“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浅短，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 这就把对甲申300年经验的反思置于更为客观全面的基础之上。 
对于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西军统帅孙可望，曾被誉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以及收台湾的郑成功等人，《南明史》也有深入具体的分析和概括。作者既不抹杀这些农民ling袖、民族英雄们光明的一面，也不讳言他们各自具有的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阴暗面，如孙可望后期 
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史可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尽显“忠臣”误国的迂腐；郑成功虽有大志，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作者特别寄情于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个人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故事，结果丧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读顾诚入情入里、有血有肉的分析，在替古人担忧、感慨嗟叹之余，不由得钦佩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所持的那份异常的冷峻与客观。

《南明史》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学术著作，但写得深入浅出，不仅为明史研究的同行所欣赏，而且具有一定历史知识的普通读者也能读懂。在史学陈述被各种以科学面目出现的枯燥模式、数据、曲线、图表和术语碎化的时候，它带给读者以赏心悦目的快感和启人心智的愉悦，据说连印刷厂的校对工人也读得津津有味儿，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  
史学是从常人之学起家的，几千年来都保持着叙述史的亲切品格。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才随着史学的专业化而逐渐变成了大学里的书本史学，这当然是史学的巨大进步。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并骄傲地被称为科学，不只限于能如实地描述过去人们的活动，还在于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概括，甚至高度的概括。但事情都有两面性。史学概括需要复杂的抽象思维，必然牺牲细琐生动的史实，因而不得不付出失去普通读者的代价，变为由很小一部分专业人员控制的系统化、规范化的学问，从而换上了一付严肃的面孔。由于它一直把抽象的概括当作评判史学水平高低的最高尺度，这就驱使人们竞相去设计各种历史演进的静态或动态的模式，营造各自的体系或表达范式的大厦，具体研究工作的价值于是便受到忽略或低估。这就使一种富有活力的史学研究法有走向极端的可能。国外近些年来叙述史、政治史的复归，不能不说是对这种趋向的一种否定。《南明史》无疑属于叙述史，如果放到这种国际史学的大背景下，其寓论于史的形式便有了新的意义。顾诚舍弃多家在学术界颇有声望的出版社而选择中国青年出版社，恐怕有着亲近社会、回应社会和时代要求的动机。但需要指出，叙述史在当代的复归不是简单的还原，而是在谨严的学科规范基础上的进步，是史学不断自我完善、螺旋式发展的生动体现。  
 
 
许多人叹息，在当代学界，像顾诚这样“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苦苦做学问的人，已经不多见了。笔者却以为不然。把学问视为生命第一追求的人在历史上何尝多过？自脑体劳动有了分工、形成了知识分子群以来，这个群落便始终在灵与肉、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追求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过分追逐物质和最大限度地追逐精神目标的人始终是少数人，多数人通常是两者兼半的对立统一者。这样我们才有了思想境界的高下之分，有了世俗的众多知识分子，以及少数的俗不可耐或超凡脱俗者；有了多数的平庸之作，少数的杰作和滥污之作。就文明的发展而言，当然更需要那些倘佯在精神家园中的脱俗者，因为他们是人类精神文明精髓的主要缔造者。翻翻世界思想文化史，留下深刻印痕的大多属于这类人。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追求真理（真实）置于其他追求之上，其中的最彻底者则视真理与生命同价。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这样的人当然越多越好。然而，这样的人不是想多就能多起来的，因为追求真理必须不折不扣地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前提是独立思考，一切从事实出发，不唯俗，不唯书，不唯上，这就往往同大多数人构成的世俗或官方观念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于是真理的追求者便不得不努力顶住曲学阿世、曲学附势的压力，牺牲个人的许多利益。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敢理直气壮地说我顶住了沉重的压力呢？所以像顾诚这样做学问的人在历史上总是少数，但他们是知识分子的脊梁。至于他的《南明史》是否能归入历史杰作的范畴，那还要经过史学实践的长期检验。但从国内外明史研究的现状出发，说这部著作将南明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很难被他人超越并不为过。

实际上，现在的问题不是类似顾诚这样治学的人不多了，而是学术圈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能把十年磨一剑这种重质不重量的治学方式当作追求的目标和模板加以提倡，当作一种可敬的学术精神加以推崇。现在则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大诱惑和职称评定机制的沉重压力，校园内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数量优先、实用优先的利益驱动下，无数的专著、论文，一套套的解释体系和法则就像生产线上的产品涌流了出来，导致学术领域也同经济领域一样，包装高于内容，泡沫覆盖了本质，浮躁成了史学工作者们的常见病。于是诸如此类的奇怪现象便出现了：自然科学中哪怕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定理也需要研究者进行无数次的实验和常年的思考，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往往只需几条论据就能归纳出庞大的结论。难怪社会上流行着文科易学好搞的偏见（当然自然科学中也不是没有冒牌货）。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识时务、固守精神家园的少数学者便显得尤为可贵可敬。顾诚用自己的《南明史》证明，社会科学中的真理（真实），哪怕是很小的真理，也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一样，绝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过来就能用，同样需要寻找者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时间、精力和才智的慷慨投入，需要长时间与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进行抗衡的勇气。那些靠一知半解、东拼西凑、媚俗媚上、投机取巧等小聪明、小伎俩拼凑学问的人，是永远同真理无缘的。这正是顾诚的《南明史》给我们的主要启示。

完，自李定国吧http://tieba.baidu.com/f?kz=555366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