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楼两面皆有隐——一手二牍，一声两歌
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没有像《红楼梦》那样，在读者群中引起如此多的争议，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红楼梦》，互相之间见仁见智，争论不休，迄今也没有得出一个足以为多数人所接受的结论。
红学流派可谓多矣，但归结起来不过两大派别，即考证派与索隐派，即所谓的新红学和旧红学。所谓索隐派主要是从《红楼梦》的背面着眼，从作品的字面后边看出什么“顺治董小宛”故事、“明珠家事”故事、“张侯家事”故事、“康熙朝政治”故事，等等。所谓考证派主要是从《红楼梦》的正面着眼，通过对江宁织造家族故事的考证，论证《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描写贵族家庭“坐吃山空”的自然主义作品。不论后来红坛中出现多少流派，但大体都不脱这两大阵营的范畴。
红学两大流派在研究中，都引经据典，振振有辞，以证明自己的正确；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大流派又都有致命伤，都有对《红楼梦》作品解释不通之处，都有各自的“死结”存在。这些在两大流派之间互相攻讦的文章中有不胜枚举的表述，毋庸赘述。平心而论，红学两大流派中的干将，都不是平庸的学者，如蔡元培、胡适之流，学贯中西，才高八斗，做学问似乎不应留下致命的硬伤。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有一位红学家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就是不论《红楼梦》专家还是普通读者，接触《红楼梦》长了，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索隐的领地，开始着魔般地猜测书中之迷。笔者也没有逃脱这一魔幻般的规律。开始，笔者从考证方法入手，考证出《红楼梦》的初作者是康熙朝的大文豪洪升，断定《红楼梦》中描写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洪升身边的故事，《红楼梦》中的众多姐妹，就是以洪升那些命运悲惨的姐妹为原型描写的，书中四大家族“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结局，就是对洪家在改朝换代后“子孙流散，家族覆灭”下场的真实写照。洪家的故事，确实比曹家的故事与《红楼梦》更吻合，更贴切，更有说服力，也更能看出作者创作此书的原始冲动。
但进一步研究下去，好多用曹雪芹不能解释的问题，用洪升也同样解释不清！比如，作者为什么描写了“甄贾”两个宝玉？那块“通灵宝玉”究竟有什么寓意？黛玉、湘云的诗为什么有成人化、男性化的倾向？“钗黛合一”究竟有没有道理？薛宝钗的“热毒症”和“冷香丸”暗示什么？秦可卿为什么既“兼美”又“淫荡”、“败家”？等等。这些恐怕不是靠钻故纸堆去考证能够解决的问题。于是，笔者也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索隐之路，推测作者洪升进行过南明时期“真假太子”、“真假元妃”、“钱柳姻缘”、“陈杨前盟”等史实的收集和整理，并隐写入《红楼梦》书中。
以上这些考证与索隐工作，虽然基本上解决了《红楼梦》作品中的一系列谜语，使绝大多数红学悬案有了较为可信的谜底。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按照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按照小说的可读性要求，作者又是如何把这些并非有机统一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写出如此严密而又引人入胜的百万字故事呢？笔者所做的研究工作，是否自身也存在着蔡元培和胡适之间的矛盾呢？不用别人来提醒，笔者自己也必须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必须自圆其说！
经过上百个昼夜的冥思苦想，把浩如烟海的史料同《红楼梦》原作认真比对，忽然在红学的一个最古老的命题中找到了灵感：原来《红楼梦》确实是个两面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书的表里各自阐述着一个故事！这可不是笔者的什么重要发现或发明，不敢贪天之功为己有！脂砚斋批语中就曾明确指出：“此书表里皆有喻也”，戚蓼生序言中就说“《红楼梦》一手二牍，一声两歌”。对这个重要命题，几乎所有红学家都耳熟能详，但迄今为止，没有谁去认真研究《红楼梦》究竟如何一支笔写两个故事，一张口唱两首歌？而是各执一端，互相争讼。如果把考证派的观点作为《红楼梦》“表”故事，把索引派的观点作为《红楼梦》的“隐”故事，问题就基本圆满解决了。
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没有像《红楼梦》那样，在读者群中引起如此多的争议，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红楼梦》，互相之间见仁见智，争论不休，迄今也没有得出一个足以为多数人所接受的结论。
红学流派可谓多矣，但归结起来不过两大派别，即考证派与索隐派，即所谓的新红学和旧红学。所谓索隐派主要是从《红楼梦》的背面着眼，从作品的字面后边看出什么“顺治董小宛”故事、“明珠家事”故事、“张侯家事”故事、“康熙朝政治”故事，等等。所谓考证派主要是从《红楼梦》的正面着眼，通过对江宁织造家族故事的考证，论证《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描写贵族家庭“坐吃山空”的自然主义作品。不论后来红坛中出现多少流派，但大体都不脱这两大阵营的范畴。
红学两大流派在研究中，都引经据典，振振有辞，以证明自己的正确；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大流派又都有致命伤，都有对《红楼梦》作品解释不通之处，都有各自的“死结”存在。这些在两大流派之间互相攻讦的文章中有不胜枚举的表述，毋庸赘述。平心而论，红学两大流派中的干将，都不是平庸的学者，如蔡元培、胡适之流，学贯中西，才高八斗，做学问似乎不应留下致命的硬伤。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有一位红学家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就是不论《红楼梦》专家还是普通读者，接触《红楼梦》长了，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索隐的领地，开始着魔般地猜测书中之迷。笔者也没有逃脱这一魔幻般的规律。开始，笔者从考证方法入手，考证出《红楼梦》的初作者是康熙朝的大文豪洪升，断定《红楼梦》中描写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洪升身边的故事，《红楼梦》中的众多姐妹，就是以洪升那些命运悲惨的姐妹为原型描写的，书中四大家族“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结局，就是对洪家在改朝换代后“子孙流散，家族覆灭”下场的真实写照。洪家的故事，确实比曹家的故事与《红楼梦》更吻合，更贴切，更有说服力，也更能看出作者创作此书的原始冲动。
但进一步研究下去，好多用曹雪芹不能解释的问题，用洪升也同样解释不清！比如，作者为什么描写了“甄贾”两个宝玉？那块“通灵宝玉”究竟有什么寓意？黛玉、湘云的诗为什么有成人化、男性化的倾向？“钗黛合一”究竟有没有道理？薛宝钗的“热毒症”和“冷香丸”暗示什么？秦可卿为什么既“兼美”又“淫荡”、“败家”？等等。这些恐怕不是靠钻故纸堆去考证能够解决的问题。于是，笔者也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索隐之路，推测作者洪升进行过南明时期“真假太子”、“真假元妃”、“钱柳姻缘”、“陈杨前盟”等史实的收集和整理，并隐写入《红楼梦》书中。
以上这些考证与索隐工作，虽然基本上解决了《红楼梦》作品中的一系列谜语，使绝大多数红学悬案有了较为可信的谜底。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按照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按照小说的可读性要求，作者又是如何把这些并非有机统一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写出如此严密而又引人入胜的百万字故事呢？笔者所做的研究工作，是否自身也存在着蔡元培和胡适之间的矛盾呢？不用别人来提醒，笔者自己也必须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必须自圆其说！
经过上百个昼夜的冥思苦想，把浩如烟海的史料同《红楼梦》原作认真比对，忽然在红学的一个最古老的命题中找到了灵感：原来《红楼梦》确实是个两面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书的表里各自阐述着一个故事！这可不是笔者的什么重要发现或发明，不敢贪天之功为己有！脂砚斋批语中就曾明确指出：“此书表里皆有喻也”，戚蓼生序言中就说“《红楼梦》一手二牍，一声两歌”。对这个重要命题，几乎所有红学家都耳熟能详，但迄今为止，没有谁去认真研究《红楼梦》究竟如何一支笔写两个故事，一张口唱两首歌？而是各执一端，互相争讼。如果把考证派的观点作为《红楼梦》“表”故事，把索引派的观点作为《红楼梦》的“隐”故事，问题就基本圆满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