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儒学案》记载，朱轼之交游有方苞、扬名时等人。与方苞尤为交笃，方尝以《周官余论》十篇之三示之，朱持至上书房，手录曰：“当吾世有此异人，而上竟不闻知可乎？”此外，朱轼曾问士于方苞，两人交情深厚可见。时恕谷先生李塨与颜元提倡践履之学，朱轼案临蒲城时曾往访李塨，并自谓神交恕谷二十年。则李塨亦当入其交游之列。
在学术思想方面，朱轼、杨名时形成的网络，是以程、朱思想为根底，提倡化知识为力行之学。朱轼于康熙四十八年提督陕西学政时，以张载“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学为诸生摩刮；史传言其笃信程、朱之言，以躬行自儆，乾隆御制诗称其：“每为阐经旨，汉则称贾董，宋惟宗五子，恒言不在言，惟在行而已。”朱轼为乾隆讲学，以宋五子理学为内涵，而以践行为督促，亦尝自言：“顾惟士所贵读书者，穷理格物，明善以复其初耳，非欲其博文强记以资口说、工文词已也……然制艺之设，所以阐发六经之微言，必于圣贤义蕴精研熟习，体察于身心之间，而实有所得而后能津津言之有味，此取士之法，所以寓课行于衡文之中，以求得真才实学而用之也。今之士，朝夕讽诵，未尝体察于身心，及搦管为文则多方揣摩曰，如此而元，如此而魁，是以文章为邀荣之阶，儒其名，市井其心，可耻孰甚乎？”可见，朱轼的学术倾向与清初实学之主张并无大别。
朱轼历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备受荣宠，生平事功卓荦，大抵以水利实业为主；又谓神交恕谷，核之以其交游及生平行事，朱轼确然谓力学笃行之士。著有《家仪》、《历代名臣名儒循吏传》、《广惠编》等，尤精于三礼。
以时间先后之次来看，李光地极称宋儒，其盛赞朱子之处，在于朱子能“反复于知行”；而朱轼、杨名时论学，一申“践行”，一重“力行”，则此三位儒者，犹不失东林重实行之遗风；至方苞，则唱言“济于实用”；而李塨所代表的颜李学派，更是屡以“有用”、“无用”评论学术。于此已可见出东林时期之“实行”式的“实学”，已渐入清儒“实用”式的“实学”。犹有可说者，李塨后来学术兴味往“道问学”靠近，正正契合了前述钱穆“舍实行而言实学”之评论及陈祖武“实际问题的探讨让位于经史诸学的笃实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