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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位继承制度及康熙对待儒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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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生前没有册立太子,也没有公开指定皇位继承人,也没有写下书面的遗诏。而是——非常蹊跷的——由去世前在他身边的一等侍卫、步军统领[1]隆科多口头转达遗命给皇四子胤禛,宣布让胤禛继位。由于隆科多听取遗命的时候没有其他高级官员在旁边作证[2],胤禛继位的过程就显得十分的扑朔迷离。有很多人认为是隆科多伪造了康熙遗命,甚至有传言说是胤禛下毒害死了康熙后篡位的。十四皇子胤禵对此尤其不服。
这就是清朝最著名的一桩政治悬案:雍正继位之谜。
康熙死前是不是真的想要传位给四皇子呢?这个问题除隆科多和胤禛以外,别人已无法确切的知道了。
康熙本来很早就立了太子的,只是后来又给废了。
早在康熙十四年,康熙皇帝本人才刚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宣布将其两岁的爱新觉罗·胤礽(音:仍)册立为太子。当时康熙的大儿子叫胤禔(音:支),是普通妃子所生,算庶长子;胤礽是老二,但是皇后所生,是嫡长子。
——这个看起来很平常的决定其实很不正常。因为满洲没有立太子的传统,更谈不上按照汉人的嫡法来立太子。
清王朝的创始人努尔哈赤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有十多个儿子,其中有四个被封为和硕贝勒,地位最为崇高,分别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努尔哈赤死后,大贝勒代善不愿意继位,而力推四贝勒皇太极。经过四位议政大臣和八旗的八位旗主(含四大贝勒)开会讨论,最终确定由皇太极继位。
皇太极后来称帝,把和硕贝勒都改封为亲王。议政大臣和亲王们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帝国最高决策机构。这里边实际上有两拨人:议政大臣是皇帝提拔的亲信,更忠于皇帝本人;亲王们则是皇室贵族,并兼任旗主。
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旗主既是军事统帅又是民政长官。一个旗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旗人及其家庭完全听命于旗主,打仗的时候服从旗主指挥,平时向旗主交税并服从管理。旗主是一种介于部落酋长和分封制下的国王之间的职位,虽然听命于大汗或皇帝,但独立性很强。
八旗之中,皇太极真正能够直接管理的只有正黄旗和镶黄旗,其它六旗掌握在宗室手中。很多军国大事,皇太极必须和亲王、旗主们商议才能决定,并不能完全独断专行。皇太极逐步加强议政大臣的实力,打压宗室权力,让正黄旗和镶黄旗的军事力量显著高于其它六旗,从而推动满洲政体从部落军事贵族制度向帝国体制转型。
皇太极生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死后,宗室贵族与议政大臣们在皇位继承权上发生了矛盾。以索尼、鳌拜为代表的议政大臣坚决要求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帝,宗室贵族们则希望让皇太极的弟弟、正白旗旗主多尔衮继位。


IP属地:湖南1楼2019-05-06 13:25回复
    宗室贵族的实力更为强大,但大臣们的能量也不容小视,没有一方能取得绝对优势。双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内战。为避免出现流血内讧,多尔衮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自己不继位,也不让豪格继位,而是让皇太极最小的儿子,年仅五岁的福临继位,自己担任摄政王。这样既满足了大臣们让皇太极后人继位的要求,实权又可以掌握在以他为代表的宗室贵族手中。
    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妥协,它确保了满洲高层内部团结,为清廷夺取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福临(顺治皇帝)继位不到一年,就传来了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的消息,清军遂在多尔衮的统一号令下入关,参与中原争霸。
    随着清军连战连捷,统一中国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多尔衮的威望和权势也跟着迅速提高。他先让皇帝管自己叫“皇叔父摄政王”,然后又改成“皇父摄政王”,俨然成了皇帝他爹,以至于有人根据“皇父”这个称呼认为多尔衮跟福临的母亲孝庄太后有一腿。[3]顺治五年,多尔衮发动政治冤狱,以阴谋篡位的罪名将豪格幽禁而死,索尼和鳌拜都被判处死刑,然后免死降职降爵。
    如果清军最终统一中国,多尔衮以此巨大的功勋勒令福临让位,自己当皇帝,完全可行。从很多迹象来看,他也在为此积极准备:所用的仪仗全都跟皇帝一样,其命令未经皇帝签字盖章就可以直接称圣旨,还把自己已去世的生母追封为皇后。
    顺治七年的时候,多尔衮在一次到塞外狩猎游乐的过程中,意外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死。这样,潜在的政治危机结束,顺治皇帝开始掌握实权,并清算多尔衮,公布他的十四条罪状,然后掘墓鞭尸,褫夺一切尊号。
    顺治皇帝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感染了天花,这是满洲人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遇到的一种可怕而常见的传染病,死亡率非常高。皇帝本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从发病到死亡只有五天时间。临死前,顺治指定由七岁的三皇子玄烨继位。


    IP属地:湖南2楼2019-05-06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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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烨就是康熙皇帝,他被选中的主要原因是曾经感染过天花。当时的人们虽然不懂免疫理论,但也根据经验知道,只要得过天花而没有死的人,就会终生对天花病毒免疫。顺治的这个决定是为了保证皇位的稳定,也被大臣和宗室贵族们接受。
      一直到康熙继位,清朝都没有册立过太子。胤礽是清朝第一个太子。
      康熙打破惯例,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给自己立太子,而且还是嫡长子,主要目的是为了拉拢汉族士绅,做出一个正儿八经当中国人皇帝的样子。
      1667年是三藩之乱的第三年,清军和吴三桂在湖南对峙,双方胜负尚未可知,很多势力都在骑墙观望。清廷急需加强跟接受清政权统治的汉族士绅搞好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要是做好统战工作,稳住他们不要跟随吴三桂造反。特别是满洲八旗战斗力下降的现象非常突出,明清换代时期一起打天下的汉族将领大多老病不堪,还有很多跟着吴三桂叛乱了,康熙不得不大量提拔任用一大批年轻的汉族将领。这一批新人手上没有屠杀汉人的“血债”。用黑道的规矩来说,就是没有“投名状”。要确保他们的忠诚度,康熙就必须得做出一副自己是不分满汉的“天下共主”的姿态出来,不仅是满洲人的大汗,还是全中国的皇帝。
      康熙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很足。立太子,而且按照汉人的嫡法立嫡长子,就是这一套统战大戏中的一个方略。清史专家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认为:“正是在三藩之乱期间,清廷标榜汉化、满汉一体的做法才逐步进入高潮”。立太子后两年,康熙又设立南书房,延请汉族名儒给他讲解经史子集,担当政治顾问。年底,又颁下自己亲自撰写的《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展示在学习儒学方面的心得体会。
      《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是一篇纲领性的政治文件,康熙借此向全天下宣布:清朝将遵从理学道统,并将皇位的合法性来源归结为道统。开篇第一句就是:
      “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所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然后,康熙按照理学思想回顾了孔孟之道与君王治理天下的关系,说明“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而自己的政治责任就是“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忠于理学理想的圣君形象。
      1670年,三藩之乱的第六年,吴三桂刚刚在湖南称帝,康熙就立马搞了一个“博学鸿儒科”,网罗和拉拢汉族士绅中的文化名人。
      “博学鸿儒科”这个名头是康熙自己想出来的。有两个典故,一个是唐明皇李隆基搞过“博学鸿词科”,在已经考取进士的人里边,再由皇帝亲自挑选一批更高级的人才;第二个典故就是刘禹锡的《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把这两个典故合起来,把“鸿词”改为“鸿儒”,既表示效法唐朝,又比唐朝还要尊重士人。光是“鸿儒”这个词就足以令儒生们感到光宗耀祖,更何况是皇帝钦点。康熙可以说是把汉人知识分子的这点虚荣心研究透了。
      皇帝下令各地官员推荐人才,不管有没有取得过功名,只要才学足够高,都可以推荐来参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傅山等拒绝跟清廷合作的大儒名士自然全都被列入了推荐名单。黄宗羲、顾炎武直接以自杀相威胁拒绝参加,并拒见任何清廷的官员。李颙也不愿意来,康熙亲自去陕西拜见他,被拒之门外。康熙也不生气,亲笔写了一块匾额“志操高洁”送给他。傅山的经历更有趣,地方官直接把他强行装进轿子里抬到北京参加考试。他就一直躲在轿子里不出来,有王公大臣去探望,就装疯卖傻。康熙知道后,说既然进了北京,就算参加了考试,把傅山封为“内阁中书”,然后让人把他再抬回去。


      IP属地:湖南3楼2019-05-06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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