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现在的确还没有察觉自己对元辅张先生的恶感，他内心里蛰伏着的那只恶虎还没有醒来。所以他畏惧张先生，但也须臾离不开张先生。先生身体一有不适，他就会焦虑异常，先生偶感腹疼，他会在母亲的示意下亲手调制椒汤面端给先生食用。这种敬重与依赖在1577年秋天首辅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时达到了极致。按本朝惯例，内外官员的父母去世后，自闻丧之日起必须回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不得与闻公务，期满以后方可起复，是为“丁忧”。若有官吏秘不发丧，就有可能遭到削籍为民的处罚。当张居正按例咨行吏部报告丁忧时，朱翊钧大为不安。这年他已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但他还是无法想象国家大事和自己的教育如果缺了这位张先生会是如何模样，于是在与两位太后商量后，他决定破例慰留张先生，让之“夺情”留任，在职居丧。
张居正守制丁忧的报告经吏部送呈御览，在司礼监“大伴”冯保的协助下，一道不许他解职的谕旨飞快地发转吏部。当下司礼监和内阁正在蜜月期，冯保当然不愿意他在内阁的这位老搭档离任，自然奔走甚力。张居正接旨即上疏请求回江陵，以尽人子孝道，向皇帝剖示心曲说，“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身事皇上”。皇帝说，首辅的一番笃孝至情他也十分感动，可是当年皇考宾天之际嘱先生尽心辅导，先生一身实系社稷安危，行事大可不必为一些常规所束缚。张居正第二次请辞，皇帝半是命令半是恳请地让他留下，毋得再奏。皇帝还跟吕调阳、张四维两位阁臣说，就是首辅再上百本，他也不会批准此事。吕、张两人都是张居正援引入阁，平时在张面前讷讷如伙计，心里边巴不得首辅走了可以按序递升一级，但在小皇帝面前都顺风推舟，说内阁少不得张先生主持。
在向皇帝发出第三次申请时，张居正心里已拿定了不离开京城的主意。在内阁的群殴中好不容易胜出担当政府首揆，任职五年至今，目下正是各项改革纲举目张之时，焉知他心底下不在埋怨父亲死得不是时候？但本朝向来以礼治天下，以纲常为士大夫奉行的唯一法则，惮于群议汹汹，他又不得不把戏做足。这次递上去的《三乞守制疏》，一派政治家的宽宏大气，论文章之做法实在是四平八稳无懈可击：皇上以为国家之事非臣不能办，“此殆不然也！”我哪里有什么卓荦超世之才，全都是皇上幸而用之罢了！今日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办事官员，哪一个不是臣引荐的呢？他们的才能，个个都是一时之选，如果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那么臣就是暂时离开了，也像没离开一样，又何必专任一人，让天下的贤者发挥不出他们的才能呢？张居正此疏还提到老家年已七十二岁的老母，素来多病，父亲故去后日夜倚门而望，盼他早归，如果老母因相见无期，郁郁怀思以致病倒，那臣心又如何自安！
君臣两人心照不宣地把这场愈来愈逼真的戏继续做下去。在最后一道批示上，皇帝说，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社稷苍生留先生。为体现眷眷之意，皇帝决定，即日起即由司礼监派遣堂官一名，随同首辅的儿子翰林院编修张嗣修驰驿前往江陵营葬张父，葬毕即接张先生的老母来京侍养，以成全首辅的一片孝思。在司礼监太监带去的另一份亲笔谕旨中，皇帝称，这一番主意实出于圣母皇太后的“惓惓恳留至意”。
既然“君命不可以屡抗”，张居正不再坚辞还乡，理由一是，“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理由二呢，皇帝大婚在即，先帝之托付与国家之大典，莫此为重。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就是回到了老家又于心何安？为了避免授人口实，行事一向慎密的张居正提出“辞俸守制”，即所有应支俸薪，概行辞免；所有祭祀吉礼，概不敢与；入侍讲读，在阁办事，俱容青衣角带；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来京。对这些要求皇帝自然无不应允，为此特意传旨内府：“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
所有这些来往文件都经由六科廊房发抄，以使在京大小官员都得悉“夺情”事件的全部真相。但令朱翊钧始料未及的是，尽管前戏已经做足，“夺情”这一有违常例、有悖常情的做法还是在文官集团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先是经办此事的吏部尚书张瀚就很想不通，他认为首辅“夺情”必将使纲常扫地。张瀚是在首辅的破格提拔下才出任吏部主官的，平时办事也唯内阁是从，一向被认作是张居正的私人。可是皇帝夺情的诏书都已经颁下好久了，他还是故意延缓不办。不仅如此，他还在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的哄抬下，带着他们到首辅私邸劝告张居正离职丁忧。就在参加这次劝告行动后，张瀚突然因他事被劾勒令去职，并被罚俸三月。
都察院和六科的言官们已因不久前实行的考成法偃声息气，这次发难的竟是两位翰林院的词臣和两名刑部官员。严格说来，翰林院官员的工作是以文墨供皇帝差遣，纠察风纪并非他们的职责所在，参奏大臣实有超越职权之嫌，再者，这两位翰林官员，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还都是首辅在隆庆五年取的进士，算是张居正的门生，由他们上疏问责实也容易落下目无尊长的口实。但文官集团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熟读圣贤之书，对历代兴亡得失了然于胸，为了维持纲常以使社稷江山永固可以不惜得罪于最高当局，又遑论私情！
吴中行上疏称，首辅父子一别十九年，音容不接，于今天人永隔，为人子者不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实在不近情理，首辅自己常说圣贤义理、祖宗法度，他现在这样做又置祖宗之制于何地？这吴中行也算个磊落君子，上疏以后把底稿交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愕然，问他这奏疏送上了吗，吴中行答：没有奏上以前，不敢和老师提起。
司天监官员报称，那些日子天上突显彗星，状如白虹，从西南尾星、箕星直射东北，诡谲万状。翰林检讨赵用贤拿“星变”说事，说为了避免“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首辅必须带头执行守制丁忧，实在不行的话，至少也应该仿照先朝成例，令暂还守制，倒不一定真要守满二十七个月，视实际情形可以下诏让他提前回朝。
刑部的两位官员艾穆和沈思孝随后跟进。艾穆是湖南平江人，和首辅算得上有同乡之谊，他也豁出去了。他们的联名上书语气更加激烈：陛下让首辅夺情的理由是为天下社稷，可是社稷所重，莫如纲常，首辅更应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还谈何社稷之安？三国时徐庶闻听母丧，请辞于刘备时说“臣方寸乱矣”，张居正难道不是爹妈养的，处此“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又何以对天下后世？陛下如果真的爱护张居正，就应该爱之以德，让他奔丧终制以全大节。
官员受参奏期间，例应停止一切公务活动，归家等候处置。张居正转到了台后，二传手冯保却没闲着，几经来回，皇帝朱批终于下达，参张的官员一律严惩，尤其是这四人，假借忠孝之名藐视今上，更当予以廷杖之责以示儆戒。礼部尚书马自强、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跑到张居正处求情也没有用，新科状元沈懋学与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同年好友，想通过这层关系施救，也遭到拒绝。
吴、赵各被责打六十杖，杖毕，拖出长安门，再用门板抬出北京城。吴中行已被打得奄奄一息，幸亏中书舍人秦柱率医生赶来才救了他一命。赵用贤是个胖子，总算受得起，但是廷杖过后大腿上脱落下来的腐肉足有手掌大。艾穆、沈思孝受刑更重，廷杖八十以后，手足加了镣梏，收监三日，再遣戍边疆。一想到父亲的去世竟闹出如许波折，引得门生和同乡都纷纷向自己攻击，张居正真有些感慨系之，私下里他抱怨说，从前严分宜当国的时候，没有同乡对他攻击，如今我连严分宜都比不上了。
这般恫吓果然起到了预想的效果，但还是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楞头青效飞蛾扑火，即使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就在四位犯官被廷杖的当日，在刑部观政实习的一个叫邹元标的年轻人竟然呈上一疏，继续指出夺情的乖谬。宫中太监生怕这又是骂首辅的折子，不敢收递，邹元标为了让疏状上达御览，竟然谎称这是告假的折子。年轻人说话无所顾忌，他一上来就批评首辅“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皇帝敕谕中慰留首辅的一句话，“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也被他拿来借题发挥。邹元标质问，放眼朝廷，难道真的没一个人可以辅翼圣志了吗？现在是首辅父死要丁艰，犹可挽留，说句难听的话，万一首辅不幸死在了任上，难道陛下的学问终将不成、志向也一直摇摆不定么？进而他又抓住张居正上疏中的一句话“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大做文章，一个人唯有恪守五常之道，才能叫做人，如果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之，他怎么还可以配称为人？
邹元标到底年轻不经世事，对首辅的这封弹劾近乎人身攻击，可以想见皇帝的震怒。处置意见很快就下达了，旨意明了直如白话文：“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但上前未见谕内大议，姑着照艾穆例处治，以后再有迷狂不误的，必遵祖宗法度之重典不饶。”邹元标被廷杖八十，谪戍贵州都匀卫。他的屁股都被打烂了，包了一张新剥的黑羊皮，腐肉才得以重生，却终生落下了跛脚的残疾。
到了天启年间，曾在1576年的夺情之议中被张居正赶到贵州的邹元标——此时已升任左都御史——在一次进侍经筵时摔倒，大学士朱国祚说道：“元标在先朝，因为直言受杖，至今步履犹艰。”
正是这个邹元标后来建议朝廷为张居正平反昭雪，追复官职，并予葬祭。至此，当年愤世嫉俗的反张英雄已是个老成持重的大臣，有感于各政治派系抢夺道德制高点相互攻讦不止，他提出和衷共济的政治主张，“向之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有人认为他已经没有年轻时的那种无畏和气节了，邹元标笑着说：大臣和言官不同，风裁卓绝，是言官的本分，而做大臣的，只要不是大利害大是非的原则问题，就应该护持国体不动摇，哪能和少年人一样的冲动？那个时候的他，已经完全地理解了当年的张居正，并为自己年轻时的孟浪暗生悔意。此是后话，不提。
倒张官员大批辞职，抗议转入了地下，民间出现了大量诽谤首辅的传单，内容多有荒诞不经，甚至有控告他谋逆不轨的。南方还流传开了一份据说出于已落职闲居的前应天巡抚海瑞之手的《劾张居正疏》，后来才查实是宁国府一个生员冒名。为防事态进一步扩大，该生员一经查获即在狱中被鞭笞而死。皇帝发出了“再及者诛无赦”的狠话，沸扬一时的风波起码表面上是消歇了下去。到了年底，居丧期满，张居正换上布袍、牛角腰带——所谓“青衣、素服、角带”——回阁照常办事，皇帝如是安慰：“先生精忠为国的心，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怀。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这次会见后，皇帝命加赏银五十两、彩缎四表里、酒饭一桌，再着宫中按时送去柴米油盐等日用品。
1578年是十六岁的万历皇帝的大婚之年，在吏部和司礼监的共同操办下，一切筹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进行中，婚典须得两名问名纳采使，按资望钦定正使为英国公张溶，副使为张居正。为此，司礼监传慈圣太后懿旨，让元辅暂易吉服，以红袍玉带这样的服用参加皇帝的婚礼。皇帝大婚，也就意味着他成年了，慈圣太后自毋须再住在乾清宫行监护之责，在耳提面命了一大堆诸如“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衽席”的话后，她还是放心不下这个正处于青春期骚动的儿子，把监护的责职也一并移交给了首辅。
婚礼举行之际，正值辽东一场小规模的战事捷报传达，大婚加上大捷，1578年的京城沉浸在一派喜庆的气氛中。在万历皇帝和慈圣皇太后看来，此乃天地祖宗默佑，更证明了他们勉留首辅的正确。按照事先向公众作出的承诺，在脱下参加婚礼的吉服后，首辅就要换上素服角带回江陵老家葬父。皇帝自然还要挽留，但这一回张居正知道要是再不成行的话真不好向天下人交待了。皇帝同意给假一月，办毕葬事即刻奉母还京。行前，张居正担心内阁只剩吕调阳、张四维二人办事不易，再推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入阁。这样内阁已有四个大学士了，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间，凡是重要的政务，皇帝还是派飞骑送到离京千里之外的江陵请首辅处置。有一种说法，张居正行前曾有过请老师徐阶出山暂代首辅的想法，但顾念徐阶是以前首辅下野，资历还在自己之上，日后不好安置，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张居正守制丁忧的报告经吏部送呈御览，在司礼监“大伴”冯保的协助下，一道不许他解职的谕旨飞快地发转吏部。当下司礼监和内阁正在蜜月期，冯保当然不愿意他在内阁的这位老搭档离任，自然奔走甚力。张居正接旨即上疏请求回江陵，以尽人子孝道，向皇帝剖示心曲说，“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身事皇上”。皇帝说，首辅的一番笃孝至情他也十分感动，可是当年皇考宾天之际嘱先生尽心辅导，先生一身实系社稷安危，行事大可不必为一些常规所束缚。张居正第二次请辞，皇帝半是命令半是恳请地让他留下，毋得再奏。皇帝还跟吕调阳、张四维两位阁臣说，就是首辅再上百本，他也不会批准此事。吕、张两人都是张居正援引入阁，平时在张面前讷讷如伙计，心里边巴不得首辅走了可以按序递升一级，但在小皇帝面前都顺风推舟，说内阁少不得张先生主持。
在向皇帝发出第三次申请时，张居正心里已拿定了不离开京城的主意。在内阁的群殴中好不容易胜出担当政府首揆，任职五年至今，目下正是各项改革纲举目张之时，焉知他心底下不在埋怨父亲死得不是时候？但本朝向来以礼治天下，以纲常为士大夫奉行的唯一法则，惮于群议汹汹，他又不得不把戏做足。这次递上去的《三乞守制疏》，一派政治家的宽宏大气，论文章之做法实在是四平八稳无懈可击：皇上以为国家之事非臣不能办，“此殆不然也！”我哪里有什么卓荦超世之才，全都是皇上幸而用之罢了！今日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办事官员，哪一个不是臣引荐的呢？他们的才能，个个都是一时之选，如果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那么臣就是暂时离开了，也像没离开一样，又何必专任一人，让天下的贤者发挥不出他们的才能呢？张居正此疏还提到老家年已七十二岁的老母，素来多病，父亲故去后日夜倚门而望，盼他早归，如果老母因相见无期，郁郁怀思以致病倒，那臣心又如何自安！
君臣两人心照不宣地把这场愈来愈逼真的戏继续做下去。在最后一道批示上，皇帝说，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社稷苍生留先生。为体现眷眷之意，皇帝决定，即日起即由司礼监派遣堂官一名，随同首辅的儿子翰林院编修张嗣修驰驿前往江陵营葬张父，葬毕即接张先生的老母来京侍养，以成全首辅的一片孝思。在司礼监太监带去的另一份亲笔谕旨中，皇帝称，这一番主意实出于圣母皇太后的“惓惓恳留至意”。
既然“君命不可以屡抗”，张居正不再坚辞还乡，理由一是，“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理由二呢，皇帝大婚在即，先帝之托付与国家之大典，莫此为重。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就是回到了老家又于心何安？为了避免授人口实，行事一向慎密的张居正提出“辞俸守制”，即所有应支俸薪，概行辞免；所有祭祀吉礼，概不敢与；入侍讲读，在阁办事，俱容青衣角带；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来京。对这些要求皇帝自然无不应允，为此特意传旨内府：“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
所有这些来往文件都经由六科廊房发抄，以使在京大小官员都得悉“夺情”事件的全部真相。但令朱翊钧始料未及的是，尽管前戏已经做足，“夺情”这一有违常例、有悖常情的做法还是在文官集团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先是经办此事的吏部尚书张瀚就很想不通，他认为首辅“夺情”必将使纲常扫地。张瀚是在首辅的破格提拔下才出任吏部主官的，平时办事也唯内阁是从，一向被认作是张居正的私人。可是皇帝夺情的诏书都已经颁下好久了，他还是故意延缓不办。不仅如此，他还在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的哄抬下，带着他们到首辅私邸劝告张居正离职丁忧。就在参加这次劝告行动后，张瀚突然因他事被劾勒令去职，并被罚俸三月。
都察院和六科的言官们已因不久前实行的考成法偃声息气，这次发难的竟是两位翰林院的词臣和两名刑部官员。严格说来，翰林院官员的工作是以文墨供皇帝差遣，纠察风纪并非他们的职责所在，参奏大臣实有超越职权之嫌，再者，这两位翰林官员，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还都是首辅在隆庆五年取的进士，算是张居正的门生，由他们上疏问责实也容易落下目无尊长的口实。但文官集团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熟读圣贤之书，对历代兴亡得失了然于胸，为了维持纲常以使社稷江山永固可以不惜得罪于最高当局，又遑论私情！
吴中行上疏称，首辅父子一别十九年，音容不接，于今天人永隔，为人子者不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实在不近情理，首辅自己常说圣贤义理、祖宗法度，他现在这样做又置祖宗之制于何地？这吴中行也算个磊落君子，上疏以后把底稿交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愕然，问他这奏疏送上了吗，吴中行答：没有奏上以前，不敢和老师提起。
司天监官员报称，那些日子天上突显彗星，状如白虹，从西南尾星、箕星直射东北，诡谲万状。翰林检讨赵用贤拿“星变”说事，说为了避免“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首辅必须带头执行守制丁忧，实在不行的话，至少也应该仿照先朝成例，令暂还守制，倒不一定真要守满二十七个月，视实际情形可以下诏让他提前回朝。
刑部的两位官员艾穆和沈思孝随后跟进。艾穆是湖南平江人，和首辅算得上有同乡之谊，他也豁出去了。他们的联名上书语气更加激烈：陛下让首辅夺情的理由是为天下社稷，可是社稷所重，莫如纲常，首辅更应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还谈何社稷之安？三国时徐庶闻听母丧，请辞于刘备时说“臣方寸乱矣”，张居正难道不是爹妈养的，处此“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又何以对天下后世？陛下如果真的爱护张居正，就应该爱之以德，让他奔丧终制以全大节。
官员受参奏期间，例应停止一切公务活动，归家等候处置。张居正转到了台后，二传手冯保却没闲着，几经来回，皇帝朱批终于下达，参张的官员一律严惩，尤其是这四人，假借忠孝之名藐视今上，更当予以廷杖之责以示儆戒。礼部尚书马自强、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跑到张居正处求情也没有用，新科状元沈懋学与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同年好友，想通过这层关系施救，也遭到拒绝。
吴、赵各被责打六十杖，杖毕，拖出长安门，再用门板抬出北京城。吴中行已被打得奄奄一息，幸亏中书舍人秦柱率医生赶来才救了他一命。赵用贤是个胖子，总算受得起，但是廷杖过后大腿上脱落下来的腐肉足有手掌大。艾穆、沈思孝受刑更重，廷杖八十以后，手足加了镣梏，收监三日，再遣戍边疆。一想到父亲的去世竟闹出如许波折，引得门生和同乡都纷纷向自己攻击，张居正真有些感慨系之，私下里他抱怨说，从前严分宜当国的时候，没有同乡对他攻击，如今我连严分宜都比不上了。
这般恫吓果然起到了预想的效果，但还是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楞头青效飞蛾扑火，即使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就在四位犯官被廷杖的当日，在刑部观政实习的一个叫邹元标的年轻人竟然呈上一疏，继续指出夺情的乖谬。宫中太监生怕这又是骂首辅的折子，不敢收递，邹元标为了让疏状上达御览，竟然谎称这是告假的折子。年轻人说话无所顾忌，他一上来就批评首辅“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皇帝敕谕中慰留首辅的一句话，“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也被他拿来借题发挥。邹元标质问，放眼朝廷，难道真的没一个人可以辅翼圣志了吗？现在是首辅父死要丁艰，犹可挽留，说句难听的话，万一首辅不幸死在了任上，难道陛下的学问终将不成、志向也一直摇摆不定么？进而他又抓住张居正上疏中的一句话“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大做文章，一个人唯有恪守五常之道，才能叫做人，如果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之，他怎么还可以配称为人？
邹元标到底年轻不经世事，对首辅的这封弹劾近乎人身攻击，可以想见皇帝的震怒。处置意见很快就下达了，旨意明了直如白话文：“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但上前未见谕内大议，姑着照艾穆例处治，以后再有迷狂不误的，必遵祖宗法度之重典不饶。”邹元标被廷杖八十，谪戍贵州都匀卫。他的屁股都被打烂了，包了一张新剥的黑羊皮，腐肉才得以重生，却终生落下了跛脚的残疾。
到了天启年间，曾在1576年的夺情之议中被张居正赶到贵州的邹元标——此时已升任左都御史——在一次进侍经筵时摔倒，大学士朱国祚说道：“元标在先朝，因为直言受杖，至今步履犹艰。”
正是这个邹元标后来建议朝廷为张居正平反昭雪，追复官职，并予葬祭。至此，当年愤世嫉俗的反张英雄已是个老成持重的大臣，有感于各政治派系抢夺道德制高点相互攻讦不止，他提出和衷共济的政治主张，“向之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有人认为他已经没有年轻时的那种无畏和气节了，邹元标笑着说：大臣和言官不同，风裁卓绝，是言官的本分，而做大臣的，只要不是大利害大是非的原则问题，就应该护持国体不动摇，哪能和少年人一样的冲动？那个时候的他，已经完全地理解了当年的张居正，并为自己年轻时的孟浪暗生悔意。此是后话，不提。
倒张官员大批辞职，抗议转入了地下，民间出现了大量诽谤首辅的传单，内容多有荒诞不经，甚至有控告他谋逆不轨的。南方还流传开了一份据说出于已落职闲居的前应天巡抚海瑞之手的《劾张居正疏》，后来才查实是宁国府一个生员冒名。为防事态进一步扩大，该生员一经查获即在狱中被鞭笞而死。皇帝发出了“再及者诛无赦”的狠话，沸扬一时的风波起码表面上是消歇了下去。到了年底，居丧期满，张居正换上布袍、牛角腰带——所谓“青衣、素服、角带”——回阁照常办事，皇帝如是安慰：“先生精忠为国的心，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先生不必介怀。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这次会见后，皇帝命加赏银五十两、彩缎四表里、酒饭一桌，再着宫中按时送去柴米油盐等日用品。
1578年是十六岁的万历皇帝的大婚之年，在吏部和司礼监的共同操办下，一切筹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进行中，婚典须得两名问名纳采使，按资望钦定正使为英国公张溶，副使为张居正。为此，司礼监传慈圣太后懿旨，让元辅暂易吉服，以红袍玉带这样的服用参加皇帝的婚礼。皇帝大婚，也就意味着他成年了，慈圣太后自毋须再住在乾清宫行监护之责，在耳提面命了一大堆诸如“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衽席”的话后，她还是放心不下这个正处于青春期骚动的儿子，把监护的责职也一并移交给了首辅。
婚礼举行之际，正值辽东一场小规模的战事捷报传达，大婚加上大捷，1578年的京城沉浸在一派喜庆的气氛中。在万历皇帝和慈圣皇太后看来，此乃天地祖宗默佑，更证明了他们勉留首辅的正确。按照事先向公众作出的承诺，在脱下参加婚礼的吉服后，首辅就要换上素服角带回江陵老家葬父。皇帝自然还要挽留，但这一回张居正知道要是再不成行的话真不好向天下人交待了。皇帝同意给假一月，办毕葬事即刻奉母还京。行前，张居正担心内阁只剩吕调阳、张四维二人办事不易，再推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入阁。这样内阁已有四个大学士了，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间，凡是重要的政务，皇帝还是派飞骑送到离京千里之外的江陵请首辅处置。有一种说法，张居正行前曾有过请老师徐阶出山暂代首辅的想法，但顾念徐阶是以前首辅下野，资历还在自己之上，日后不好安置，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