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历史中的刘禅，在位四十一年，在诸葛亮去世后，实际执政三十年，他在位的绝大多数时期，具备充分的自知之明，选贤任能，君臣同心，合一州之士民，抗九州之强邦，敢与中原争鼎立，国家安定，百姓乐业。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早死数年，以至于遭受亡国之辱了。

蜀汉继承了汉朝体制，天子五日一朝，三公坐而论道，事务决于台阁即尚书台。大臣加“录尚书事”头衔者，便可代替君主管理尚书台的相关文书事务，兼有行政权和决策权，尚书令也直接受其管理。

因此，天子只需“垂拱而治”便可，根本无需和明太祖、明成祖皇帝、或清代诸帝那样，天天四更赶早朝，忙到晚上还要批阅无数奏折、举国事无巨细大小皆察，这便是秦汉士人“虚君实相”的政治理想。

比起明清帝王的出口成宪，言出法随，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刘禅选择的为君方式，便是选贤任能，充分信任大臣能力，使之为国家尽可能发挥才干。

蜀汉政权加“录尚书事”头衔者，继丞相诸葛亮之后，还有大司马蒋琬、大将军费祎、大将军姜维、卫将军诸葛瞻等数人。他们要么是诸葛亮生前的亲信，要么是诸葛亮的子侄，都得到了刘禅的信任和重用，执掌军国大权。他们任职期间的军政成绩，皆离不开刘禅的首肯和鼎力支持。

特别是姜维身为曹魏降将，执掌重兵，连年北伐，屡败屡战，是以“军旅数出，百姓雕瘁”，文武重臣如诸葛瞻、董厥；元老宿将如张翼、廖化，都对其甚为不满，谋划着要削夺他的兵权，正是刘禅为国惜才，才让姜维始终掌握了国家半数以上的精兵。

刘备给刘禅的遗言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诸葛亮给刘禅的遗言是“约己爱民，存仁心于寰宇，提拔隐逸，以进贤良”，

刘禅在位的绝大部分时期，确实深切秉行两位父辈的遗训，他根本无需乾纲独断，大权独揽，朝乾夕惕，夙兴夜寐，便已经充分履行了自己身为君主的职责。

如果刘禅有幸生逢大一统王朝的两汉治世，做一个太平天子，那么他的历史评价，也未必会低于汉元帝，汉和帝，汉安帝等汉朝先帝。

只可惜刘禅治理的，却偏偏是蜀汉这么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亡的政权。

蜀汉政权从立国起就先天不足，两汉十三州，曹魏得到了幽州、冀州、并州、青州、凉州、司州（包括雍州）、徐州、兖州、豫州一共九个州，以及荆州和扬州北部的一部分地区，

东吴得到了交州，以及荆州，扬州三州的大部分地区，蜀汉只得益州一州，国力军力相比于魏国，皆处于绝对劣势。

即使以诸葛亮被后世广为赞誉的天人之才，十年北伐之功，也只不过拿下了荒僻的武都、阴平两个边郡，最终耗尽心力，死而后已。

几十年时间推移，随着曹魏政权控制的中原九州，生产力不断恢复和发展，此时的蜀汉无论北伐还是坐守，都无非是早死和等死的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