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四位蒙古人外，還有宣光二年（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朱元璋專門致書招降的朱彥德、劉仲德兩位漢臣。在《嘯亭雜錄》中有載：“元太子北遁後，史頗不詳。有遺臣朱彥德、劉仲德二人者才俊，又受昭宗知遇，任為帷幄之助，二人亦感激用命。徐達出塞時，二人設伏兵以擊之，達大敗，僅以身免，元兵賴以復盛。明太祖高其誼，曾遺書招之，稱為‘元二生’雲。二人不降，答書有雲‘固守赴海之節，恥蹈射鉤之失’之語。”
　　說嶺北大捷是因為朱、劉二人的設計，無其他史料支持，但能夠使朱元璋專門致書招降，至少說明二人很有可能被昭宗“任為帷幄之助”，是重要的謀臣。

三、北元前三朝對之後蒙古歷史的影響
　　歷史上每當一個王朝滅亡，都必有存亡續絕的君臣。但在大廈將傾之際，權威失墜，人心喪亂，往往不能有好的結果。如遼之亡，耶律大石率部西遷建立西遼，雖然得以延續國祚，但離本土太遠，不但無力反攻且失去了原有的制度文化，契丹民族從歷史上消失。如金、南宋、明之亡，雖有救亡政府，但始終未能有一次強力的反擊，屢戰屢敗，終於王綱解紐，連保存半壁江山亦不可得。元朝雖然因為自身的腐敗和內訌喪失了大部分國土，但卻能回到祖先故地延續了國祚，保住了民族的生存，頂住了新興明朝的軍事征服，延續了二百六十余年的歷史，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在談論北元的存續時，一般有幾種論斷：其一，蒙古人漢化不夠，保有了本民族特征；其二，蒙古高原的祖宗龍興之地也沒有過多的開發，因此有所退路；其三，明朝“長城之外非我土也”的政策，不熱衷於向蒙古故地擴張，給了北元喘息之機。
　　但是，這三點均有不能自圓其說的問題。元朝確實堅持了很多“漠北舊制”，漢化並不徹底，但縱向而論，如同是遊牧民族建立的遼、金，對於漢化也有很多保留，如遼朝有“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 的國策，並長期禁止北方遊牧民族士人參加科舉考試。金朝也“有兵權、錢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 ，民族分化的政策貫徹始終。若說保留退路，金朝在喪亂之際，丞相徒單鎰也曾提出回歸遼東的建議：“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 ，但終究未能有所作為。而若論明太祖對於蒙古高原並無吞並之心，其實是在受到北元強力反擊之後，在此之前，明軍北伐的軍事行動接連不斷，惠宗、昭宗先後播遷各地，就是在明軍不斷的進攻下的無奈之舉，昭宗即位後，明太祖還專門頒詔勸降，指出“若能敬順天道，審度朕心，來撫妻子，朕當效古帝王之禮，俾作賓我朝” ，直到“嶺北大捷”之後，才出現“自是明兵希出塞矣” 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