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暗到光明 人民日报1946.09.01
作者：燕凌
“从南到北，从黑暗到光明；再会吧，重庆。………”
这是一个青年写的一首诗的开头。他把这首诗投寄给开封一个报纸的副刊，没有能够登出来。他觉得是自己写的不好，细心地修改了几遍又寄了去，等了许多天还是不见发表。他仔仔细细再改写一遍，又寄了去。……在编者，内心的痛苦却一次比一次加深。并不是这首诗的内容或者技巧上有什么毛病，可是却总是不敢发表它。在长期的黑暗统治下作编辑工作，根据无尽痛苦的经验教训，在自己内心早已存在着一个无形的“检查尺度”；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样措词才能给读者以好的影响而又不显得太“突出”，不致于受打击。他也斟酌了又斟酌，最后，终于又为这位写诗的青年的精神所感动，而把这篇诗稿交到排字房去了。还是怕会 “出事情”，临时还又把一些比较带“刺激性”的字眼变更了一下。
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拿来报纸一看，那首诗却变成了：“从北到南，从黑暗到光明；再会吧，解放区。………”他气得眼睛冒出火来，披上衣服就拿了报纸去质问总编辑。总编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呀！大概是社长改的。”他再找社长去，社长却冷冷地笑着说：“你看我行不行？只改了几个字，就把你的意思完全翻过来啦！…………”………这位编辑终于是离开了这个报社。
没有把这位编者马上拘捕起来，在统治者看来算是够“客气”的了。可是，对于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这样的“强奸”是比拘捕甚至枪毙更难以忍受的啊！
国民党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所以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残暴不仁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在国际新闻自由访问团到重庆的时候，国民党XX部发言人谈：“我们新闻检查的尺度已经放宽很多了。”可是，连重庆报纸上“欢迎新闻自由使者”的社论也被检扣了，只登出来一个题目，开了一个大“天窗”。透过这个大“天窗”，我们便清清楚楚看到了中国法西斯的面目和法西斯统治下的***纸受难的画图。……
还是我在重庆的时候，有一天我到北碚去看一个朋友，在汽车站正碰到这么一回事：一个壮汉气势汹汹地从汽车上把刚运到的报纸拖下来，狞笑着说：“今年冬天的皮大衣又不成问题啦！”——把这一捆报纸送回去给他的头子，他可以得到一件皮大衣的“奖赏”。气喘喘跑来取报的报童和急着买报的一些人都呆在一边，一句话也不敢说。不过人们是更急着看这一天的报了，知道上面一定登着对统治者不利的消息。
在重庆附近一个国立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爱看一种为人民的说话的报纸。一天，忽然不见送报的孩子来了，同学之间互相询问着，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在茶馆偶然听到几个人在谈：“那小子牛劲很大，我们三个人收拾他还被他狠狠地打了我们每个人好几拳；把他按倒在地上他还踢，还死抱着一大卷报不放手。后来还是手枪对着他，他才松手了。这小子！以后有机会非‘整’死他不可！”声音很熟，是我们学校里的“特种学生”，也是三青团里的几个积极分子。我于是知道了我们所盼望的报童遭遇了怎么一回事。以后，报纸很久很久也不见送来了，传说着有一个报童在嘉陵江边走着的时候被推倒在江里了。学校当局后来又公开宣布不许卖报的再到学校来，理由是“常常失落东西”。可时同时却又警告订报的同学们说：“你们不要看××日报，看××日报的人思想都有问题！”于是乎，狐狸尾巴就又露出来了。
给进步报纸寄稿常不见登出，也见不到“不能刊用”的通知；进步报纸常寄不到读者手中，有人曾在重庆邮政总管理局附近看见几个人很辛苦地在向一大堆四川土纸印刷品上面泼水，泼过后又用大木棍乱捣，把那一堆东西捣成烂泥。他好奇地问他们干什么，他们答称是被雇夹专门作这个事的，那大堆的印刷品，是邮局扣留了不往外寄发的报纸。……
反动的统治者自己也知道他们作的不是好事，所以扣了报纸还要设法灭迹。可是，新闻工作者心头深深刻划的创伤是永远消灭不了的，人民也会永远记清楚是谁迫害了他们，是谁不许替他们说话为它们服务的报纸存在。这笔帐总有一天要清算的。
去年秋天，我怀着和写《从南到北………》那首诗的青年同样的心情离开了重庆到北方来。在西安、开封所看到的，是一连串摧残绞杀新闻界的暴行。秋天毕竟不是春天，即在政协决议公布以后，由于民贼独夫蒋介石的“偷天换日”，和平民主的春天仍然是没有到来啊。政协闭幕不久，美蒋联合布置好的反苏反共的攻势就发动了，东北风刮了起来，带着冰雹向全国人民袭来。在西安，三月一日，秦风工商报在五味杂字的门市部就被特务暴徒捣毁；接着是记者杨某横遭特务痛打；印刷房里被特务暗暗放进慢性炸弹；法律顾问王任被警备司令部假借“烟犯”的名义枪毙，执行死刑时还把一张大布告贴在该报大门口；在街上抓住报童打，抢劫
作者：燕凌
“从南到北，从黑暗到光明；再会吧，重庆。………”
这是一个青年写的一首诗的开头。他把这首诗投寄给开封一个报纸的副刊，没有能够登出来。他觉得是自己写的不好，细心地修改了几遍又寄了去，等了许多天还是不见发表。他仔仔细细再改写一遍，又寄了去。……在编者，内心的痛苦却一次比一次加深。并不是这首诗的内容或者技巧上有什么毛病，可是却总是不敢发表它。在长期的黑暗统治下作编辑工作，根据无尽痛苦的经验教训，在自己内心早已存在着一个无形的“检查尺度”；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样措词才能给读者以好的影响而又不显得太“突出”，不致于受打击。他也斟酌了又斟酌，最后，终于又为这位写诗的青年的精神所感动，而把这篇诗稿交到排字房去了。还是怕会 “出事情”，临时还又把一些比较带“刺激性”的字眼变更了一下。
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拿来报纸一看，那首诗却变成了：“从北到南，从黑暗到光明；再会吧，解放区。………”他气得眼睛冒出火来，披上衣服就拿了报纸去质问总编辑。总编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呀！大概是社长改的。”他再找社长去，社长却冷冷地笑着说：“你看我行不行？只改了几个字，就把你的意思完全翻过来啦！…………”………这位编辑终于是离开了这个报社。
没有把这位编者马上拘捕起来，在统治者看来算是够“客气”的了。可是，对于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这样的“强奸”是比拘捕甚至枪毙更难以忍受的啊！
国民党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所以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残暴不仁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在国际新闻自由访问团到重庆的时候，国民党XX部发言人谈：“我们新闻检查的尺度已经放宽很多了。”可是，连重庆报纸上“欢迎新闻自由使者”的社论也被检扣了，只登出来一个题目，开了一个大“天窗”。透过这个大“天窗”，我们便清清楚楚看到了中国法西斯的面目和法西斯统治下的***纸受难的画图。……
还是我在重庆的时候，有一天我到北碚去看一个朋友，在汽车站正碰到这么一回事：一个壮汉气势汹汹地从汽车上把刚运到的报纸拖下来，狞笑着说：“今年冬天的皮大衣又不成问题啦！”——把这一捆报纸送回去给他的头子，他可以得到一件皮大衣的“奖赏”。气喘喘跑来取报的报童和急着买报的一些人都呆在一边，一句话也不敢说。不过人们是更急着看这一天的报了，知道上面一定登着对统治者不利的消息。
在重庆附近一个国立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爱看一种为人民的说话的报纸。一天，忽然不见送报的孩子来了，同学之间互相询问着，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在茶馆偶然听到几个人在谈：“那小子牛劲很大，我们三个人收拾他还被他狠狠地打了我们每个人好几拳；把他按倒在地上他还踢，还死抱着一大卷报不放手。后来还是手枪对着他，他才松手了。这小子！以后有机会非‘整’死他不可！”声音很熟，是我们学校里的“特种学生”，也是三青团里的几个积极分子。我于是知道了我们所盼望的报童遭遇了怎么一回事。以后，报纸很久很久也不见送来了，传说着有一个报童在嘉陵江边走着的时候被推倒在江里了。学校当局后来又公开宣布不许卖报的再到学校来，理由是“常常失落东西”。可时同时却又警告订报的同学们说：“你们不要看××日报，看××日报的人思想都有问题！”于是乎，狐狸尾巴就又露出来了。
给进步报纸寄稿常不见登出，也见不到“不能刊用”的通知；进步报纸常寄不到读者手中，有人曾在重庆邮政总管理局附近看见几个人很辛苦地在向一大堆四川土纸印刷品上面泼水，泼过后又用大木棍乱捣，把那一堆东西捣成烂泥。他好奇地问他们干什么，他们答称是被雇夹专门作这个事的，那大堆的印刷品，是邮局扣留了不往外寄发的报纸。……
反动的统治者自己也知道他们作的不是好事，所以扣了报纸还要设法灭迹。可是，新闻工作者心头深深刻划的创伤是永远消灭不了的，人民也会永远记清楚是谁迫害了他们，是谁不许替他们说话为它们服务的报纸存在。这笔帐总有一天要清算的。
去年秋天，我怀着和写《从南到北………》那首诗的青年同样的心情离开了重庆到北方来。在西安、开封所看到的，是一连串摧残绞杀新闻界的暴行。秋天毕竟不是春天，即在政协决议公布以后，由于民贼独夫蒋介石的“偷天换日”，和平民主的春天仍然是没有到来啊。政协闭幕不久，美蒋联合布置好的反苏反共的攻势就发动了，东北风刮了起来，带着冰雹向全国人民袭来。在西安，三月一日，秦风工商报在五味杂字的门市部就被特务暴徒捣毁；接着是记者杨某横遭特务痛打；印刷房里被特务暗暗放进慢性炸弹；法律顾问王任被警备司令部假借“烟犯”的名义枪毙，执行死刑时还把一张大布告贴在该报大门口；在街上抓住报童打，抢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