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轻体建筑 四、本部族内的满洲化和自身的汉化
满洲本部族融合了不少东北边区习俗相近的少数民族。即使在女真人内部，各部落之间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存在差异。建州和海西女真的社会发展程度，明显的高于东海女真。《东夷考略》记载：“建州、毛怜裔出渤海，事耕絍，居处饮食有华风。海西系黑水裔，其山夷以山作窑，即熟女真完颜种。江夷居黑龙江，即生女真，并有庐室，或以桦皮为帷，止则张架。俗善射、驰猎。”[⑧]旧满洲和新满洲之间的差别也不小，东三省驻防兵，“有老满洲，有新满洲，犹史言生女真，熟女真也”。[⑨] 这些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族群，被编入满洲八旗，成为满洲本部族的成员。在生产、生活、习俗，乃至思想观念诸方面，他们逐步与满洲民族一体化，乃至完全融入该民族。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不断将前来归附的和被征服的东海女真、索伦等部族人编入牛录，使之成为满洲部族新成员。之后，他们与满洲旧部整齐划一，已变成旧满洲。在这一过程中，清廷实行了各种政策，加快了新纳部族满洲化的步伐。
首先，南迁新满洲族人，编入旗籍，从组织上加入满洲。满洲的新成员大体都经历了从北而南的迁移过程。其路线一般是先迁到宁古塔、伯都讷等地，继而南下盛京地区，一部分“从龙入关”，进入北京地区。由于他们编入满洲他们在生活习惯、语言、姓名等方面与满洲无异。这充分说明新融入的各部族人在满洲化的道路上迅跑。
在汉族先进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北区域里，后金立国后，满洲贵族就在思索，如何力保自身“国语骑射”等文化特色，以防本民族的蜕变的同时，接纳中原传统文化，适应新的战略转变。例如，清初置官建制，天命至天聪时期，多沿用明朝成例，清明职官混用。如诸功臣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掺杂着承政、参政、启心郎等满名。天聪八年到顺治初年，为预防满洲汉化，屏弃明代官爵、城邑等名号，以满语译音之名取代。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世职改称精奇尼哈番；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世职改称阿思哈尼哈番；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等，世职改称阿达哈哈番。自顺治中期到乾隆初叶，官名满汉并用，渐以汉名为主。如汉语叫内阁，满名称“多尔吉衙门”；汉语叫翰林院，满语则称“笔特黑衙门”。《康熙会典》吏部类目中还散见一些满文音译的下官称谓，如“**师大”（工匠头目）、“阿敦大”（牧长）、“物林大”（司库）、“布大衣大”（典膳）等。而《雍正会典》内满名之官职称谓不见了。问鼎中原后，满洲贵族一方面，对汉人强行满洲化，如剃法发易服等，将此作为顺逆的标志；另一方面，崇儒重道，加速了整体的汉化，为长久统治奠定基础。
早在辽东时期，皇太极认识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建立学宫，修孔子庙，将尊孔崇儒作为清朝治国之道。入关后，大肆弘扬孔孟、程朱之学，笼络士人，稳定天下。清廷兴教办学，设立国子监、八旗官学、八旗宗室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八旗义学等，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培养人才。学校除了教授“国语骑射”外，还讲授儒家经典。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诏令，“满洲官员子弟有愿读清书或愿读汉书，及汉官子孙有愿读清汉书者，俱俱系汉文，满洲官员如不识汉字，必被滑吏欺隐，以致误事。嗣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请拣选通晓汉文人员补授，庶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字者，愈加勉励矣，应如所请。”[21]乾隆帝弘历指出：“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22]雍乾之时，满洲的贵族便“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近闻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皆说汉语”[23]。留驻关外的满洲人亦如此。盛京马尔屯地方，“彼方汉人多以马二屯呼之。盛京所属地名，多系清语，今因彼处满人不能清语，误以汉名称之。”[24]《吉林外记》亦载：“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⑩黑龙江地区也不例外，《黑龙江外记》卷六指出，“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可见，清代中期以后，在朝廷汉语已经取代满语，成为满洲官方的主要语言工具。这是满洲汉化的明证。
综观上述，满洲民族共同体本部族的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以血缘和地域相结合的产物。入关前，满洲逐步由渔猎生产方式向农耕经济形态转化，仍坚持“国语骑射”，保持本民族的浓郁特色。对纳入本部族其它民族成员迅速实现满洲化，同时不断加大汉化进程。入主中原后，满洲贵族不论是出于主观的或客观的愿望，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仰慕，政权整体的儒学化，与明王朝趋同，这都是历史发展趋势使然。满洲融入汉族文化，汉族也接受了满洲文化。这种民族之间大范围的彼此接纳，以及*、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各自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个强势的弱小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征服和长期统治一个人数众多的先进汉民族，凭借得当的政策与策略，一方面，他们努力地保持本民族的特质，使融入的部落本民族化，甚至以强硬的手段，用本民族文化改造被其征服的先进汉民族，如剃发、易服等；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吸纳周边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满洲民族共同体得以确立，清朝能够长期维系稳定统治的重要因素。（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①]《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凡例》，辽海书社，2002年版。
[②]《清朝通志》卷一《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补录了《八旗通志》人物传记和《通谱》的缺遗，新增满洲姓氏33个，传主33人，合计满洲姓氏957个，传主5424人。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③]《通谱》卷三《瓜尔佳氏》。
[④] 参阅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征服罗刹，辟地至克鲁伦河、兴安大岭。科尔沁蒙古“复献出嫩江左右之锡伯、卦勒察，及黑龙江北之达瑚尔壮丁万四有奇”。达瑚尔亦在额尔格河、精奇里江之间，与索伦同地。“盖打牲部落之错临蒙古，故献归满洲”。张伯英等《黑龙江志稿》卷十一《经政志·氏族》记述：“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属科尔沁，献之，编入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城。”《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五记录，卦勒察，亦瓜尔可察，打牲部落，属科尔沁蒙古。三十一年四月己巳，科尔沁之王、台吉等，“将所属席北、卦尔察、打虎尔等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丁进献，内可以披甲当差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余名，分于上三旗安置”。
[⑤]满洲大姓世居地分散，人数众多，单列。小姓人数少，合列一起，免占篇幅。地名大到区域，小至村寨，今地难考，故不注明。原籍无考者不计。
[⑥]《满洲实录》卷一，癸未岁，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
[⑦] 以上参照《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
满洲本部族融合了不少东北边区习俗相近的少数民族。即使在女真人内部，各部落之间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存在差异。建州和海西女真的社会发展程度，明显的高于东海女真。《东夷考略》记载：“建州、毛怜裔出渤海，事耕絍，居处饮食有华风。海西系黑水裔，其山夷以山作窑，即熟女真完颜种。江夷居黑龙江，即生女真，并有庐室，或以桦皮为帷，止则张架。俗善射、驰猎。”[⑧]旧满洲和新满洲之间的差别也不小，东三省驻防兵，“有老满洲，有新满洲，犹史言生女真，熟女真也”。[⑨] 这些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族群，被编入满洲八旗，成为满洲本部族的成员。在生产、生活、习俗，乃至思想观念诸方面，他们逐步与满洲民族一体化，乃至完全融入该民族。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不断将前来归附的和被征服的东海女真、索伦等部族人编入牛录，使之成为满洲部族新成员。之后，他们与满洲旧部整齐划一，已变成旧满洲。在这一过程中，清廷实行了各种政策，加快了新纳部族满洲化的步伐。
首先，南迁新满洲族人，编入旗籍，从组织上加入满洲。满洲的新成员大体都经历了从北而南的迁移过程。其路线一般是先迁到宁古塔、伯都讷等地，继而南下盛京地区，一部分“从龙入关”，进入北京地区。由于他们编入满洲他们在生活习惯、语言、姓名等方面与满洲无异。这充分说明新融入的各部族人在满洲化的道路上迅跑。
在汉族先进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北区域里，后金立国后，满洲贵族就在思索，如何力保自身“国语骑射”等文化特色，以防本民族的蜕变的同时，接纳中原传统文化，适应新的战略转变。例如，清初置官建制，天命至天聪时期，多沿用明朝成例，清明职官混用。如诸功臣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掺杂着承政、参政、启心郎等满名。天聪八年到顺治初年，为预防满洲汉化，屏弃明代官爵、城邑等名号，以满语译音之名取代。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世职改称精奇尼哈番；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世职改称阿思哈尼哈番；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等，世职改称阿达哈哈番。自顺治中期到乾隆初叶，官名满汉并用，渐以汉名为主。如汉语叫内阁，满名称“多尔吉衙门”；汉语叫翰林院，满语则称“笔特黑衙门”。《康熙会典》吏部类目中还散见一些满文音译的下官称谓，如“**师大”（工匠头目）、“阿敦大”（牧长）、“物林大”（司库）、“布大衣大”（典膳）等。而《雍正会典》内满名之官职称谓不见了。问鼎中原后，满洲贵族一方面，对汉人强行满洲化，如剃法发易服等，将此作为顺逆的标志；另一方面，崇儒重道，加速了整体的汉化，为长久统治奠定基础。
早在辽东时期，皇太极认识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建立学宫，修孔子庙，将尊孔崇儒作为清朝治国之道。入关后，大肆弘扬孔孟、程朱之学，笼络士人，稳定天下。清廷兴教办学，设立国子监、八旗官学、八旗宗室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八旗义学等，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培养人才。学校除了教授“国语骑射”外，还讲授儒家经典。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诏令，“满洲官员子弟有愿读清书或愿读汉书，及汉官子孙有愿读清汉书者，俱俱系汉文，满洲官员如不识汉字，必被滑吏欺隐，以致误事。嗣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请拣选通晓汉文人员补授，庶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字者，愈加勉励矣，应如所请。”[21]乾隆帝弘历指出：“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22]雍乾之时，满洲的贵族便“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近闻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皆说汉语”[23]。留驻关外的满洲人亦如此。盛京马尔屯地方，“彼方汉人多以马二屯呼之。盛京所属地名，多系清语，今因彼处满人不能清语，误以汉名称之。”[24]《吉林外记》亦载：“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⑩黑龙江地区也不例外，《黑龙江外记》卷六指出，“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可见，清代中期以后，在朝廷汉语已经取代满语，成为满洲官方的主要语言工具。这是满洲汉化的明证。
综观上述，满洲民族共同体本部族的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以血缘和地域相结合的产物。入关前，满洲逐步由渔猎生产方式向农耕经济形态转化，仍坚持“国语骑射”，保持本民族的浓郁特色。对纳入本部族其它民族成员迅速实现满洲化，同时不断加大汉化进程。入主中原后，满洲贵族不论是出于主观的或客观的愿望，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仰慕，政权整体的儒学化，与明王朝趋同，这都是历史发展趋势使然。满洲融入汉族文化，汉族也接受了满洲文化。这种民族之间大范围的彼此接纳，以及*、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各自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个强势的弱小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征服和长期统治一个人数众多的先进汉民族，凭借得当的政策与策略，一方面，他们努力地保持本民族的特质，使融入的部落本民族化，甚至以强硬的手段，用本民族文化改造被其征服的先进汉民族，如剃发、易服等；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吸纳周边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满洲民族共同体得以确立，清朝能够长期维系稳定统治的重要因素。（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①]《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凡例》，辽海书社，2002年版。
[②]《清朝通志》卷一《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补录了《八旗通志》人物传记和《通谱》的缺遗，新增满洲姓氏33个，传主33人，合计满洲姓氏957个，传主5424人。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③]《通谱》卷三《瓜尔佳氏》。
[④] 参阅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征服罗刹，辟地至克鲁伦河、兴安大岭。科尔沁蒙古“复献出嫩江左右之锡伯、卦勒察，及黑龙江北之达瑚尔壮丁万四有奇”。达瑚尔亦在额尔格河、精奇里江之间，与索伦同地。“盖打牲部落之错临蒙古，故献归满洲”。张伯英等《黑龙江志稿》卷十一《经政志·氏族》记述：“锡伯，打牲部落，本鲜卑遗种，属科尔沁，献之，编入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城。”《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五记录，卦勒察，亦瓜尔可察，打牲部落，属科尔沁蒙古。三十一年四月己巳，科尔沁之王、台吉等，“将所属席北、卦尔察、打虎尔等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丁进献，内可以披甲当差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余名，分于上三旗安置”。
[⑤]满洲大姓世居地分散，人数众多，单列。小姓人数少，合列一起，免占篇幅。地名大到区域，小至村寨，今地难考，故不注明。原籍无考者不计。
[⑥]《满洲实录》卷一，癸未岁，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
[⑦] 以上参照《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