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金代黄河泛滥严重，那么金朝的治河主张是怎样的呢？

治河主张，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人们对黄河特性认识不断发展和演化的过程。历史上治河主张的提出与实施都是与当时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各种治黄主张的提出，都取决于当时的黄河形势及人们对黄河的认识，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以及当时的水利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金朝在统治黄河流域期间，由于先后处在与南宋政权和蒙古政权相对抗的政治环境之中，所以，治理黄河的策略和主张，不能不受到来自这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河决李固渡后，有人主张大兴工役，使河回故道，但河南统军使完颜宗叙反对复河，认为“沿河数州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扇诱，构为边患”。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单州刺史颜盏天泽主张利用黄河作为守御之道，他说：“当决大河使北流德、博、观、沧之境。今其故堤宛然犹在，工役不劳，水就下必无漂没之患。……，臣尝闻河侧故老言，水势散漫，则浅不可以马涉，深不可以舟济，此守御之大计也。”贞祐四年（1216年），延州刺史温撒可喜主张从新乡县西决河使向东北流，称：“如此则山东、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为御备之计，进足以壮恢复之基。”总之，金朝治河的出发点，主要还是考虑控制河患，尽量减少黄河灾害对本境的影响。

因为受到科学水平和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所以在金朝所处的时代是无法提出根治黄河灾患的主张。当时朝廷采取的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疏分河水，以杀其势”。这种方法固然可取，但只是应急的治标之计，而非立足长远的治本之策。这种方法通常是在水势凶猛时，或者河水并未泛滥成灾时采用，来达到舒缓分导，以杀水势。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黄河在李固渡决溢，朝廷派梁肃巡视河患之地。梁肃经实地考察后上奏：“决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障塞决河，复故道为一，再决而南则南京忧，再决而北则山东、河北皆可忧。不若止于李固南筑堤，使两河分流，以杀水势便。”提出这种主张的还有国史院编修、后任都水监丞的高霖，他也认为“黄河所以为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适逢隘狭，故致湍决”。同时他还建议开鸡爪河以杀水势。

虽然金代治理黄河常用“疏分河水，以杀其势”的方法，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治河官吏们仍存在分歧。金朝时，黄河在卫州屡次决口。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六月这次大灾过后，章宗决定彻底根治黄河，但是大臣们对于采取何种方法出现不同意见。河平军节度使王汝嘉上奏：“大河南岸旧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导，足泄其势，及长堤以北恐亦有可以归纳排瀹之处，乞委官视之。”可见，王汝嘉的指导思想是疏导黄河南岸原来的河道以分洪，并在北岸修堤。

对此，尚书省基本同意。另外，王汝嘉除了提出这一根治黄河的方案之外，还主张于“济北埽以北宜创起月堤”，作为第二道防线。同时，都水监田栎提出了另外一套治理黄河的方案，“前代每遇古堤南决，多经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数道，河水流其中者长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济水故道，可容三二分而已。今河水趋北，啮长堤而流者十余处，而堤外率多积水，恐难依元料增修长堤与创筑月堤也。可于北岸墙村决河入梁山泺故道，依旧作南、北两清河分流。然北清河旧堤岁久不完，当立年限增筑大堤，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军户，亦宜迁徙。今拟先于南岸王村、宜村两处决堤导水，使长堤可以固护，姑宜仍旧，如不能疏导，即依上开决，分为四道，俟见水势随宜料理”。

朝廷多次召集百官商议。尚书省认为梁山泺泥沙已经有所淤积，湖底已经升高，北清河河道又过于狭窄，黄河分流进入，会淹没山东州县的膏腴之地和盐场，即使增筑北清河旧堤也不能容纳全部河水。有的大臣们则认为黄河水势变幻莫测，并非人力所能控制，而且繁重的劳役会使山东之民困苦不堪。总之，朝臣们以种种理由加以反对。章宗也认为田栎的方案过于浩大，投入的人力过多、持续的工期过长，需“用二十万工，岁役五十日，五年可毕”，而且他还对因此工役将梁山泺故道的四千猛安谋克户进行搬迁也不满意。所以，田栎的方案被否决，最终采纳了王汝嘉的治河方案。但是，明昌五年（1194年）八月爆发的金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洪灾证明，田栎的方案优于王汝嘉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