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三苗是九黎之后，大概在屈家岭文化征服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之后才出现，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就是九黎，九黎被征服后，其余部号为三苗，一部分留在山西长冶县丹水一带，后来还尝试复国，建立过大黎国，直至西周才灭亡，史称西伯戡黎。另一部分被军队押送迁徙到甘肃三危，与后来的藏羌民族有关联，古史记载：羌之先，本三苗。还有一部分南逃至长江以南，在鄱阳湖地区形成樊城堆文化—大洋洲文化，商周时代成为扬越。
但是实际上三苗并不是简单被分为三部分了，有可能在北方可能长期存在，成为下层黎民百姓，“黎”就是古三苗的一个代称，比如华夏部落与九黎在河北逐鹿之战后，九黎覆灭，但河北地区百姓历史一直崇拜蚩尤，民间还有蚩尤戏，这方面有大量汉代及古代文献可以佐证。
商朝从盘龙城北迁到北方后，为什么要越过黄河定都安阳，因为在山东阳谷一带可能还残留大量三苗后裔，山东阳谷在古黄河的南岸，到郑洛一带基本都是陆地平原，商人无险可守。定都安阳后，商族西依险峻的太行山，北有恒水，南有漳水，东以古黄河为界，一山三水环抱之地，与黄河南岸的山东阳谷隔河对峙，就能有效防御他们的反叛。
所以三苗和华夏民族的交往是很深的，三苗在北方基本被彻底同化，而在南方，三苗利用地形得以独立保存，可能和商周时期的百越有密切关联，特别是晚期百越中的扬越。
蛮，是早期周人的南部周边民族的通称，最开始指代的都是藏缅系民族及一部分华夏民族。因为周人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越人的存在。
荆蛮生活在汉水流域，和鄱阳湖地区的三苗一点关系都没有，荆蛮上承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盘龙城文化，其商文化是陕西商文化京当类型的源头，商族因为洪水泛滥被迫北迁之后，留在江汉地区的商人称之为鄂人，鄂公为商朝三公之首，此乃东鄂，在商末周初，江汉地区洪水继续泛滥，终于成为云梦泽，已不适合大量人口留居，加上扬越的威胁和进攻，东鄂迁徙到汉水流域，与当地巴蛮、庸蛮（源自香炉石文化，属藏缅语系人群）隔汉水为居，其中一部进入南阳盆地，建立西鄂国。汉水流域集聚了大量商朝遗民，成为周人的眼中钉，故多次征伐，但是一直没有真正控制此地，而这些不服周的商人遇到周人大军来袭可能会以荆山汉水据险相抗。汉水流域的商文化因为和商王族分离了几百年，早期受到洪水的威胁，迁徙之后又受到鄂西北山脉的阻隔分割，加上与巴蛮、庸蛮相邻，故经济文化是比较落后的，也被西周称为荆蛮。
所以荆蛮是上古华夏部落之一，出现在商末周初，和三苗没有关系。
湘西地区有一种古老的文化叫高庙文化，时间很早，在8500年前出现。高庙文化只有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有，湖北没有。这种文化和岭南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有很强的联系。
在历史记载中，苗族是宋代才出现的民族，之前应该是汉书—南蛮传记载中的西南夷。根据汉书—南蛮传的记载，西南夷主要就在湘西、贵州，附带还有临近的四川、云南一部分，基本和高庙文化处于同一个地域范围内，所以高庙文化肯定和后来的西南地区的西南夷（汉书—南蛮传中提到的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及联系。
濮人这个称呼，最初可能是周人对长江以北一支藏缅族系的称呼，比如彝族的一支以前就叫俚濮，其后因分不清族群差别，可能把长江以南湖南高庙文化的后裔也称之为濮人。濮人这个称呼从此就变成百濮，既有藏缅族系，也有其他族系。高庙文化和岭南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有很强的联系，其实从湘西—贵州—广西、云南，是存在一条西南走廊的。高庙文化是早期通过这条走廊北上的族群，但在商末周初还有一部分人群也通过这条走廊从云南、广西北上，他们带来了籼稻种植，这群人也被称之为濮人。
也就是在商末周初的时间，一支百越人群，从东部迁徙到三峡地区，形成三峡地区特殊的悬棺葬。这支百越人群初期很强大，他们把百越人住高脚楼的习俗带给了西南地区，但是不久，巴人庸人夔人等藏缅族系缓过劲来，打败了这支百越人，一部分百越人融合入了藏缅族群中，比如彝族以前就叫俚濮，俚=黎=三苗=百越，就是说这支彝族是百越和濮人混合形成。还有彝族之前被称之为夷族，土家族之前被称之为白虎夷，上古夷越一体，说明彝族和土家族历史都有百越因素融入，而这两个民族都住高脚楼，高脚楼就是古百越习俗也证明了这点。
藏缅族系不但把百越人赶出了三峡地区，还向南追击到了湘西北和重庆一些地区，在汉代形成了武陵蛮，所以说武陵蛮的主体是巴人等藏缅族系。
剩下一部分百越人继续被迫南下，转移到湘西南地区，遇到商末周初北上的濮人，两者抱团对抗藏缅族系，形成了百越-濮僚共同体，这就是后来的五溪蛮，因为湘西南地区也在汉代武陵郡范围内，因此有人把五溪蛮也归入为武陵蛮中，混淆了两者，其实汉代的武陵蛮主要是藏缅族系，而五溪蛮属于百越-濮僚共同体，但是有没有藏缅族系融入到五溪蛮这个百越-濮僚共同体中？很可能有，比如沙摩柯是出生于今天川西南四川大凉山彝族自治州（古越嶲）的胡王，怎么变成了五溪蛮的首领，说明有部分藏缅族系可能受到汉人王朝的打压迁徙加入到了湘西南的五溪蛮中，但五溪蛮的主体应该还是百越-濮僚共同体。
唐宋时期，五溪蛮中百越-濮僚共同体开始分化出了仡佬（属百越语系）、侗族（属百越语系）、僚人（属百越语系）、俚人（属百越语系）、黎族（属百越语系）、苗族（属苗瑶语系）、瑶族（属苗瑶语系）。
同时五溪蛮的一部分继续南下，进入贵州地区，形成黔中蛮，又分化除了水族（属百越语系）、布依族（属百越语系）、贵州苗族（属苗瑶系）、倮倮（彝族一支，属藏缅系）等一些民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五溪蛮这个百越-濮僚共同体中，百越系民族占据了大多数，苗瑶系民族和藏缅系民族只占据了一小部分。今天我国大部分的百越系民族，都是从五溪蛮这个百越-濮僚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
但是苗瑶系民族中的苗族有很大一部分南下到了贵州，成为苗族主体和最大支系，历史上他们进入贵州以后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对该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毁灭性的烧杀抢掠和打击，成为朝廷眼中的苗乱苗患，因此宋代以后，到明清时期，苗开始成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泛称，比如侗族（属百越语系）、仡佬（属百越语系）、布依族（属百越语系）、倮倮（彝族一支，属藏缅系）等等。。。都被统称为各种苗，但实际上我们深挖一下，其实这些民族都出自原先五溪蛮中的百越-濮僚共同体。
综上来说，苗族是宋代才从百越-濮僚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民族，百越-濮僚共同体既有百越系，又有商周时期才北上的濮人，还有少量藏缅系，因此造成苗族三族混血的事实，是在文化、语言、常染上造成苗族自我相互矛盾的主因。
苗族是宋代才混血成功并分化出来的民族，既不是上古的三苗，也不是商周的荆蛮。
但是实际上三苗并不是简单被分为三部分了，有可能在北方可能长期存在，成为下层黎民百姓，“黎”就是古三苗的一个代称，比如华夏部落与九黎在河北逐鹿之战后，九黎覆灭，但河北地区百姓历史一直崇拜蚩尤，民间还有蚩尤戏，这方面有大量汉代及古代文献可以佐证。
商朝从盘龙城北迁到北方后，为什么要越过黄河定都安阳，因为在山东阳谷一带可能还残留大量三苗后裔，山东阳谷在古黄河的南岸，到郑洛一带基本都是陆地平原，商人无险可守。定都安阳后，商族西依险峻的太行山，北有恒水，南有漳水，东以古黄河为界，一山三水环抱之地，与黄河南岸的山东阳谷隔河对峙，就能有效防御他们的反叛。
所以三苗和华夏民族的交往是很深的，三苗在北方基本被彻底同化，而在南方，三苗利用地形得以独立保存，可能和商周时期的百越有密切关联，特别是晚期百越中的扬越。
蛮，是早期周人的南部周边民族的通称，最开始指代的都是藏缅系民族及一部分华夏民族。因为周人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越人的存在。
荆蛮生活在汉水流域，和鄱阳湖地区的三苗一点关系都没有，荆蛮上承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盘龙城文化，其商文化是陕西商文化京当类型的源头，商族因为洪水泛滥被迫北迁之后，留在江汉地区的商人称之为鄂人，鄂公为商朝三公之首，此乃东鄂，在商末周初，江汉地区洪水继续泛滥，终于成为云梦泽，已不适合大量人口留居，加上扬越的威胁和进攻，东鄂迁徙到汉水流域，与当地巴蛮、庸蛮（源自香炉石文化，属藏缅语系人群）隔汉水为居，其中一部进入南阳盆地，建立西鄂国。汉水流域集聚了大量商朝遗民，成为周人的眼中钉，故多次征伐，但是一直没有真正控制此地，而这些不服周的商人遇到周人大军来袭可能会以荆山汉水据险相抗。汉水流域的商文化因为和商王族分离了几百年，早期受到洪水的威胁，迁徙之后又受到鄂西北山脉的阻隔分割，加上与巴蛮、庸蛮相邻，故经济文化是比较落后的，也被西周称为荆蛮。
所以荆蛮是上古华夏部落之一，出现在商末周初，和三苗没有关系。
湘西地区有一种古老的文化叫高庙文化，时间很早，在8500年前出现。高庙文化只有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有，湖北没有。这种文化和岭南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有很强的联系。
在历史记载中，苗族是宋代才出现的民族，之前应该是汉书—南蛮传记载中的西南夷。根据汉书—南蛮传的记载，西南夷主要就在湘西、贵州，附带还有临近的四川、云南一部分，基本和高庙文化处于同一个地域范围内，所以高庙文化肯定和后来的西南地区的西南夷（汉书—南蛮传中提到的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及联系。
濮人这个称呼，最初可能是周人对长江以北一支藏缅族系的称呼，比如彝族的一支以前就叫俚濮，其后因分不清族群差别，可能把长江以南湖南高庙文化的后裔也称之为濮人。濮人这个称呼从此就变成百濮，既有藏缅族系，也有其他族系。高庙文化和岭南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有很强的联系，其实从湘西—贵州—广西、云南，是存在一条西南走廊的。高庙文化是早期通过这条走廊北上的族群，但在商末周初还有一部分人群也通过这条走廊从云南、广西北上，他们带来了籼稻种植，这群人也被称之为濮人。
也就是在商末周初的时间，一支百越人群，从东部迁徙到三峡地区，形成三峡地区特殊的悬棺葬。这支百越人群初期很强大，他们把百越人住高脚楼的习俗带给了西南地区，但是不久，巴人庸人夔人等藏缅族系缓过劲来，打败了这支百越人，一部分百越人融合入了藏缅族群中，比如彝族以前就叫俚濮，俚=黎=三苗=百越，就是说这支彝族是百越和濮人混合形成。还有彝族之前被称之为夷族，土家族之前被称之为白虎夷，上古夷越一体，说明彝族和土家族历史都有百越因素融入，而这两个民族都住高脚楼，高脚楼就是古百越习俗也证明了这点。
藏缅族系不但把百越人赶出了三峡地区，还向南追击到了湘西北和重庆一些地区，在汉代形成了武陵蛮，所以说武陵蛮的主体是巴人等藏缅族系。
剩下一部分百越人继续被迫南下，转移到湘西南地区，遇到商末周初北上的濮人，两者抱团对抗藏缅族系，形成了百越-濮僚共同体，这就是后来的五溪蛮，因为湘西南地区也在汉代武陵郡范围内，因此有人把五溪蛮也归入为武陵蛮中，混淆了两者，其实汉代的武陵蛮主要是藏缅族系，而五溪蛮属于百越-濮僚共同体，但是有没有藏缅族系融入到五溪蛮这个百越-濮僚共同体中？很可能有，比如沙摩柯是出生于今天川西南四川大凉山彝族自治州（古越嶲）的胡王，怎么变成了五溪蛮的首领，说明有部分藏缅族系可能受到汉人王朝的打压迁徙加入到了湘西南的五溪蛮中，但五溪蛮的主体应该还是百越-濮僚共同体。
唐宋时期，五溪蛮中百越-濮僚共同体开始分化出了仡佬（属百越语系）、侗族（属百越语系）、僚人（属百越语系）、俚人（属百越语系）、黎族（属百越语系）、苗族（属苗瑶语系）、瑶族（属苗瑶语系）。
同时五溪蛮的一部分继续南下，进入贵州地区，形成黔中蛮，又分化除了水族（属百越语系）、布依族（属百越语系）、贵州苗族（属苗瑶系）、倮倮（彝族一支，属藏缅系）等一些民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五溪蛮这个百越-濮僚共同体中，百越系民族占据了大多数，苗瑶系民族和藏缅系民族只占据了一小部分。今天我国大部分的百越系民族，都是从五溪蛮这个百越-濮僚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
但是苗瑶系民族中的苗族有很大一部分南下到了贵州，成为苗族主体和最大支系，历史上他们进入贵州以后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对该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毁灭性的烧杀抢掠和打击，成为朝廷眼中的苗乱苗患，因此宋代以后，到明清时期，苗开始成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泛称，比如侗族（属百越语系）、仡佬（属百越语系）、布依族（属百越语系）、倮倮（彝族一支，属藏缅系）等等。。。都被统称为各种苗，但实际上我们深挖一下，其实这些民族都出自原先五溪蛮中的百越-濮僚共同体。
综上来说，苗族是宋代才从百越-濮僚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民族，百越-濮僚共同体既有百越系，又有商周时期才北上的濮人，还有少量藏缅系，因此造成苗族三族混血的事实，是在文化、语言、常染上造成苗族自我相互矛盾的主因。
苗族是宋代才混血成功并分化出来的民族，既不是上古的三苗，也不是商周的荆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