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南渡北归》有关张自忠的讹传
张庆隆 张庆成
2016年03月22日09:29 来源：人民网-甘肃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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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还原历史，还是传播流言？
近来经友人介绍，见到一本当下的畅销书《南渡北归》(作者岳南)。当读完《序章 烽火照京都》后，我们不免颇为诧异，在注释部分有四页的篇幅，谈及卢沟桥事变后先祖父张自忠将军留平，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事。岳南先生指责先祖父“谋求日本人的欢心”，且“踏入泥潭”，同时岳南先生还将一些网络上的流言汇集在其中。另外，岳南先生就《南渡北归》一书对媒体讲，“我还是没有敢上来就是卢沟桥事变。那写谁？就把北京人骂了一通。开始骂北京人，再来骂冯玉祥，接着骂张学良，骂完张学良，骂张自忠、宋哲元，觉得基本差不多了，慢慢转过来，就言归正传。”他还表示：“有关卢沟桥事变和张自忠，我认为我是还原历史的。”(《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2月)
我们以为，在谈及先祖父张自忠将军留平一事时，岳南先生所写偏离了严肃的学术研究范畴，因此为还原历史，确有必要，依据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表明我们的看法。
一、关于所谓的“秘密潜往北平”说
岳南先生写道(并非引文)：“密约既签，张自忠在天津无法完成《香月细目》的规定内容，遂于7月25日离开防地，秘密潜往北平，未向军部报到，背着宋哲元和其他将领，与张璧、潘毓桂、江朝宗等一群亲日分子，谋划具体执行的方针大计，以谋求日本人的欢心。这是张自忠有汉奸嫌疑、踏入泥潭最显著的一步。假如就此打住，张自忠尚能为党国领袖和军民所谅解，可惜他没有就此止步，遂有汉奸之名附身，造成了后来无可挽回的痛悔之局。”(第一部《南渡》，第13页)
历史事实是，7月25日先祖父张自忠将军(以下简称先祖父)是奉宋哲元军长之命，离津到平。对此当时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多家报纸都有详细报道，如：《申报》、《中央日报》、《天津益世报》、《北平益世报》、《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北平晨报》、《京报》等，因此所谓“秘密潜往北平”说，纯属流言。在此特摘录部分媒体报道，以飨读者。
7月26日，《京报》的大标题为：“张自忠昨日由津来平谒宋”，《申报》的标题为：“张自忠到平谒宋”，《北平益世报》的大标题为，“张自忠昨奉宋召抵平”。《北平益世报》的报道具体内容如下：
【中央社天津二十五日电】卢沟桥日兵迄无撤退之意，闻当局对此事，现正在平与日方折冲中。张自忠奉宋哲元召，于二十五日下午五时由津搭车赴平。
【本市消息】津市长张自忠，昨因要公 ，应宋召于下午七时半，由津乘平榆车抵平，秦德纯、陈继淹、刘实夫、赵登禹、石友三等二十余人到站欢迎，张氏下车后，立偕秦等赴武衣库谒宋。
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北平市警察局长陈继淹、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等冀察当局要员专程到北平火车站迎接先祖父， 且先祖父到平后，立即面见宋哲元军长，显然“秘密潜往北平，未向军部报到”的说法，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另外，7月26日的《申报》上刊登着如下三条电讯：
【天津】张自忠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零五分，赴平谒宋报告，卢事善后，宋拟召冀察要人再加商讨。(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张自忠今晚由津抵平，谒宋报告在津与桥本晤谈情形，并有所请示。(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宋哲元廿五晚在进德社召集冀察各要人会谈，张自忠赶来参加，迄深夜尚未散。对时局问题，有重要商讨，与津日军部廿五日之会议，遥遥相应，同等重要。(二十六日上午一时急电)
25日夜发生了日军攻击我廊坊驻军的“廊坊事件”，26日，先祖父与宋军长、秦德纯、张允荣等开会商量应对办法(见1937年7月27日《中央日报》)，会后，先祖父与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就廊坊沖突进行交涉，并令天津的李文田副师长向日方交涉停止进攻(见1937年7月27日《申报》)。
27日，先祖父与宋军长、秦德纯一起会见蒋介石派来的特使刘健群和戈定远(见刘健群所著《银河忆往》一书)。
由此可见，先祖父到平之后，一直在忙于协助宋军长处理公务。我们以为，岳南先生所写的前提是基于流言，故其后所谓“踏入泥潭”的推论，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究竟是还原历史，还是传播流言，读者自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张某秘密潜往北平”的说法，最初见于1960年《文史资料》上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其后又被一些人在回忆文章中所用，如李世军(第一部《南渡》，第14页)、秦寄云等，这不免有以讹传讹之嫌。令我们颇为不解的是，《申报》、《中央日报》等报纸在各大图书馆并不难以找到，为何这种不实的传言，至今得以流行数十年，甚至出现在某些学术刊物上。
二、关于所谓的“逼宫”说
对于“逼宫”说，岳南先生在文中用相当篇幅引用了一些回忆文章，首先就是李世军，李说：
“宋哲元(27日)上午甫经发出愿与北平共存亡的通电，而下午四时张自忠突然离开天津跑到北平武衣库宋哲元寓所见宋，宋愕然变色地问：‘你来干什么？’(因宋在最后一次离津时，曾嘱张自忠坐镇天津，非有命令，不得离开，而张自忠竟于宋离开天津的第三天，秘密来平，与汉奸齐燮元、潘毓桂等暗中来往)宋哲元听了张自忠对他说‘有人说委员长(指宋)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不会再打’的逼宫表示，宋面色苍白，便一言不发地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的手条之后，匆匆偕秦德纯等二三幕僚，傍晚乘汽车离开寓所经颐和园、门头沟绕道退往保定。”就这样，“张自忠在汉奸怂恿拨弄下，逼走了宋哲元，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第一部《南渡》，第14页)
事实果如李世军等所说吗？非也！
7月28日晨，日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北平驻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殉国，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宋军长、秦德纯、冯治安师长、前军参谋长张维藩和先祖父共五人，下午在城东进德社(并非在城西武衣库宋宅)召开首脑会议，商讨应对措施。会上作出决定，奉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移驻保定，坐镇指挥” (见《秦德纯回忆录》)，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仅留下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和城北的独立三十九旅。宋哲元让先祖父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先祖父本不愿意，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后经宋军长责以大义，最终同意留在北平“维持十日”。(见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
以上是先祖父奉命留守北平的实际经过。1988年，本文作者之一的张庆隆赴台湾讲学，首次见到了刚刚解密的两封蒋介石密电。7月28日，蒋介石密电宋军长，令其“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蒋介石同时密电秦德纯、刘健群、戈定远，命令他们 “不论如何， 应即硬拉宋主任离平到保”。这两封存于“总统府”机要档案的密电，充分说明所谓“逼宫”说是根本不成立的。正如历史学家何兹全教授所说：“去保定，是蒋介石的命令，是宋的决定。这是明显的事实。当时是无人可以逼他作事的。”
对于7月28日下午的进德社会议，五位当事人之中，先祖父和秦德纯都留下了详尽的文字记述，宋军长也多次强调，他是“奉令移保”。另外，对于先祖父奉令留守北平一事，1962年秦德纯在台北对报界明确表示，“这三个代理害他不浅”。(见孙湘德、宋景宪编《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
所谓“逼宫”说是源于流言。人们注意到，首先，“逼宫”说的所有作者都不是当事人，如李世军当时在南京，萧振瀛则远在英伦；再者，“逼宫”说者都先以“张秘密潜往北平”和“突然见宋”这两条流言作为铺垫；另外，“逼宫”说者都对蒋介石当日的两封密电，讳莫如深。这些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三、关于对冀察政委会委员的任免
岳南先生写道：“宋哲元率部南撤后，张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擅自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熙哲、门致中、石敬亭等八委员开除，同时任命张璧、张允荣、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等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以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此为张自忠踏入污泥浊水的第二步。”(第一部《南渡》，第15页)
实际上，当时北平的报纸对冀察政委会委员的任免过程，有着详细的记载。
7月28日上午9时，潘毓桂就任北平市警察局局长(《世界日报》1937年7月30日)。下午，先祖父先后就任冀察政委会代委员长和北平市代市长之职(《世界日报》1937年7月30日)。
8月3日，先祖父以“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为由，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等八位冀察政委会委员开缺(《世界日报》1937年8月3日)。
8月4日，发表张允荣、张璧、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邹泉荪、陈中孚等八人为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世界日报》1937年8月4日)。
8月5日，先祖父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即赴医院调治”(《北平晨报》1937年8月6日)，至此，先祖父在北平一共维持了八天。
8月6日，先祖父将冀察绥靖代主任、北平代市长等所有职务一并辞去(《北平晨报》1937年8月7日)。
需要说明的是，从先祖父就职到免去秦德纯等八委员，这中间发生了一个事件。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 8月1日，先祖父在得知此消息后，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团长，要他们迅速突围，当晚二十七旅便撤离北平城(见《刘汝明回忆录》)。当日，先祖父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见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突围不成之后，先祖父为迷惑日本人，先免去八位委员，继而任命八位委员，然后便辞去一切代理职务，藏匿起来。
显然，岳南先生所写不是事实，而所谓“踏入污泥浊水的第二步”的指责则是没有道理的。
四、关于烈士证书
1982年4月16日，民政部为先祖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其后又先后给先祖父所部的张敬、洪进田、冉德明等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这是对正面战场上捐躯的中国军人的认可和尊重。
对于先祖父的烈士证书，网络上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流言，然而令我们不解的是，岳南先生竟将这些流言汇集于书中(第一部《南渡》，第16页)。对此，我们特作声明如下：
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张家族人(先叔祖自明、姑母廉云等)一直没有向政府提出批准烈士的申请。在1980年，姑母廉云辗转得知，政务院(国务院之前身)曾有文件规定，“国民党军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烈士范围内，于是便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1981年11月，经过核实后，北京市民政局向民政部请示(81民优字第286号)。1982年4月16日，民政部给先祖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后根据《民政部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民[1983]优46号)》，与先祖父一同殉国的张敬和洪进田、牺牲于临沂的冉德明等，先后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五、关于宋华玉先生所谓的公开信
岳南先生还将网上流传的所谓的“宋华玉致张廉云公开信”的部分内容汇集于书中(第一部《南渡》，第16页)。对此，我们特作声明如下：
2008年4月，姑母廉云收到了经由天津转来的宋军长之子宋华玉先生的一封私人信函。后此私人信函被别有用心地放于网上，成了所谓的“公开信”。
姑母廉云认为宋华玉先生的私人信件，居然成了公开信，实在不成体统，于是在当年的7月，她给宋华玉先生写了一封严肃的复信，其中对宋华玉先生所写一一作了答复，并对宋华玉先生进行了忠告。
另外，我们与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姑姑，与李文田将军的公子李平先生颇为熟悉，从未听说他们对张家有何不满与指责，我们确实不知，岳南先生所说的“国恨家仇，纠结在一起，虽是八十年过去，仍是扯不断，理还乱”，究竟源于何处？
六、流言止于智者
流言止于智者。还原历史，就应依据可靠材料进行认真的研究，就应对各种史料进行认真的辨析。希望我们的此篇短文，对关心当时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读者有所裨益。
张庆隆 张庆成
2016年03月22日09:29 来源：人民网-甘肃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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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经友人介绍，见到一本当下的畅销书《南渡北归》(作者岳南)。当读完《序章 烽火照京都》后，我们不免颇为诧异，在注释部分有四页的篇幅，谈及卢沟桥事变后先祖父张自忠将军留平，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事。岳南先生指责先祖父“谋求日本人的欢心”，且“踏入泥潭”，同时岳南先生还将一些网络上的流言汇集在其中。另外，岳南先生就《南渡北归》一书对媒体讲，“我还是没有敢上来就是卢沟桥事变。那写谁？就把北京人骂了一通。开始骂北京人，再来骂冯玉祥，接着骂张学良，骂完张学良，骂张自忠、宋哲元，觉得基本差不多了，慢慢转过来，就言归正传。”他还表示：“有关卢沟桥事变和张自忠，我认为我是还原历史的。”(《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2月)
我们以为，在谈及先祖父张自忠将军留平一事时，岳南先生所写偏离了严肃的学术研究范畴，因此为还原历史，确有必要，依据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表明我们的看法。
一、关于所谓的“秘密潜往北平”说
岳南先生写道(并非引文)：“密约既签，张自忠在天津无法完成《香月细目》的规定内容，遂于7月25日离开防地，秘密潜往北平，未向军部报到，背着宋哲元和其他将领，与张璧、潘毓桂、江朝宗等一群亲日分子，谋划具体执行的方针大计，以谋求日本人的欢心。这是张自忠有汉奸嫌疑、踏入泥潭最显著的一步。假如就此打住，张自忠尚能为党国领袖和军民所谅解，可惜他没有就此止步，遂有汉奸之名附身，造成了后来无可挽回的痛悔之局。”(第一部《南渡》，第13页)
历史事实是，7月25日先祖父张自忠将军(以下简称先祖父)是奉宋哲元军长之命，离津到平。对此当时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多家报纸都有详细报道，如：《申报》、《中央日报》、《天津益世报》、《北平益世报》、《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北平晨报》、《京报》等，因此所谓“秘密潜往北平”说，纯属流言。在此特摘录部分媒体报道，以飨读者。
7月26日，《京报》的大标题为：“张自忠昨日由津来平谒宋”，《申报》的标题为：“张自忠到平谒宋”，《北平益世报》的大标题为，“张自忠昨奉宋召抵平”。《北平益世报》的报道具体内容如下：
【中央社天津二十五日电】卢沟桥日兵迄无撤退之意，闻当局对此事，现正在平与日方折冲中。张自忠奉宋哲元召，于二十五日下午五时由津搭车赴平。
【本市消息】津市长张自忠，昨因要公 ，应宋召于下午七时半，由津乘平榆车抵平，秦德纯、陈继淹、刘实夫、赵登禹、石友三等二十余人到站欢迎，张氏下车后，立偕秦等赴武衣库谒宋。
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北平市警察局长陈继淹、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等冀察当局要员专程到北平火车站迎接先祖父， 且先祖父到平后，立即面见宋哲元军长，显然“秘密潜往北平，未向军部报到”的说法，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另外，7月26日的《申报》上刊登着如下三条电讯：
【天津】张自忠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零五分，赴平谒宋报告，卢事善后，宋拟召冀察要人再加商讨。(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张自忠今晚由津抵平，谒宋报告在津与桥本晤谈情形，并有所请示。(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宋哲元廿五晚在进德社召集冀察各要人会谈，张自忠赶来参加，迄深夜尚未散。对时局问题，有重要商讨，与津日军部廿五日之会议，遥遥相应，同等重要。(二十六日上午一时急电)
25日夜发生了日军攻击我廊坊驻军的“廊坊事件”，26日，先祖父与宋军长、秦德纯、张允荣等开会商量应对办法(见1937年7月27日《中央日报》)，会后，先祖父与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就廊坊沖突进行交涉，并令天津的李文田副师长向日方交涉停止进攻(见1937年7月27日《申报》)。
27日，先祖父与宋军长、秦德纯一起会见蒋介石派来的特使刘健群和戈定远(见刘健群所著《银河忆往》一书)。
由此可见，先祖父到平之后，一直在忙于协助宋军长处理公务。我们以为，岳南先生所写的前提是基于流言，故其后所谓“踏入泥潭”的推论，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究竟是还原历史，还是传播流言，读者自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张某秘密潜往北平”的说法，最初见于1960年《文史资料》上的《七七事变纪实》一文，其后又被一些人在回忆文章中所用，如李世军(第一部《南渡》，第14页)、秦寄云等，这不免有以讹传讹之嫌。令我们颇为不解的是，《申报》、《中央日报》等报纸在各大图书馆并不难以找到，为何这种不实的传言，至今得以流行数十年，甚至出现在某些学术刊物上。
二、关于所谓的“逼宫”说
对于“逼宫”说，岳南先生在文中用相当篇幅引用了一些回忆文章，首先就是李世军，李说：
“宋哲元(27日)上午甫经发出愿与北平共存亡的通电，而下午四时张自忠突然离开天津跑到北平武衣库宋哲元寓所见宋，宋愕然变色地问：‘你来干什么？’(因宋在最后一次离津时，曾嘱张自忠坐镇天津，非有命令，不得离开，而张自忠竟于宋离开天津的第三天，秘密来平，与汉奸齐燮元、潘毓桂等暗中来往)宋哲元听了张自忠对他说‘有人说委员长(指宋)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不会再打’的逼宫表示，宋面色苍白，便一言不发地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的手条之后，匆匆偕秦德纯等二三幕僚，傍晚乘汽车离开寓所经颐和园、门头沟绕道退往保定。”就这样，“张自忠在汉奸怂恿拨弄下，逼走了宋哲元，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第一部《南渡》，第14页)
事实果如李世军等所说吗？非也！
7月28日晨，日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北平驻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殉国，面对这种严重的形势，宋军长、秦德纯、冯治安师长、前军参谋长张维藩和先祖父共五人，下午在城东进德社(并非在城西武衣库宋宅)召开首脑会议，商讨应对措施。会上作出决定，奉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移驻保定，坐镇指挥” (见《秦德纯回忆录》)，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仅留下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和城北的独立三十九旅。宋哲元让先祖父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先祖父本不愿意，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后经宋军长责以大义，最终同意留在北平“维持十日”。(见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
以上是先祖父奉命留守北平的实际经过。1988年，本文作者之一的张庆隆赴台湾讲学，首次见到了刚刚解密的两封蒋介石密电。7月28日，蒋介石密电宋军长，令其“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蒋介石同时密电秦德纯、刘健群、戈定远，命令他们 “不论如何， 应即硬拉宋主任离平到保”。这两封存于“总统府”机要档案的密电，充分说明所谓“逼宫”说是根本不成立的。正如历史学家何兹全教授所说：“去保定，是蒋介石的命令，是宋的决定。这是明显的事实。当时是无人可以逼他作事的。”
对于7月28日下午的进德社会议，五位当事人之中，先祖父和秦德纯都留下了详尽的文字记述，宋军长也多次强调，他是“奉令移保”。另外，对于先祖父奉令留守北平一事，1962年秦德纯在台北对报界明确表示，“这三个代理害他不浅”。(见孙湘德、宋景宪编《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
所谓“逼宫”说是源于流言。人们注意到，首先，“逼宫”说的所有作者都不是当事人，如李世军当时在南京，萧振瀛则远在英伦；再者，“逼宫”说者都先以“张秘密潜往北平”和“突然见宋”这两条流言作为铺垫；另外，“逼宫”说者都对蒋介石当日的两封密电，讳莫如深。这些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三、关于对冀察政委会委员的任免
岳南先生写道：“宋哲元率部南撤后，张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擅自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熙哲、门致中、石敬亭等八委员开除，同时任命张璧、张允荣、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等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以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此为张自忠踏入污泥浊水的第二步。”(第一部《南渡》，第15页)
实际上，当时北平的报纸对冀察政委会委员的任免过程，有着详细的记载。
7月28日上午9时，潘毓桂就任北平市警察局局长(《世界日报》1937年7月30日)。下午，先祖父先后就任冀察政委会代委员长和北平市代市长之职(《世界日报》1937年7月30日)。
8月3日，先祖父以“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为由，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等八位冀察政委会委员开缺(《世界日报》1937年8月3日)。
8月4日，发表张允荣、张璧、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邹泉荪、陈中孚等八人为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世界日报》1937年8月4日)。
8月5日，先祖父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即赴医院调治”(《北平晨报》1937年8月6日)，至此，先祖父在北平一共维持了八天。
8月6日，先祖父将冀察绥靖代主任、北平代市长等所有职务一并辞去(《北平晨报》1937年8月7日)。
需要说明的是，从先祖父就职到免去秦德纯等八委员，这中间发生了一个事件。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 8月1日，先祖父在得知此消息后，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团长，要他们迅速突围，当晚二十七旅便撤离北平城(见《刘汝明回忆录》)。当日，先祖父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见秦孝仪主编《卢沟桥事变史料》)。突围不成之后，先祖父为迷惑日本人，先免去八位委员，继而任命八位委员，然后便辞去一切代理职务，藏匿起来。
显然，岳南先生所写不是事实，而所谓“踏入污泥浊水的第二步”的指责则是没有道理的。
四、关于烈士证书
1982年4月16日，民政部为先祖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其后又先后给先祖父所部的张敬、洪进田、冉德明等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这是对正面战场上捐躯的中国军人的认可和尊重。
对于先祖父的烈士证书，网络上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流言，然而令我们不解的是，岳南先生竟将这些流言汇集于书中(第一部《南渡》，第16页)。对此，我们特作声明如下：
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张家族人(先叔祖自明、姑母廉云等)一直没有向政府提出批准烈士的申请。在1980年，姑母廉云辗转得知，政务院(国务院之前身)曾有文件规定，“国民党军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烈士范围内，于是便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1981年11月，经过核实后，北京市民政局向民政部请示(81民优字第286号)。1982年4月16日，民政部给先祖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后根据《民政部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民[1983]优46号)》，与先祖父一同殉国的张敬和洪进田、牺牲于临沂的冉德明等，先后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五、关于宋华玉先生所谓的公开信
岳南先生还将网上流传的所谓的“宋华玉致张廉云公开信”的部分内容汇集于书中(第一部《南渡》，第16页)。对此，我们特作声明如下：
2008年4月，姑母廉云收到了经由天津转来的宋军长之子宋华玉先生的一封私人信函。后此私人信函被别有用心地放于网上，成了所谓的“公开信”。
姑母廉云认为宋华玉先生的私人信件，居然成了公开信，实在不成体统，于是在当年的7月，她给宋华玉先生写了一封严肃的复信，其中对宋华玉先生所写一一作了答复，并对宋华玉先生进行了忠告。
另外，我们与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姑姑，与李文田将军的公子李平先生颇为熟悉，从未听说他们对张家有何不满与指责，我们确实不知，岳南先生所说的“国恨家仇，纠结在一起，虽是八十年过去，仍是扯不断，理还乱”，究竟源于何处？
六、流言止于智者
流言止于智者。还原历史，就应依据可靠材料进行认真的研究，就应对各种史料进行认真的辨析。希望我们的此篇短文，对关心当时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读者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