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炯，高安人，中举后担任武宁县教谕，时在清朝雍正年间。清朝时各县设有“儒学”，为一县最高教育机关，内设教谕一人，训导数人。朱炯的兄长朱轼（1665——1737），字若瞻，号可亭，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经学家、文学家。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历任湖北潜江知县、陕西学政、奉天府尹、浙江巡抚、左都御史、刑部主事、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去世后谥为“文端”。朱炯担任武宁县教谕时，兄长朱轼已经为大学士。但是，朱炯身为高官的弟弟，却不愿意为人拉关系，体现了可贵的节操。朱炯，高安举人，任教谕事。大学士朱文端弟也。循循雅饬，若不胜衣。及与人论古今得失、是非，委曲详明，神色皆充。课士以忠信为基，不屑屑于声闻词章。时文端操守甚严，趋承者不得其当，炯司铎武宁，莫不欲借为梯缘。而炯朴讷如村人，诸达官不能识其面，往复江省，一苍头供茗药，焚香嘿坐，淡如也。后以母忧去。关于朱炯的生平，历史上并无其他记载。参考朱轼的生平，朱炯有一点很值得称道，那就是他从来不借助哥哥的权势为自己谋利地位和利益。朱轼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在康熙朝深得皇帝信任，从湖北潜江知县开始，做到了陕西学政、奉天府尹、浙江巡抚、左都御史，权力很大。但是，朱轼为官清廉，并不为弟弟谋取什么利益，而朱炯对这一点也淡然处之，致力于学问，以忠信为本，对为官捷径考科举也不热心，直到雍正年间哥哥朱轼已经贵为文华殿大学士，行使宰相的权力，位极人臣，他才考上一个举人，凭借自己的本事做了一个小小的武宁县教谕，官品只有正八品。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对于朱炯来说，完全不适用。朱炯的可贵操守，一方面当然是哥哥教导的结果。 史书记载朱轼担任浙江巡抚之日，以“清吏治、正风俗”两事为急务，说“察吏莫先于奖廉惩贪，厚俗莫要于去奢祟俭。”意思是说，要考察官吏，没有比奖励廉洁惩办贪污更重要的；要使风俗淳厚，没有比禁止奢侈、崇尚更要紧的。他下令取消巡府衙门的额外摊派，精简巡府的出入仪仗队。除了勤于政事，颇有政绩之外，朱轼的生活颇为俭朴，高安民间旧时流行的酒席“朱公席”，待客时多为四盘两碗，据说是朱轼宴请乾隆时所创。他自己潜心于理学，著有《周易注解》、《周礼注解》、《仪礼节略》、《历代名儒循吏传》等；而且学行合一，用自己的政治实践体现了理学家的人格修养，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好官。这一点，对家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朱炯的操守也是长期修养的结果。他潜心于儒学，尤其注重“忠信”，每次讲学讲到忠信精义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神色充盈，可见他已经把忠信化为自己的自觉修养。因此，他不重视科举，不急功近利，也就很好理解。朱炯担任武宁县教谕时，自己廉洁奉公，只有一个奴仆跟随，镇日以教导学生为事，空闲时就焚香默坐，从不介入官场的送往迎来。尤其可贵的是，他从不为别人拉关系。担任教谕时，哥哥已经是文华殿大学士，权倾朝野。对于很多达官贵人来说，结交朱炯以求跟他的哥哥朱轼套近乎，乃是一条做官的终南捷径。如果朱炯热衷于此，那么他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八品官，也一定会门庭若市、大收其利的。但是，对这些找上门来的达官贵人，朱炯却一概不见，视如不存在，从不接受别人的礼物，更不愿意为别人谋官。他自己深居简出，以至于很多达官贵人连见他面的机会都没有。朱炯不愿意为他人谋官位，按常理推断可能有两种考虑。一种是不愿意为哥哥找麻烦，维护亲人的利益，但是自己的利益却会得到保障；一种是真的廉洁自守，兄是兄，弟是弟，在事业上各走各的路，从不沾边。因为朱炯自己出仕很晚，而且官品很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性，而认定朱炯的一切表现，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