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针——>邓的世纪末翻两番借鉴了日本60年代池田内阁的10年收入倍增计划，制定者下村治有凯恩斯主义背景，计划采纳之前争议不小，坚持自由经济的吉田茂和大平正芳就觉得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的。后来确实被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中国先是说1981~2000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然后口径改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邓在1984年3月会见中曾根时，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985年3月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讲话又指出：【欧洲、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其继续发展都面临着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市场的问题。第三世界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就要受限制。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去年进出口贸易才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翻两番达到二千亿美元，中国对外经济技术交往就会大大扩大，就可以容纳更多的资金和商品。如果南方（第三世界）继续贫困，北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
人均资源占有的普及——>1979年，中国正式聘请日本前经济企划厅的官员大来佐武郎为国务院经济顾问，大来在报告中提出，中国人均资源较少，不建议走用资源出口换外汇之路。

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文化——>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文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日式企业管理的重点，有多个知名企业家声称自己的管理理念受到中国经典的影响，什么论语、孙子兵法、荀子等，应该跟他们的基础教育有关，岛国没有打倒孔家店，中国前几代人已经打倒了孔家店，所以对此会感到特别。改开后，中国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打算运用到国企改革中。1982年邓小平谈六五计划：【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规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来。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改革得好不好，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要议出几条办法出来，把真正的人才提起来，要加快这个步伐。各行各业，包括企业，都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问题的核心，20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1991年8月的谈话又强调：【还有一个问题，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的确是人才难得啊。你们从下面上来，左邻右舍，上上下下，接触广泛，了解的人多。你们觉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有缺点可以跟他谈清楚，要放手地用人。总的看，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我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
80年代很火的松下幸之助，在阐述自己经营观念的时候说：【还在公司规模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对职工们说：“如果有人问，你们那是做什么的？”就请你们回答：“松下电器公司是培育人才的。我们公司生产电器产品，但在出产品之前，首先培育出人才。”】【经营的组织、手段固然重要，但掌握并使之发生效力的仍旧是人，不管创造了多么完善的组织，引进了多么新的技术，如果没有使之发生效力的人，也就无从取得成果，也就不能完成其企业使命。】
索尼的盛田昭夫总结自己管理经验的这句话被引用到无比泛滥：【日本企业成功之道是人才，除此之外并无任何秘诀和不可言传的公式，不是理论，不是计划，也不是政府政策。】【你要发挥人的作用，就应把他们融为一家，对待他们像对待受尊敬的家人一样。】稻盛和夫同样专门论述过怎样做好人力资源开发的各种问题，举个例子，他讲怎样把工作能量注入到部下这个问题时，细致到了去划分命令与接收命令式的方式、鼓励的方式、用使命感把部下的士气提高到与领导同一水平，这几种做法各有多少成功把握。可见他平时在管理中注意这些东西，故有心得。那在几十年前，讲这个的还不多。总之，他们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优于制度设计，别的方面可能不一样，这方面倒是很一致。这种意识确实跟他们受的中国古典教育有关，举个例子，唐高祖李渊曾对臣下表示：【朕视卿如爱子，卿当视朕如慈父，有怀必尽，勿自隐也。】唐朝人写的政治哲学长短经认为：【臣闻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灭亡，并非法度过时的问题，而是御法者的问题。所谓法度就是先王们实践经验的总结，要不是用人不当，大道不会落空。】观点对不对不重要，这里也不是探讨对不对的问题。

80年代总结出来的日企三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制。因为把大企业塑造成大家庭，终身雇佣就是会侧面的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年功序列就是资历高者比较有地位，企业内工会就是矛盾不外扬，内部消化解决。一种说法，高速发展期间（如60年代日本经济总量年均增长11%），新工厂大量涌现，劳动力出现明显缺口，为了防止工人流动，出现了终身雇佣制。盛田昭夫在自传里认为终身雇佣制来自GHQ改造：【一个人一辈子在一个公司里工作的制度根本不是日本人发明的，那是人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说法。如果简单回顾一下终身雇佣制度——也许称长期雇佣制度更妥当些——这种日本式雇佣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这跟战后美国占领军制定的劳动法是分不开的。它规定今后雇主不得随意解雇被雇佣者。新劳动法的颁布虽然使公司解雇人变得十分困难，而且公司的花费也因此而增加，但这决不是什么坏事。在终身雇佣制的基础上，日本的经营者和从业员认识到了双方共同的利益，懂得双方要为共同的利益进行长期规划。日本人没有阶级斗争，大家互相协作谋求共同的福利。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公司成为一种近似于社会福利机构的实体。】如果他的解释对，日本重视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开发，一定程度上是企业主为了适应美国左派给他们定下的制度的反应。期间劳动三法颁布：《劳动组合法（即工会法）》（1946年3月实施）、《劳动关系调整法》（1946年10月13日实施）、《劳动基准法》（1947年9月实施）。占领军一开始就通过《劳动组合法》承认工会权利，1946年日本成立了会员几十上百万的大型工会组织，要求提高工资、反对解雇等，劳资关系紧张。1947年《劳动基准法》又提高了解雇的各种各样的成本。直到1949—1950年执行道奇计划（自由主义）与反赤化，日本制造企业才大规模裁员，陷入所谓稳定中的萧条。当时日产公司打算裁掉8500名员工中的2000人，付不起解雇费，向产业银行和地方银行借了8000万日元。这样看，战后日本的框架是美国左派主导制订的，外部因素上他具有保护劳方的倾向。既然解雇很困难，只好去做协调，协调方式依其传统用儒家式的，这里，人们从传统教育里接受的东西就得到了发挥。1984年，广东前书记任仲夷访问日本，记叙下这么一件事：【酋岛制作所年迈的总经理对我们说：“我自幼受的是儒家和佛教的教育，这些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我到欧洲去的时候，他们说，这老头是不是中国人？你们过去批孔，我很不理解。如果否定孔子，人们还能互相信赖吗？我对那些洋人不感兴趣，但对亲近的邻居中国有感情。我们两国应当一条心，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好了不管怎么说，终身雇佣制是日企发扬光大的。日本制造以质量著称，在近年先后爆出问题，原因被认为是90年代以来终身雇佣制的逐渐崩坏。
中国改开初期，人口太多，城乡差异过大，经济不稳定，没有形成长期雇佣的客观条件。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18%，1950年日本城市化率37.5%，日本起飞的基点高于中国。中国以前的国营企业相当于是终身雇佣制，但那是牺牲效率换来的，跟日本能提高效率的终身雇佣制不同，最终还是被抓大放小了。
中国工业企业数量最多的一年是1995年59.21万家，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宏观调控，导致诸侯经济的结果。1998~2000年亚洲金融风暴和抓大放小降临，工业企业下降到16万户，千万级工人失业。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2018年工业企业也才37.8万家，1995年的59万家实在太叠床架屋了，经历一轮破产兼并重组应该是必然走到的一步吧。
企业文化上，早期深圳最流行有本事跳槽没本事炒鱿鱼，并向内地扩散。中国没有仿效日本，却特别留意到了日企在被强加的长期雇佣框架中，激发出的强烈的人力资源开发意识。80年代，中国各地的国营厂长赴日考察，听取日本经济官员的报告，了解到日本企业这三神器与集体主义的特色。

同样改变人们的刻板印象的还有日企的平等主义，日企从物质待遇上到人事关系上尽量抹除层级差异，80年代日企总经理和公司新职员之间的年收入差最高的说法在10倍左右，放在世界上都是相当低的。这仍然和美国占领有关，盛田昭夫说：【战后实行的税制改革，使企业管理干部不大有可能增加工资的实收额。这是因为工资稍有提高立即就会加入到高额纳税者的行列，所以公司只好用住房津贴、上下班交通津贴等各项津贴帮助那些勤恳工作的人。今天，日本公司最高领导干部的实收入不过是大学毕业的新职员的7~8倍。日本没有像阿依亚科卡那样领取以亿为单位的巨额工资的人，公司也不给重要干部发类似库拉伊斯拉公司那样高达100万美元奖金的巨额红利。在日本，没有股份优先权，也没有所谓金伞（某公司吞并另一公司时，给被收买一方公司经营者一笔金额相当高的退职津贴），所以，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心理上，经营者跟从业员之间的隔阂要比别的国家小。我国的劳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平等主义。白领和蓝领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以上，明显在跟80年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作对比，日本人不服美国，就像现在的中国人。所谓战后税制改革，因为美国占领日本时两届民主党政府，崇尚累进个税这种直接税。于是让偏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给日本制定税改方案，把日本往所得税中心这个方向改。日本公司为了适应新体制，形成了平等主义，工资差距不大，真正的待遇差距体现在津贴补贴上。而儒家刚好也是中间偏左的社会学派，可以为此做说明。
日企的平等主义曾经强烈冲击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印象。所谓1亿中流，让中国意识到日本优势不止技术上，还在制度上。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让中国注意到孔家店的现代化能力，日本何尝没有？甚至是先驱吧。改开初，中国考察了一番当时在市场经济模式上有代表性的国家，前副总理谷牧建议邓走日本模式。
日本带领四小龙掀起了一股重新解释儒家的潮流，打败了新文化-五四运动涌现出的极左思潮。中国内地在否定文格后，加入了这一队列。
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价值观逐渐在社会上崩解，中国拿出了高度爱国主义替代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其灵感，来自日本和四小龙。

泡沫经验——>中日有四大差异，第一是中国国土面积超大，虽然有效面积没有看上去那么大，但还是比日本大10倍；第二是中国泡沫时期的城市化率不高，低于日本十几个百分点；第三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受户籍制度影响不够真实。第四是中国走香港模式，政府是最大地主（82年宪法城市土地国有化），由政府直接撬动杠杆，除了利率还可以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1970~1990年日本城市化率已高达70%以上，期间发生两次泡沫。2018年中国城市化率60%，而且由于二元户籍制度，中国的城市化率依靠候鸟型的增长、注水的。自然资源（土地、水）开发的本质是城市化扩张，日本泡沫经验并不能整个搬到中国头上。这方面中国距离日本还有大约10年的旅程。
一党专政的基础——>日本在1993年的55体制崩坏之前，接近于一党专政：自民党在朝、社会党在野。在朝的自民党在小泉之前，长期是偏左的政党，他们的一大传统政治基础在农村地区，通过农协联络农民，然后把公共资金用于地方开发和农业补贴来换取农民的支持。这方面中国用政治任务，自民党基于选举的需要而牺牲效率。更别说田中派/经世会/桥本派的公共政策（列岛改造计划、田园城市国家等）。所以三农和建筑业，分别都是中日高速发展期官方的政治基础和抓经济的惯用手段。
行政立法——>在政府透明化的改革中，浅水区的部分，有2008政务公开。这方面广东也走在前头，国家层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18年5月施行，《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于2013年1月施行。
那在立法上，设定只公开非盈利性质的内容。2011年8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政府公报、报纸、杂志、书籍等公开出版物，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
借鉴自《日本信息公开法》第二条（定义），本法中的“行政文件”不包括以下各项文件：官报、白皮书、报纸、杂志、书籍以及其他以向不特定多数人销售为目的发行的文件。
日用品山寨——>自然堂&资生堂，RIO微醺&三得利，无印工坊&无印良品，名创优品等&优衣库/大创/无印良品，兰池拉面&一兰拉面，等等，以及各种贴牌的仿冒品。中国政府默许侵权行为，人们提炼出哲学：先抄后超、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日本五六十年代也做过世界仿冒品工厂，接下来是小日本韩国。中国改开走日本道路，也重复了这一阶段。但应对的似乎不够积极。当时处于自由经济而兼有计划思维的日本倒是用过干预行为，自1955年日本制造商模仿西方的产品设计遇到阻力，通产省于1957年推出G-Mark（优良产品设计制度），以鼓励原创。1959年颁布出口产品设计法，对外观设计侵犯商标权问题进行认证管制。等等。
故事结构或影片风格——>日系悬疑推理，类型电影的翘楚。纯爱片也很有影响力。表现上，日系电影善于运用远景长镜头，就好像让静物表演无声的舞台剧。在陆港台里，台湾电影风格最为接近日系电影。比较明显又不太难看的有：台《九降风》，港《大追捕》，国漫（陆）《大鱼海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