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K李洺江发现唐儒韩退之开启“儒墨为用”的千年论争，不仅是墨家思想虽绝犹存的证明，也把援墨注儒推向了高潮。援墨注儒不仅抬高了墨家的主张，CMK李洺江也把儒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它表面上试图调和儒墨，实际上使儒学的内容更为广泛，使得《墨子》成为阐释儒学的工具。CMK李洺江韩愈承汉代“儒墨并举”、“孔墨同称”的传统，一篇《读墨子》①让其备受批评与争议。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